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让我更强大

赵建

    ①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危机之于企业就如同疾病之于人生，是无法避免的。有的企业会在“疾病”的冲击下轰然倒塌，而有的企业则会经过“救治”而完好如初，甚至更加强大，毫无疑问，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正属于后者。

    ②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曾经历过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在那一次危机中，绝大多数网络企业都曾受到冲击，资金快花完了，投资也没了，更找不到所谓的赢利模式，很多网站都因此而倒闭，可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马云及其团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显示了极强的化解危机的能力。

    ③面对互联网的寒冬，马云当机立断，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撤站裁员，启动了后来被马云称作“回到中国”的战略收缩。这次撤站裁员进行得可谓惨烈至极，但也暂时化解了阿里巴巴的寒冬危机，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随之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次撤站裁员使阿里巴巴员工士气大落，公司会不会就此走向衰落？这成了许多员工的心病。

    ④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在首席运行官关明生的协助下，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 ”，做了三件大事：“延安整风运动”——给员工灌输价值观，“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员工，“南泥湾开荒”——提高销售人员能力。

    ⑤此外，为了保持企业价值观的延续性，马云还特意在阿里巴巴内部推行师徒制，新进职员都会得到指定师傅的帮助。师傅通过言传身教，让这些“毛头兵”迅速地成长成熟。

    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一系列的危机公关，使阿里巴巴员工的士气得到了迅速回升，上下一致，士气高昂，共渡难关，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而2003年那一场让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的“非典”危机，则再一次彰显了马云化解并利用危机的超强能力。

    ⑦当时，阿里巴巴一位外出广州公干的员工在回到杭州后，被确诊为“非典”患者，而阿里巴巴本部也迅速被杭州市政府列为重点防范对象。消息传开后，本部大楼里的员工纷纷外逃回家。到了第二天，公司的办公区域被完全封锁，员工也都被隔离在家。阿里巴巴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⑧就是在这样的四面楚歌中，马云不仅没有被“非典”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击倒，反而化危机为转机，在危机中抓住了大商机，在危机中实现了大飞跃。他先亲自给员工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以示安慰和鼓励，激起了员工的斗志；再改集中办公为分散办公：员工们在各自家中工作，公司领导则在网上遥控，实行网上指挥，网上管理。另外，他还利用人们由于传统的销售渠道封闭而将视线转移到互联网的时机，大力推行电子商务，试验网上生存网上交易，同时为客户化解了危机，一举把互联网产业从冬天带到了春天。

    ⑨企业家如何生存和取得成功，这其中存在多种因素。眼光、境界、智慧、谋略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有时候，意志、韧劲、抗挫折能力、化解利用危机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⑩关于如何在危机中坚持下来，马云这样说道：“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托尔斯泰的眼泪

余杰

    ①年轻的艺术家夏里亚宾跟友人、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一起去看望托尔斯泰。夏里亚宾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要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面对这样一位以其语言和思想令世人激奋的巨匠。以前我只是从画像上见过列夫·托尔斯泰，现在是活生生的本人。”以前，他从照片上得出的印象，托尔斯泰不仅是精神的巨人，而且身材魁梧：高大、健壮、宽肩阔背。但是，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却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托翁亲切随和地向他伸出手来，小伙子感到非常害羞。即使是比夏里亚宾年长的拉赫玛尼诺夫，也感到很紧张，双手冰凉，小声说：“如果让我演奏，真不知怎么办——我的手都冻僵了。”

    ②果然，托尔斯泰请拉赫玛尼诺夫弹一曲。夏里亚宾忐忑不安，看来自己也要被点将唱歌了。不出所料，托翁让两人一起表演歌曲《老伍士》。托翁恰好坐在他的对面，两手插在短衫的皮腰带里。夏里亚宾有时无意中把目光投向托翁，发现托翁兴致勃勃地盯着自己，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当夏里亚宾含着泪水唱出将被枪毙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回到家乡吧。托翁抽出手来擦去了流下的两滴眼泪。

    ③许多人把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托尔斯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巨人，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那一串眼泪让我们窥见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脆弱。在听演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托尔斯泰”来看待，他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演唱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这时，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听众。正是在这种平常的心境下，他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才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流泪的托尔斯泰比海伦还要美丽，我觉得。

    ④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是年轻的秘书费·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热情的崇拜者，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在《列夫 ·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中回忆到第一次到托翁家的情形。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穿着西伯利亚式的毡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走进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他说，“你来了，我需要您的帮助……”片刻之后，托翁关切地问：“您的嘴唇怎么这么干哪？您不舒服吗？”布尔加科夫回答说，可能是累了，因为晚上在车厢里没有睡好。“那你就躺着吧，”托翁指着沙发对布尔加科夫说，“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当我读到这个片断时，久久不想翻过去。这是一座怎样的大山啊，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高度。有的半高的山，很有些凌人的气质，做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⑤看看真正的大山吧——这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最高成就的老人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一见面，托翁就把年轻人当作家里人。托翁面对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就像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一样。托翁真不愧是大作家，一个照面就发现了年轻人干裂的嘴唇。那句问候，真是让人如坐春风。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

    ⑥那些汗牛充栋的颂歌，在这样一些细节面前轻如鸿毛。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

（选自余杰《托尔斯泰的眼泪》，有删节）

从超越自我到贡献大美

张焱 刘亦凡

    1961年，刚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毕业的叶廷芳留任助教，三年后，又随恩师冯至从北大调任社科院外文所。

    在外文所，叶廷芳第一次从内部发行刊物上读到了在当时被视为“毒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包括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作品。

    “我看了这些‘颓废派’作品，觉得它们并不颓废啊，里头甚至还有些很健康的东西。”对当时主流定性的怀疑，促使叶廷芳萌发了翻译、研究现代派作品的念头。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以后，爱好诗歌的叶廷芳曾一度将德国诗人海涅作为研究重点，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提纲，请时任外文所所长的冯至给予指点。

    冯至浏览提纲后，向叶廷芳传达了一个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希望研究人员能研究一些新鲜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不要总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

    火花在叶廷芳的头脑中瞬间点燃：“卡夫卡、迪伦马特对于大家来说不是比较生疏吗？大家对他们的作品甚至还有误解。”他思忖再三，决定放弃从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领域，转而关注小说与戏剧。

    1978年，叶廷芳在国内率先翻译了迪伦马特的戏剧代表作之《物理学家》，很快被上海的《外国文艺》发表，并迅速被上海戏剧学院采用，交给表演系毕业班排练、演出，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应。叶廷芳花费两个月时间，洋洋洒洒挥就一万多字，将介绍与小说一起，发表在1979年的《世界文学》第期上。

    叶廷芳认为，卡夫卡艺术上的深刻不仅在于敏感地觉察到了20世纪之后世界文学与哲学的潮流和走向，更在于怀揣着自身的负疚意识，写出了人性当中的多重可能。而后者，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乏的。

    叶廷芳认为自己与卡夫卡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层面，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共振”。

    “比如说《变形记》里，格里高尔本来是家里得力的生活来源提供者，后来他病了﹣﹣‘变形’是病的一种喻意表达﹣﹣不能再给家里提供生活来源了，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慢慢变了。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无孝子’，一个人病久了，对家里没有好处了，家人与他的关系也就慢慢淡漠了。”

    《变形记》里的情节时常让他感怀于年少时自己在家中的处境。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州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叶廷芳十岁那年的一次贪玩，断送了一条左臂。

    致残后，父亲对叶廷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有不高兴的事情就拿他来出气。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见父亲的表现，也慢慢改变了对待他的态度。“我在家里落到了最底层，谁都可以随便来骂我、歧视我。”叶廷芳说。

    像卡夫卡一样，叶廷芳越来越害怕父亲，畏父情结加上社会歧视，造成了他一度的自卑心理，同时又孕育着他的某种叛逆情绪。

    自卑心理转变的契机，是一次违抗父命擅自“逃家上学”的举动。

    1949年初，小学毕业后，叶廷芳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考虑升中学的事，因为当时社会对残疾人还抱有普遍的歧视态度，公立中学不可能接收他。

    解放后，考虑到自己以种田为生确有困难，叶廷芳决定去报名处一试。可是，老师看到叶廷芳的身体状况后连连摇头，拒绝他报名。叶廷芳在走廊里转了几个来回，心里不服气，就去问老师：“不是都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了，怎么对待我还是一样的呢？”这一问让对方愣住了，说：“让我们重新讨论一下。”讨论的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考。”

    叶廷芳终于走入了梦寐以求的课堂。此后的十余年，虽有挫折，叶廷芳再没有放弃过对学业的追求，一路读到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

    从初中起，叶廷芳就利用寒暑假组织村里的年轻人，为缺乏文娱生活的乡亲们建起了一个戏剧班子，叫“农村剧团”，利用当地流行的越剧曲调来填词，义务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改革开放以来，在德语文学研究之外，他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并尝试通过传播来启悟民众。例如在圆明园复建的问题上，叶廷芳曾连发数文，主张保持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原貌和“废墟之美”，强烈反对复建。他认为拼命花钱修旧如新、大拆大建，是对文物的破坏而非保护。

（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一直都在努力去做一切我能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会做可能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我还是要努力去做，因为这对于一个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叶廷芳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 ， 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草婴：一生只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赵兰英

    草婴本姓盛，名峻峰。草婴是他194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译作《老人》的笔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婴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这个笔名伴随他一生。草婴就像一颗生命力顽强的草，一生数次遭遇厄运，但他一次次闯过来了。支撑他穿闯过难关的是什么？是他品格中造就的坚韧和执着，是他内心充盈的从容和淡定。

    14岁那年，草婴考上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这是英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主修英语。可是草婴不满足，还想再学一门外语。那个年代的中国，苏联是进步、光明的象征。草婴看到一些关于苏联的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非常兴奋，由此产生强烈愿望：学好俄语，把它们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人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在一次社会活动中，草婴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姜椿芳是一个俄文通，知道草婴在学俄文，便热情地给予辅导。1941年8月，上海地下党和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周刊出版，主要登载有关苏德战争的电讯、特写、通讯、述评及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姜椿芳是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那时，上海没有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翻译一些稿子。草婴显得不自信，姜椿芳鼓励他：“翻翻就会了，你翻好后，我来校阅。”由此，在姜椿芳这位大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的指引下，草婴走上翻译之路。

    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中，草婴最喜欢、翻译最多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他说：“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然而，“文革”一开始，对肖洛霍夫的批判，各级报纸铺天盖地，说他是苏修文艺的鼻祖、人民的死敌等等。被批判为吹鼓手的草婴，丝毫不惊慌：你批你的，我信我的。有朋友劝他，把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的原著和一些外文书籍统统销毁，或者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争取主动。他却这样回答人家：“他们要来销毁，我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绝不会销毁的。”免不了，他被批斗、被隔离。

    草婴内心非常坚韧，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什么事，到了他这里，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谁轻、谁重，谁先、谁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翻译家傅雷，被扣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让草婴写材料揭发，他一个字没写。草婴后来说：“我当时就这样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他们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有良心。我不能昧良心，人家是好人，一定硬说他们是坏人。”在草婴的人生信条上，有这样几个字：心、脑、眼、骨。具体说，心，就是良心。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做得出。脑，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眼，就是要观察，明辨是非。骨，就是脊梁，任何时候要挺得直。

    1975年，又一场灾难降临。瘦得体重只有90来斤的草婴，被叫去扛水泥包，一包水泥100来斤。扛了一包又一包，一次，他人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水泥包压在他的肩上。他只听到腰背部“喀嚓”一声，人就昏倒在地。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他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只得回家。躺在木板床上，一动就痛入骨髓。结果，在木板床上吃喝拉撒一年之久，被折断了的胸椎骨，才愈合起来。这种非人的生活，有几人能挺过来？

    支撑他的，就是内心那份坚韧、那份淡定。他认为，人这一生注定有许多磨难，重要的是要有韧性，挺过去。躺在木板床上，他每天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一定要渡过难关！

    因为不拿工资，没有级别，这位大翻译家看病也成问题。很多人知道，巴金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专职作家。其实，在翻译界，还有草婴、罗稷南、傅雷、满涛、萝海，不拿工资，不定级别，不进国家编制，靠翻译稿费生活。因此，在很长时间，草婴不享受任何医疗待遇，生病后只能在街道小医院诊治。

    其实，草婴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编制人员，并且当官。但是，他放弃了。那是1977年，文学春天来临之际，上海筹办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天，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草婴家里，请他出任总编辑。他也有机会，从事外交工作。但是，他放弃了，对于国家编制和当官，他看得很淡，他选择的路子不会改变。

    草婴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很长，所谓人生苦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集中你所有精力，在你的一生中做好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那就算不错了。”就是这份淡定、从容，使他内心安静，不目迷五色心分四处，更不会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与执着、坚定。

    放着总编辑位子不坐，草婴有“私心”：集中时间和精力，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去，其他事情一律都推掉。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有限的精力、时间，怎么能够用到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面。因此，我对时间的吝啬，也可以说节约，像犹太人节约金钱一样。”

    整整20年，他埋首于托尔斯泰所描绘的世界里。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早饭后，进入书房，开始工作。亲朋好友来访，他也是坐一会儿，就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不待人家反应，就自顾自地走进书房。他的长女不幸患上癌症，卧室与草婴的书房仅一步之遥。一边是女儿痛苦的呻吟声，一边是父亲笔头的沙沙声。草婴没有停笔！老年丧女，草婴该忍受多大的煎熬？他挺住了。他想，不能因为女儿，影响工作。否则，就是“双重损失”！正在进行中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孩子！

    草婴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界有口皆碑。一般翻译一本书，他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甚至做卡片。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就有559个。草婴给每个人做一张卡片，姓名、身份、性格特点，与其他人的关系等，一一写在上面。同时，他还要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方面的书籍。直到把整部原作理解透了，烂熟于心了，他才动笔翻译。即便如此，对一个词、一句话的推敲，他还要反复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也许人们不相信，一年365天，草婴没有一天不翻译。12卷本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花了20年的时间！他每天的翻译速度是：1000字！他的每个字，是用心血“呕”出来的。

    草婴认为，一个文学翻译家是原著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他必须时时刻刻想到他们，对他们负责。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的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誓攀九天绘彩虹

——沈荣骏院士的航天人生

    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沈荣骏被选送到刚刚组建的“东风”发射基地。导弹是什么？没听过！导弹怎么发射？没见过！对导弹怎样实施测量控制？不知道！越是高深越要搞个水落石出，越是神秘越要刻苦钻研弄明白。时间不长，沈荣骏就独当一面，负责导弹试验基地所有测量点和发射设施天文坐标的测量工作。他根据自己在设计中反复比对演算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制定的导弹发射坐标系，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导弹发射高精度坐标系，为中国导弹发射测控事业开了好头。

    1965年，沈荣骏受命独立编制导弹试验基地7年规划。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航天测量控制系统整体构想。这在当时，不仅满足了近期航天任务的测控要求，而且为我国航天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沈荣骏主持拟制的《我国航天测控网初步设想》首次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中国航天测控网的基本构想。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航天测控网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航天测控的一网多用。80年代初，沈荣骏提议并主持建设的国际海事卫星北京跟踪测量站投入使用后，引起国际航天测控领域的极大关注，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航天测控技术已经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沈荣骏立即把精力投入到外国卫星发射的组织实施中。作为分管领导，即刻与航天部刘纪原、孙家栋两位副部长一起开会研究。缜密制定了诸多方面的实施计划，通过各部门及参试人员的通力合作，1990年4月7日，美国制造的“亚太一号”卫星被精确送入预定轨道。随着国际卫星向大容量、长寿命发展的趋势，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和大型火箭发射场研制建设的工程提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议事日程。在沈荣骏的直接参与领导下，仅仅用了18个月时间，新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便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发射塔上。

    国家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计划后，沈荣骏担任工程首任副总指挥，领导并组织指挥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1999年11月20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飞船稳稳降落在祖国大地预定的位置。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首飞获得圆满成功。然而，飞船发射前长时间的巨大压力使沈荣骏身心疲惫，不仅体重下降了4公斤，颈椎压迫神经的老毛病也让他半身疼痛，连抬胳膊都显得很吃力，他离开了在任近15年的领导岗位。

    沈荣骏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不仅时刻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且潜心思考着更加前瞻性的问题。2007年1月，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沈荣骏被任命为“名誉院长”。2010年9月22日，由浙江大学自主研制的两颗“浙大一号A”卫星升空，突破了航天器微小型化技术，并为低成本卫星的探索开创先河。

    如今，步入人生80载的沈荣骏，依然频繁活动在航天事业发展战线上。在祖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未雨绸缪，在人生道路上续写着辉煌。

【相关链接】①沈荣骏，航天系统工程战略科学家，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顾问，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②沈荣骏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总装备部首届创新贡献特等奖、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2004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在第八届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会议上指出，经过了60年的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