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发表，同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后，路遥成为“在广场上生活”的公众人物，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

    《人生》走红后，社会上还有一种论断，认为它是路遥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路遥也非常清楚，《人生》是自己创作难以逾越的横杆。《人生》走红时，路遥才三十出头，正处于精力旺盛的文学创造期，他怎能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余生？路遥是位心性要强且格外理性的作家，他在无数焦虑失眠的夜晚警告自己，必须摆脱热闹的“广场式生活”，进行新的文学创作，一定要跨越《人生》这个横杆。

    事实上，路遥不是没有担心。他最长的作品就是十三万字的《人生》，这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他缺乏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而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小说的创作，既需要文学才情，更需要不懈的坚持；既需要合适的创作技巧，也需要合适的题材。长篇小说应该是一位作家胆识才力与意志力的综合体现。对此，路遥十分清楚。他不愿躺在成绩簿上生活，他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他决定到毛乌素大沙漠去走一遭，在那里进行自己新创作的“誓师”。毛乌素大沙漠在陕北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连接，天然地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路遥自从年轻时到过毛乌素沙漠后，他就迷恋上这里的一切，对毛乌素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真实地记录了他对毛乌素沙漠的理解：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开阔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够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为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是的，作为对象化的客体在作家的审美中已经投注了作家的主体情感，赋予了作家的情感与思考，而不再单纯是一个无生命的存在物。路遥眼中的毛乌素沙漠，是其观照自己生命质量的一面镜子，是其顿悟人生的一个道场，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正是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路遥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在那里补充生命的能量。

    这不，路遥在人生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再次背上行囊从省城出发，北上陕北榆林，直扑毛乌素沙漠。路遥明白，这次到毛乌素沙漠不仅仅是朝拜，更是要在那里郑重宣誓，告别过去，开启未来。“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理……”

    路遥来到毛乌素沙漠后，在这个空阔的大沙漠里想到了很多很多，他想到准备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可能将耗费数年，但他必须甘于寂寞，甘于在文坛上“消失”；他甚至还想到可能要承受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的失败……种种心绪浮出脑际，种种问题又被他一一排除。在这次孤独的沙漠宣誓仪式中，路遥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用尽全部心血创作一部属于自己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他这个人就是神圣文学的信徒，他要从一无所有的毛乌素沙漠郑重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目的地迈进。

    这次沙漠誓师，是1983年的事。之后，路遥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创作长篇小说的准备工作中去了。五年之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了。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平凡的世界》，许多城市还出现了排队购买这部作品的现象。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荣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终于向文坛证明，他是可以超越《人生》这座高峰的！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路遥（1949－1992），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百度百科）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遇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日，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以马驮载。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20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办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属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相关链接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惧，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②军人—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澜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屠岸：诗歌是我的圣坛

    在《诗爱者的自白》一文中，屠岸写道：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

忆起自幼对诗歌的迷恋，屠岸说，这是受到母亲的影响。那时家中有一副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下半联描述的就是母亲教他古诗的情景。

    屠岸的母亲屠时是常州的才女，擅诗、书、画、音乐，尤其在诗词丹青方面，造诣颇深。母亲从他小学三年级开始，每晚教他吟诵古诗文。母亲的吟诵是按照家乡常州的吟诵调，抑扬有序，疾徐有致，像动人的音乐。14岁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母亲日夜守候，并吟诵诗词给他听，当她吟颔联和颈联的时候，我感到她的嗓音中放射出一种特异的感情色彩。从母亲的吟诵中感到的心灵震颤，至今仍会在他心头再现。

    稍长，他开始倾心于白话新诗和外国诗歌经典。高二时，他从表哥在光华大学英文系所学的英国文学作品选读中，抄下了一百多首英诗，一首首研读，用了两年多时间研读了一遍，有的诗篇烂熟于胸。

    出于对英诗的浓厚兴趣，读大学时他集中精力投入诗歌翻译。1946年，他的译诗稿开始投向《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唐弢对这个23岁的大学生的译作甚为重视。诗人里尔克的《寂静的时候》、麦克里的《在弗兰特的旷野》、斯蒂芬斯的《憎恨》，6个月中，他在《笔会》上发表了15篇作品，高密度的发表，给了年轻的屠岸以巨大鼓励。

    诗歌，使他沉醉、痴迷、狂喜，也因为诗歌，使他在困苦岁月里得到精神的慰藉。在文革最暗淡的时期，是诗歌使他获得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

    他犹记得当年在干校劳动，每当割高粱时心中总要默诵英文诗歌，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汗流浃背，但身心痛快。挥臂割完高粱，还要用手镰把高粱穗从秆上扦下，他时常一面默诵济慈的《秋颂》，一面扦穗，节奏舒缓，心态平和。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是抄不走的。屠岸说。

    他还常以诗歌来恢复心灵的安宁。1980年代中期，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一度彻夜失眠。有一夜，他偶然睡着了，醒后回忆，睡前正在默吟白居易的《琵琶行》，沉浸在诗的氛围里，无意中进入了久违的梦乡。从此，他时常通过默吟来召唤睡神，或杜甫、白居易，或莎翁、济慈，默诵使他平静安宁。

    屠岸爱诗，也希望自己的后辈懂得欣赏好诗。在他的建议下，曾有几年，家中每周或每半月举行一次诗会，以小外孙的名字命名为晨笛家庭诗会。全家聚集一堂，欣赏古诗和新诗。

    家庭诗会中，屠岸先生用祖传的常州吟诵调吟诵古诗词，必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常州方言的声调体系与中古汉语声调体系接近，能保留古诗文的音韵美。2008年，常州古诗词吟诵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定的常州吟诵调代表性传人有三位：赵元任，周有光，屠岸。从这年冬天起，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安排下，每周进行一次录音，他的心愿就是让这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

    晚年的屠岸丝毫没有暮年颓唐的心绪。“我每天想的是赶快做，每天做的是赶快写。我还要向前行，不能放下我的笔，我不能停下我的步。”1941年，18岁的屠岸第一次发表诗作《美丽的故园》．如今，91岁的屠岸先生每天仍坚持工作、阅读。

    诗歌创作70余载，他至今仍感到“写诗的冲动始终存在，没有退潮”。有时已经上床入睡，如果出现诗思，立即起床把灵感记下。屠岸说，自己的创作方法是抛开思维定势，带着新鲜的眼光看待、观察熟悉的世界，从中发现新鲜的东西并用新鲜的语言加以表现。“没有新鲜感就没有诗，我每天看到东西都是新鲜的，太阳存在亿万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婴儿，去拥抱生活。把每一天看做新的生命的开始，就不会萎顿、不会沉沦。”屠岸始终喜欢接受新事物，像年轻人一样投入地工作。他推崇常州话里的“老合小”，希望自己“虽然肉体老化，但如果还天真烂漫，就不会感觉到老”。

    屠岸也没有停止翻译，小女儿章燕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父女俩合作出版了莎士比亚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失贞记》、狄金森诗歌选《我知道他存在》等，有的是共同翻译，有的是女儿翻译后，屠岸修订。

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有丰沛的诗情，屠岸先生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红树黄花浸透了的丰盈，如同他在《树的哲学》一诗中所写：“我﹣﹣/愈是深深地扎下/愈是高高地伸展/愈是同泥土为伍/愈是有云彩作伴……我于是有了粗壮的树干/美丽的树冠/我于是长出了/累累果实/具有泥土的芳香/像云霞一样/彩色斑斓”。

相关链接

①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所写：“屠岸是执着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圣洁、欢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诗也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一种不做作的诚挚的童心。”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北大有个教授叫王瑶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指引，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王瑶（1914﹣1989），字昭深，山西平遥人。现当代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师从朱自清，致力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有《中古文学史论》。

②“在我看来，王瑶师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鲁迅式’的学者，‘鲁迅式’的知识分子。”《治学精神与人格力量——悼王瑶师》钱理群

“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幼年熟读经史，在南开受新式教育，喜读科学，在美初习电机工程，任教清华后专研物理。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却又重温中国经史典籍，于中西文化密切接触体会中，融合中西学问之精华。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园任教，工作半年后，回到天津，去见恩师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他的夫人韩咏华感慨地说：“月涵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地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可倒好，这一忍耐，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理科和工科，执教清华初期，教的是物理、数学、英文等课程。梅贻琦早年的学生浦薛凤回忆说：“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联系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后曾执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施嘉炀回忆说：“我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高等科二年级学习时，梅贻琦先生是我的物理学老师。现在回忆起来，梅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关心的，他经常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做实验，并且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为学生解释课本上和实验中的疑难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靠人格魅力，并以自己为榜样，言传身教，如春风华雨，润物无声。梅贻琦就是这样，熏陶了一大批清华学子。他最初的教育教学活动，为他以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华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从1928年到1931年，罗家伦等几任校长像走马灯，时间长者如罗家伦为两年，短者两三个月，有的派来的校长甚至连清华校门都进不了，被师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贻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任清华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民国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其同意后，于九月廿三日提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民国廿年起，他继续任清华校长达卅一年之久，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他对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是国际学术界有名的“寡言君子”。 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有了他的这些主张，才有今日之水木清华。

    从1931年至梅贻琦逝世，他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像胡适那样有名气，为何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长期治校而无反对者、驱逐者，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这正好印证了霍宝树对梅贻琦的印象：“先生处理公务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则谦诚恳切，和蔼可亲。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着。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

（选自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语）

②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给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终生，我决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钢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设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期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教十名专轰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埋想。

（摘编自《中03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相关链接：①邓叔群（1902-1970），中国真菌学家．福建福州人。曾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农学院和和东北农学院院长、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高等真菌》《中国的真菌》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自幼被外祖母严氏收养。她教我劳动，晓我勤俭，并以民族英雄岳飞、成继光、林则徐等人的事迹勉勘我；教我做人要坚贞不屈、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这一切促使我从小就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奋斗终生。（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邓叔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