构建电影里的“中国故事”

徐刚

   在当代电影全球化拓展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的市场往往超越了一国之境。在此之中，票房收益固然是最大的市场逻辑，但电影本身所携带的一国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是潜移默化的“附带销售品”。这种“附带”的“销售”，使得电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解一国人民、一国文化的窗口，而在电影中塑造的国家形象也将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国的态度、看法和情感基调，从而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电影总是被称为“装在铁盒子里的文化使者”。电影始终都在其赚钱逐利的生意和陶冶情操的艺术角色之外，承担着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重任。

   电影所饱含的这种文化建构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当代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GDP的逐年攀升，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却难以根本改变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的命运。相比于“中国制造”在全球空间中的席卷之势，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却常常遭到误解。对中国而言，政治实力和经济总量等“硬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树立一个与此相匹配的“文化中国”的形象，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就一直艰难地行走在“走出去”的过程之中，然而它们却没有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太多建设性的贡献。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红高粱》、《黄土地》、《菊豆》、《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中国形象。这是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塑造，“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么多年，中国电影展现出可喜的变化，但也终究难以走出这种宿命的格局。

   最近，一向疲软的国产电影终于接连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继去年贾樟柯的《天注定》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之后，今年年初，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也在柏林“爆冷”摘得银熊，而演员廖凡更是获得“影帝”殊荣。这些重要奖项的获得，无疑显示了中国电影殊为不凡的艺术成就与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对于亟待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而言，这些奖项的背后，却也依然掩藏着一丝难言的隐忧与苦涩，这便集中体现在电影所传达的国家形象之中。

   比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天注定》通过几个彼此独立的故事，讲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因各种原因而走向杀戮或自戕的经历。电影虽因种种原因没能顺利上映，但电影鲜明的影像伦理，以及饱含道德义愤的社会批判，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中充斥的暴力。因此，尽管电影所显示的影像伦理和社会正义都足以使人钦佩，但这种社会批判的形式却是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那些经常混迹欧洲电影节的导演来说，他们显然早已习惯了投西方所好的影像表述方式，因而对于中国形象的把握难免刻板偏激。在此，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虽不像《天注定》那样激愤地批判现实，却同样显现出阴郁压抑的影像气息。风格化的情欲和悬疑让这部电影在艺术之外更具商业色彩。德国《明星》周刊认为，《白日焰火》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黑色电影。有媒体认为，《白日焰火》可能是柏林电影节上最令人哗然的中国电影，而该片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色调也过于暗黑。尽管较之早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白日焰火》的故事显得更加主流、更商业化一些，但它还是没能逃脱东方主义式“猎奇”的命运，为此，德国《时代周报》以“即使中国也会发生谋杀”为题来谈论这部电影。这也难怪，西方社会一向是以社会认识资料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电影的，这便是我们的隐忧与苦涩的来源。

   反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从最初的《英雄》、《夜宴》等商业大片，到如今的《天注定》、《白日焰火》等艺术电影，其叙事的基本价值和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不仅如此，就价值观而言，最近流行的商业电影也存在着诸多瑕疵，比如那部创纪录地席卷票房的电影《泰囧》，在其结尾之处，颇为赤裸地在金钱、理想及明星化的世俗欲望之间建构联系，这不禁令人忧心忡忡；同样，最近的电影《全民目击》一味追求情节斗转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不惜运用富人的大获全胜，来违背电影的叙事正义；而《小时代》系列电影虽展现出“励志风貌”，却也鲜明呈现出“金钱奴隶制”哲学的负面意义。这些电影都沉沦在拜金主义的风潮之中，其价值和形象都难以令人满意。

   现实的形势与文化的状况，总是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如何参加现实文化的积极建构，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在此情形之下，如何以电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也显得尤为重要。而按照学者李云雷的说法，在正面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电影来获得自身的文化自信，以积极的方式顽强讲述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并能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所谓电影里的“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这要求我们善于运用“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以从容平易的影像叙事来正面阐释中国，而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任重道远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白日梦”

    ①白日做梦，一向是个带有嘲笑、挖苦和讽刺意思的贬词。殊不知，常做白日梦的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凡夫俗子和超尘拔俗者。一个懒汉，每当他穿过荒野总是幻想能踢到裸露在地表上的一块黄金而成为富翁，这便是典型的世俗白日梦；而超尘拔俗的“白日梦”则往往是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的发酵。第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些杰出的醒着做“梦”的人。

    ②牛顿就是这种人。他因看到苹果落地而联想到月球绕地球的运动，联想到苹果的加速度同月球的加速度是同属一类的观念，发现重力仅仅是万有引力的特例。牛顿作这一从地到天的联想需要有何等宏伟的想象力啊！在常人看来，那仿佛是疯狂，是幻觉，是梦中才会出现的情景。

    ③物理学的理想实验按其性质也是绝妙的“白日梦”。惯性定律就是一个。因为它不能直接从现实世界中的实验得来，只能从观察中再根据想象和推理做出。我敬爱爱因斯坦，就是出于我把他看成是个白日梦幻者——理想实验大师的缘故。

    ④艺术作品的“白日梦”性质更突出。浪漫派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爱梦幻世界远胜于爱现实世界。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好，因为它更富于理想性，更接近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境界。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哲学家也是醒着做白日梦的人。老子的梦是有关宇宙的本原和根本法则，即不可捉摸的“道”。柏拉图将人比作洞穴中被捆缚住、只能朝前看的囚犯。其身后有一堆火，他们只能从墙上看到自己和身后物体的影子，并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当一名犯人逃到阳光底下，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世界时，才认识到他过去一直被影子所欺骗的。真正的哲学家正是从洞穴中逃到真理阳光下的囚犯。

    ⑥精神病患者的幻觉症也是一种白日梦。那么，它同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白日梦有何不同呢？区别之一是：前者是个不可逆过程，后者是可逆过程。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创作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最后又能落脚到现实世界。当舒曼的《梦幻曲》一回到现实，萦绕在千万人的心坎，人们即能分享到“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美感和魅力。精神病患者自认为是女皇的幻觉则是不能实现的，别人无法同它发生共鸣。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读经和反对读经，曾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文革十年，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改革开放后，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由于所经历的“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

    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汉代中期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来，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是几千年以来一直传下来的，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

（摘编自刘梦溪《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更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奈》），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歌词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真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一波三折。据说，在人类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时候，唱歌就作为一种本能的娱乐方式出现了。千辛万苦弄到只小野猪大野牛，终于有肉吃了，别急，篝火晚会先。《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

    歌词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劳动监督。《淮南子》中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大家一起抬一块巨大无比的木头，前面的人有节奏地喊着号子“嗨哟”，后面的也紧跟着喊“嗨哟”。大家一起用力，发扬蚂蚁搬山的精神，同时谁也别想偷懒。

    歌词与诗最早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当“诗”明明白白还是“歌”的时候，它的地位绝对是高得让人没话说。所以孔夫子就教导人们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礼并举可见其意义重大，不掌握两首流行歌词，就没法开口与人交流，那也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了。

    歌词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阶段，是由政府出面正式成立了皇家音乐学院——乐府。有人将其归功于那位会唱歌的皇帝——汉武帝，他创作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在当年也是唱红大江南北的。但乐府的首创权确实不属于他，出土的秦朝乐器上就已经刻有乐府字样。只是汉武帝的乐府正式明确了它作为歌词收集兼创作中心的职业化趋势。

    后世皇帝中“最佳歌词创作者”的桂冠恐怕非南唐后主李煜莫属了，现今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数十篇歌词，可以称得上篇篇佳作，字字珠玑。

    到了宋代，歌词创作更是盛极一时。但不知怎么回事，它怎么搞都弄得不像正经行当。词甚至一度沦落为厕所文学，据说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宋初有个叫钱惟演的人只有在如厕时才读词。显而易见，这词的地位眼看着是每况愈下了。至于作者，柳永因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被皇上赐了“且去填词”，不得不去当了专业的歌词创作者。黄庭坚的“淫词艳曲”被人责为要下“阿鼻地狱”，秦观的小词被讥讽为“娘娘腔”。到了清代，受乾嘉考据派的影响，这种小词也被人赋予了“微言大义”，把宋人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块轻松地弄得又紧张起来，把好端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高唱“我爱你，你爱我”的场所政治化了。

    今天的宋词读者绝大多数正是冲着宋词那副“不正经”的腔调去的，而那些“不正经”的腔调，上有《诗经》的“郑卫之风”顶着，下有元曲垫着，倒是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他的那句“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正说出了宋词的关键——风情。如果没有了风情，宋词的吸引力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选自侯皓元《宋词是黄昏的窗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