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译者心

陶澜

    ①余光中常说，诗、散文、评论、翻译是他生命的四度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他翻译的作品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土耳其现代诗选》，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王尔德的戏剧《理想丈夫》《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等等。

    ②他还是那本赫赫有名的《梵·高传》的中文翻译第一人。

    ③余光中大学毕业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范我存一直不在身边，日益浓郁的思念之情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推向了深渊。“那是我一生最烦恼的时期，身多病而心常乱，几乎无日安宁。”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英文本。正是这本书，使余光中像崇拜梵·高的绘画一样崇拜起梵·高的“苦难”来。他决定翻译此书。他把自己的宏大计划与梁实秋先生商量。恰好梁实秋先生也读过这本奇书，可是觉得书太长，又牵涉到许多西方艺术史上的专业问题，就劝初涉译事的余光中不如节译算了。但余光中认定，一本书既然值得翻译，就该全译，否则干脆不译。

    ④一动手翻译，果然艰难。余光中后来回忆道：“本已身心俱疲，又决定要揽下这么一项大工程，实在非常冒险。开始的时候，只觉不胜负担，曾对朋友说：‘等到我译到梵·高发疯的时候，我自己恐怕也要崩溃了。’可是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身心投入了梵·高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的烦恼……就这样，经过十一个月的净化，书译好了，译者也度过了难关。梵·高疯了，自杀了，译者却得救了。”

    ⑤多年后，余光中更深入地道出翻译《梵·高传》的意义：“我不仅在译一本书，也在学习现代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一个伟大的心灵，并且借此考验自己能否在他的感召之下，坚持不懈，完成这长期的苦工。”

    ⑥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轻的心灵。1957年3月，在台湾《大华晚报》连载后，《梵·高传》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梵·高不仅拯救了余光中，也为余光中赢得了许多朋友。比如陈锦芳，14岁就读了他翻译的《梵·高传》；林怀民更早，12岁就读了；作家三毛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光中译的《梵·高传》。

    ⑦余光中说，梵·高强烈的宗教情操以及色彩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梵·高的生活经历与悲悯情怀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艺术的重心从美女贵妇移向“中下层阶级”，使他能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从创作之初的《扬子江船走曲》到后期的《一枚铜币》，余光中也一直在诗作中表现出对平头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

    ⑧余光中喜爱梵·高早期的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芒，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余光中也推崇梵·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梵·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一格，不安于小成，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梵·高绘画的色调，成就了余光中诗和散文“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与奇异光辉的美感。

    ⑨20世纪80年代，他在散文中吐露心声：退休后，要“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格瑞克、劳特雷克、特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

    ⑩这也是他近来的一个想法，他最大的希望是台面的生活少一点，在书房里的写作多一点，有空多翻译一点。他说：“王尔德的喜剧我已经翻译了三本，还有一本我希望能翻译。还有一些画家的传记，我希望能翻译两三本。”

那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

李良旭

    安德鲁大学毕业后，来到巴西西部山区当了一名美术老师。这一当，就是整整20年。他教的那些山区小孩，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有的长大后也像他一样成了一名美术老师。

    安德鲁创作的一幅美术作品《山村小学的阳光》，在巴西利亚美术节上参展，得了金奖。

    一天，一辆小车开进了安德鲁的学校，从车上下来几个衣冠楚楚的人。走在中间的那个人看见安德鲁，愣了好一会儿，惊呼道：“老同学，怎么会是你呀？在这里见到你，真让我太惊讶了！”安德鲁这才想起，这是他的大学同学乔治，俩人还是宿舍室友，毕业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安德鲁热情地拥抱着乔治，惊讶地问：“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乔治说：“我是在巴西利亚美术馆看到那幅获得金奖的作品《山村小学的阳光》后，专程找到这里来的。”安德鲁问：“有什么事吗？”乔治兴奋地说：“我现在是一名收藏家，看了你那幅《山村小学的阳光》作品后，我准备高价收购，老同学，你开个价吧。”

    安德鲁这才明白，乔治是专程来收购那件美术作品的。安德鲁无奈地耸耸肩，说：“很遗憾，我已将那幅作品送给我们学校小男生卡卡了。这是一个很有绘画天赋的学生，也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

    “什么？你将那幅画送给你们学校一个小男生了，我的上帝啊，那幅画至少值40万美元啊！”乔治用手捂住胸口，一脸痛苦状。安德鲁看了乔治吃惊的神色，笑道：“噢，能值那么多钱？”乔治一把搂住安德鲁的肩膀，哀求道：“老同学，我给你60万美元，你去把那幅画要回来，怎么样？”安德鲁掰开乔治的手，一口拒绝：“如果那幅画真的值那么多钱，放在卡卡那不正合适吗？也许他将来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来！”

    乔治望着安德鲁，皱着眉，不解地说道：“老同学，你傻啊？60万美元啊，有了这笔钱，你马上可以改变命运，我帮你联系下，你马上到美术馆里专门从事创作，到时，你可就财源滚滚发大财了！”安德鲁也不解地说道：“我的命运现在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变呢？正是我在这小山村里当老师，才创作了那幅《山村小学的阳光》，如果我离开了这里，坐在美术馆里，能创作出那样的作品吗？”乔治有些气恼地埋怨道：“咱们大学那些同学就你混得差，20年啦，你还在小山沟里，如果不是看了那幅画，我在这里意外碰到你，恐怕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到这里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你眼前，你却看不见，这不是傻子是什么？”

    安德鲁眺望着远处，层峦叠嶂，迢迢渺渺。只听见他喃喃地说道：“那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我在这里，享受到人生别样的快乐和幸福，正是在这里，我的绘画，才注满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乔治再也听不下去了，他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一天，乔治在巴西利亚《巴西利亚邮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20年前，亿万富翁之子安德鲁，谢绝了父亲让他到自己公司任副总裁的邀请，孑然一人来到巴西利亚边远山村当了一名小学美术老师。20年过去了，他依然在那里当美术老师，他创作了一幅幅美术作品送给了那些山区的孩子。他送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一幅画，还是一个个希望的种子。他在那边远的山村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坐标，他活在自己的故事里。

    不知不觉，乔治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他哽咽道：“我终于懂了安德鲁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

（《演讲与口才》2015年17期）

周勋初先生的魏晋风度

    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周先生治学范围广阔，涉及先秦诸子、楚辞、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近现代学术史等，涉及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涉及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古代诗歌史以及笔记小说史，在《韩非子》、《文选》学、《文心雕龙》学、唐诗学及文献学等领域，都卓然成家。实在要概括，也许用“传统文史之学”来指称周先生的治学范围比较合适一些。所谓“传统文史之学”，按周先生的理解，并不专指文学和历史两门学科，而是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如哲学、宗教、思想等等，内容广泛，而且彼此不可分割。周先生倡导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史不分”的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

    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假思索地将周先生与魏晋风度联系起来。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建树甚多，在他较早的那本论文集《文史探微》中，就有好几篇论文堪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经典名篇，比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等，皆独辟蹊径，思新论闳，启示学界良多。细思起来，这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周先生身姿玉树临风，为人洒脱自然，文章简洁明快，清峻通脱，处处透着魏晋风度。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他早年所接触的老辈学者中，还颇有一些存魏晋风度之流风馀韵者，周先生深受濡染。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政治出身不好的他始终面临着危险，处境与魏晋文士颇为相似。与此同时，由于学有专长，做事认真负责，他又常作为使用对象，被分配承担重要的具体任务。他总是随遇而安，干一行爱一行，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写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和《高适年谱》等书，都是在完全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日子里撰写的。新时期以后，学术环境大有改善，周先生焕发精神，开始快乐地工作着。学术任务和社会活动与日俱增，但周先生毫无怨言，而是随顺世缘，广有撰作，直到耄耋之年，犹然笔耕不辍。

    “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无不为”，是周先生爱说的两句话。记得1980年代中期，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也冲击着本该宁静的大学校园，“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俗语便是对当时脑体收入严重倒挂的社会现象的生动描述。刚开始读博士的我，心里也不免有烦躁。有一天，在南园橱窗里，见到研究生院正在展出“名家寄语”，有周先生题写的六个字：“以不变应万变”，当下真如醍醐灌顶，感觉周身顿时清凉了起来。后来，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周先生对这句话的详细解释，更加深了理解：“如果你热爱专业，深信自己在这领域中可以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就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应该抓住目前的青春时期，努力攀登，而不要左顾右盼。”如今，时过境迁，学界的浮躁早已花样翻新，但对天下有志向学的年青人来说，周先生的这句寄语仍是针对性很强的智慧箴言。

    2000年9月，《周勋初文集》七卷本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先生将第七卷题为《无为集》，亦有深意存焉。“无为”二字，可以用他另一句话来解释：“顺其自然地登攀”，“若用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来说，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进取精神相结合吧。”在我看来，“以不变应万变”和“无为而无不为”，两句正好可以凑成一对，互文见义，阐释了周先生魏晋风度的具体内涵。

    平日侍坐，听周先生闲谈学林掌故，娓娓道来，是一大乐事。众所周知，陈寅恪和陈垣是近代史学两大家，成就巨大，而学术风格各不相同，周先生曾把二陈分别比作汉代将军李广和程不识，简短妙喻，意味玄远，大似魏晋人之清言。

    有一次周先生在外地出差，出租车司机见老先生银发纹丝不乱，身躯伟岸，腰板挺直，猜想他是一位将军。周先生笑笑，不置可否。我想，如果把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比作攻坚战，那么，称周先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是当之无愧的。今天，这位已经82岁的白发将军依然活跃在战场上，精神矍铄，像一棵挺拔的不老松。

相关链接：①周勋初的学术研究涵盖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勋初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的新注的任务，他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趁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的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写出了《韩非子札记》一书。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十九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我浑身打个激凌。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跃”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场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桔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眠惺忪，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揉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机会，比如登泰山、游五岳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和预期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会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美则美，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儿：有点失真，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有“主题先行”的味道。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一个真正热爱自然、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一如福楼拜。我甚至敢断言，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在那所谓“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

（选自王开岭散文集《精神明亮的人》，有删改）

九  指

于博

    那天傍晚，太爷阴沉着脸，眼珠子通红，手里攥着一把菜刀，左手放在莱板上。那模样确实吓人，让人有点儿喘不上气来。

    屋外，大黄狗每天都摇着尾巴乱窜，这会儿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在窝里趴得老老实实。连那几只芦花鸡也不咕咕地觅食了，缩着脖子堆缩在垡子墙根儿下。

    太奶跪在地上，拼命抱住了太爷的大腿，一个劲儿地求饶。太爷大骂一声，抬腿把太奶甩出一米开外，接着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左手小拇指齐刷刷地断掉了。小拇指在莱板上蹦了一下，像个小胡萝卜。

    跪在太爷面前的大爷、二爷还有我的爷爷吓得浑身打战。太奶哆哆嗦嗦从地上爬起来，对着二爷的后背使劲儿捶了一下，哭着说道：“二小子，你造孽呀！”二爷此时都已经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张嘴大号。

    太爷狠心自断手指，说来有点儿心酸，也有点儿让人不容易理解。能有多大的事呀，十指连心啊！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参加工作了，走上仕途，我才猛然开悟，也因此从心底里敬佩起太爷来。

    太爷原在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民国初年，由于生计问题，太爷拖家带口闯了关东。经过一路风雨，艰苦跋涉，终于在松嫩平原腹地的一个叫二佐的村子安了家。

    太爷会木匠活儿，而且手艺相当不错。

    第二年，二佐的大地主孟宪章的儿子大婚，太爷起早贪黑和几个木匠为他们家赶制家具。

    那个时候，二佐立村也没几年，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加上民风淳朴，彼此之间来往也都很密切。孟宪章虽然是个地主，但心地很善良，人也随和。他们家的老二庆才与我大爷年龄相仿，都在十三四岁左右，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玩耍，有时二爷也跟着一起疯。太爷给孟家打家具，大爷和二爷去得就更勤了。

    这天下午，大爷和二爷在孟家玩藏猫猫，屋里屋外乱窜。玩得正在兴头上，孟宪章突然站在院子里，说他的玉扳指不见了。在下房打家具的太爷和其他几个木匠闻声赶来。

    孟宪章说：“玉扳指明明在八仙桌上放着了呢，怎么会没了呢？”就问他儿子拿没拿。

    “没拿。”庆才回答得非常肯定。

    “你呢？”太爷厉声质问大爷。

    “没拿。不信你翻！”大爷态度坚决。

    “老二呢，你们不是在一起玩了吗？”太爷满脸狐疑地问道。

    这一问，庆才左右看了看，挠了挠脑袋：“真是呀，刚才还在呢，藏哪儿了？”

    大伙儿连喊带找，结果没有看到二爷。

    太爷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抓起大爷的胳膊回了家。

    玉扳指被太爷在二爷狗皮帽子的帽遮里翻到了。

    太奶战战兢兢地说：“俺给孟家送回去吧，再抓只小鸡赔个不是。”太爷的脸抽搐一下：“这就拉倒了？家里出了这么个白眼窝儿，叫俺咋样做人？”于是，太爷狠狠地杖打了二爷一顿，接着用手颤抖地指着二爷说：“你偷老孟家一个玉扳指，今儿个俺就赔人家一个手指头。”

    断指后，太爷攥着滴答血的左手，大声说道：“穷死不能下道。这下道就是不许偷。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都给我听好了，这是家规。打今儿个起，谁要是犯了，就不是我的子孙，死了也别进祖宗的坟茔地。”

    太爷和木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临死竟没攒下一副棺材板。大奶说：“东山里木头多得是，实在不行就偷着放一棵，咋的也不能让老爷子在那边没有房子呀！”已经成了一家之主，继承了太爷手艺的大爷，脸立刻铁青起来。他眼珠子一瞪：“咋的？你想让俺也成九指？你忘了家规，要败坏家风不成？”最后，大爷用一斗高粱米从孟庆才家换了一棵落叶松。

    树被放倒，连根也挖了出来。说来也怪，整净泥土，那松树的根须正好九条。大爷端详着这有九条树根的松树墩子，突然跪倒在地……

    大爷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树墩子修理得铮亮，成了一件坐具。但这九条根须的树墩子从来没有人坐过，像个宝物似的摆在家里。

    等他们哥儿四个分家时，我父亲特意要了这个树墩子。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委办公室。结婚那年，父亲说：“我实在没啥陪送的，就把这个树墩子给你吧。不要小瞧它，它可是个宝贝呀！”

    树墩子被我摆到了办公室。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它安静地卧在办公室的一角，那九条根须就仿佛是我太爷的九根手指头。直到现在，我早已在处级岗位上任职七八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动过一丝邪念，因为我怕我也会变成九指！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

露天教室

李汉荣

    记得那是秋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坐的那个教室，低矮，潮湿，光线昏暗。窗玻璃碎了，就用报纸糊上，好像舍不得用白纸糊。学校太穷了，但我们不怨学校，因为同学们都是农家子弟，都穷。学校再穷也有这么大的教室，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几十个小孩子挤在教室里，又闷又暗，这可比不上家里那么自在、随便。我和同桌喜娃都感觉上学不好玩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姓王，别的老师叫他岳仁老师，他好像是忍不住了。

    那天上语文课，王老师扶扶眼睛，擦擦脸上的汗，说，同学们，闷不闷呢？

    大家齐声说：闷。热不热呢？热。暗不暗呢？暗。怎么办呢？教室默然。

    王老师看看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也同意。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就到野外去上。这一段主要是识字，许多字在大自然里都能找到，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自然里受到启发，发明了这些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里体会先人们造字的艺术。同时，野外敞亮，空气好，对大家身体有好处。你们愿意吗？愿意！

    于是，刚刚“圈养”起来的这批乡下孩子，就有了“放生”的机会。

    那个露天教室距离学校约有三百米，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四望皆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原，一条小河朗诵着一组费解然而好听的句子蜿蜒北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天好像也在低下头，面对面的看着我们。这时我们已有一点点“文化”了。忽然在没有文化的天底下、野坡上学文化，一切都变得陌生、神秘起来。

    我们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哪个字是“山”？同学们都认识了“山”，老师说，是啊，我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写着山，这就是象形字，模拟自然物象发明的字，发明这个字的古人，说不定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山里人。

    再看“水”，随着老师的提示，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前面的那条小河是的，我们看见了水，认识了水，水，从河里流进书里，又流进我们的记忆里。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节课。那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们早早就来到坡地。

    当我们打开课本，天空也哗啦一下子打开课本。蓝莹莹的黑板上，写着亮灿灿的一个“日”字。而离开“日”字不远，蓝黑板上还隐隐约约写着一个“月”字。

    这白昼的月亮，夜晚的字迹还没有从黑板上擦去。

    老师兴奋地望着我们，望着天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领着我们齐声读起来。

    我们都离开课本，望着天上的旭日和残月，此时的我们，使用的是多么大的课本啊。

    太阳渐渐靠近了月亮。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天上的板书，那是一个什么字？

    坡地上响彻着童声：明，光明的明，明天的明，明白的明。

    就这么我们认识了日，认识了月，认识了明。那个蓝莹莹的黑板，就写着这三个字。三个字，再过一万年都在记忆里刻着。还有一次，老师教我们读写“人”字。一撇一捺，很好写。但做人可不容易啊。同学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写好这个人，做好这个人啊。

    正在这时，一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从坡地不远的玉米地边走过。老师让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字走过来了，大家快认啊

    那不是一个“人”字吗？是的，那个人的肩上多了个什么？一根扁担。

    是的，也是多了一横，这个人字就变成“大”字了。

    老师继续说，这就是说，劳动使人变大了，或者说，大人们总是很辛苦地劳动。

    我看那个人，似乎很熟悉，仔细读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始终不知道，多年前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形字，他被很多孩子写进了记忆的黑板上。

    老师接着说，是的，人的肩上扛根扁担就成了大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劳动使人变得伟大了，但能不能说，人就是最大的东西呢？

    我们回答不上来。

    老师指着远处渐渐变小了的人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我的父亲），说，这位叔叔，也就是这个“人”字，因为劳动（那多出的一横，那根扁担）是“大”了，你们再往高处移动一点点，是个更大的东西，你们看见那是什么？

    老师指着我渐渐变小的父亲，那个移动的大字和大字上方，领着我们齐声读出一个字：天，天空的天，天亮的天，天天向上的天。

    在坡地，在露天教室里，我们只上了不到十节课，这位王老师就被调到别处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段快乐有趣的日子，重新回到低矮、潮湿、昏暗的教室。由“放生”回到“圈养”，回到小小的课本里。

    这些年，已是中年的我，常常回想往事，把日历一天天倒着往回翻，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访问过我当年的中学小学，令我伤感的是当年的教室都拆了，校址也搬迁了，竟然找不到往日的一石一瓦，那多梦的年华，全都深埋进岁月的厚土里了。

    去年，我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个露天教室，那个平缓的山坡、这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我心中的名胜古迹。

    它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平缓，略微倾斜。王老师当年讲课的位置，稍高一些，在这样的角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我们身边摊开的无限延展的课本，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奇妙而宽阔的美感。现在想来，王老师虽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是他是深有教养、别有胸襟的人。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是个另类，是高品位的另类。我深深的想念着王老师，岳仁老师。

    坡地四周有许多树，柏树，松树，槐树，香椿树，青冈树，是个杂木林。我坐在被树木的绿荫和香气笼罩的坡地上，闭起眼睛，让时光倒流，流到那露天的童年，流到那鸟飞草香的童年，流到那写满象形字的童年。

    山还在那里写着山，水还在那里写着水，云还在写云，雾还在写雾，田还在写田，苗还在写苗，虫还在写虫，羊还在写着、念着自己：羊羊羊。

    我用手掬起一捧土，贴近耳朵，我听到一片童声，由远而近。

    我伏下身子，注视一丛苜蓿花，那细微的香气向我心里吹送，与我身体里藏得很深的那些香气汇合了。我被这单纯的香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字。我知道，这丛苜蓿花认识我，多年前，它就望着我笑，笑着笑着就凋零了。它把那段记忆藏在泥土里，年年都要捧出来复习一次，然后又珍藏起来。

    到黄昏，我仍然坐在坡地上，一一辨认着写在高天厚地、刻在青山流水上的无数象形字，直到银河哗啦啦打开。抬起头，我看见宇宙的大书如此浩瀚，多少深奥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懂得什么呢？顶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常用字。在时间的滔滔辞源、空间的滚滚辞海面前，我们，只是牙牙学语的顽童。

    是的，再豪华的殿堂，再排场的教室，都会被时间拆掉、被岁月夷平。但是，有一种教室永远坚固，永远存在。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