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

1923年，沈从文到北京谋生。1925年曾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不久失业。最早是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刘勉己、瞿菊农二人。时间当在1924年11月13日郁去寓所看望沈之后。到12月下旬，就有署名休芸芸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接连刊发了。转年就更多。5月4日唯刚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大学与学生》文中，已称赞他是“一个天才青年”，他写的《遥夜》“全文俱佳”。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林宰平是新月社中人，引领沈从文去松树胡同认识徐志摩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沈从文与志摩的关系，可说是介于弟子与朋友之间。第一次见徐志摩，是1925年秋天，在新月社的院子里，也就是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的前夕了。又经徐介绍，结识了陈西滢、凌叔华、林徽因等人。徐志摩立即发现了沈从文的才气，且看出了他行文的特色。“徐志摩惊叹过沈的文章句子很欧化，沈本人也承认过这一点，他读了当时很多翻译作品，对语法并不在意。”（《金介甫《沈从文传》）

结识了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作家，志摩很是高兴，以致在改版《晨报副刊》的发刊词里，介绍他的作者班底时，介绍完他的那些老朋友之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也要表白一番自己手头还有多少青年朋友，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沈从文，接下来才是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等人。

徐志摩初编《晨报副刊》时，可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振臂一呼，名家云集，说声来稿，佳作纷至。他得跑稿子，甚至得央求、乞讨，逢上沈从文这么一个写得不错，又很勤勉的作家，也算是运气。从沈从文这面说，也就是提携了。沈从文只比志摩小五岁，以年龄而论，当是平辈。

志摩的可爱之处在于，只要我看得上你，只要咱俩对脾气，怎么着都行。且看接编的最初两个月里，徐志摩刊发了沈从文13篇作品。《晨报副刊》是名刊，哪个作家遇上这样的编辑，不出大名才怪呢。由此，沈从文才摆脱困境，实现了靠写稿维持生计的理想。1927年新月书店办起，1928年《新月》办起，只要徐志摩的影响力所及，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集，发表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全都是畅通无阻。沈从文能在数年之内，成为中国一流的作家，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本人的才气和勤勉，而徐志摩的处处提携，也是不可轻视的。

不光是写作上的提携，还有工作上的帮助。1929年9月去中国公学教书，极大地改变了沈从文的人生状态。胡适是校长，固然须他首肯，若没有志摩的鼎力推荐，怕胡适连这个想法也不会生出来的。此后去武汉大学教书，叉去青岛大学教书，也都是得力于志摩的推荐。

志摩也常把一些自己忙不过来的事，委托沈从文去做。比如选编“新文学丛书”，志摩顾不上，便让沈从文负责审稿。这样的事，难说是谁帮谁的忙，对沈从文来说也是一种训练吧。

对志摩的恩德，沈从文谨记在心。1936年出版第一个选集时，写了篇长序，开列了一串他要感激的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徐志摩（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志摩已去世了）。他说――

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就卧倒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不幸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点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表白是诚恳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情义，1931年11月20日上午在青岛，青岛大学的一班朋友，刚刚听说徐志摩遇难，不明底细急欲一探究竟时，最后决定由沈从文亲赴济南走一遭。“志摩死耗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沈从文一声不响地立刻就到济南去了。”（梁实秋《谈徐志摩》。）

    后来，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教书，解放后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成为著名的古服饰学家。（改写自韩石山《徐志摩传》第三卷《云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相关链接】

美国学者金介甫在他的《沈从文传》里，说沈从文“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且以此语作为一节的标题。意即一个人只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就可以说他是不依附，不盲从。

史学泰斗

何炳棣

    孔子说过，一个人的血气与他的年龄有内在关系，少年之时，血气未定，壮年之时，血气方刚，老年之时，血气既衰，其行事特点也应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血气是笼统说法，若细分起来，似应包括体质、精力、斗志在内。常人大多如孔子所说，所以老年人通常与和蔼可亲、慈祥平和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何炳棣青少年时代志存高远，由南开中学到清华大学，勇猛进取，成绩优异；壮年时代，在欧美学术界东征西讨，成就斐然，为一代名家；到了耄耋之年，宝刀不老，思考大问题，开辟新领域，鸿篇迭出，新见纷呈。所写回忆录，亦是大气磅礴，滔滔雄辩，气势如虹。岁月的风雨，似乎一点也没有消磨他的血气锐气，他永远是那么精力旺盛，一往无前。

    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生在天津。其父为前清秀才，曾习日文及法政，在宁波、天津等地担任法官，到48岁时才有了独生儿子。少年何炳棣在父亲的呵护和督责下，自小就对史学和英文有了兴趣，并打下了基础。父亲是有志气、有眼光、懂教育的人，他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培养儿子的兴趣，在儿子读小学时就叫他到夜校里学习英文，在儿子读中学时又叫他圈点《史记》。父亲谆谆教育儿子要有大志气，好好读书，进清华，留洋。

    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资料功夫，是何先生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所引史料多为第一手资料，令答辩老师大为叹服。以后，他的研究领域回到中国，举凡上古土壤结构、耕作方式、先秦思想、六朝城市、宋代土地、明清人口、会馆制度、扬州盐商、甘薯花生玉米等农作物之传入中国，都是他的课题，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课题背后，都有他宏大的学术关怀，有的开宗立派，自树一说，如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独到看法；有的推陈出新，前进一步，如写《中国会馆史论》，对会馆的创设年代、社会功能的研究都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有的考证翔实，廓清迷雾，如写《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近四千种方志，并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得出许多不易之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中的数据则成学术定论。

    自学进修，永无止境，是何先生成功的另一因素。人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要懂得那么多知识，殊非易事，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持久的坚韧性是办不到的。在何先生那里，从没有什么壁垒，需要什么就补什么，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生物学、训诂学，他都有涉猎。在回忆录中，可以时常看到他向人请教的记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辩论，即古代华北地区到底是实行“砍烧法”的游耕制，还是村落定居的定耕制，事涉“蒿类孢粉”与土质关系等极为专业的学问，令外行人望而却步。何先生则专门向美国地质学权威请教，获得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果一个聪颖的人，自信的人，成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性情中人，则免不了得一“傲”字。何炳棣正是这样。在他读小学时，老师就诫勉他“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先生到老感慨，自己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相处。这样的人，远望可畏，近看可敬，因为他真。读了回忆录，你会不时地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忆父亲，忆老师，忆同学，忆好友，一片真情。他回顾自己，剖析自己，一片诚恳。回忆录的写作，也是极其认真，一字一句，自出机杼，有些数据、资料，他还一一核对，自称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特别是书中对雷海宗先生的回忆，述其博学、卓识、真诚、宽容，师生之间的交往，对其学术地位的评价，自称一生受雷海宗影响至深且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恩师的无限深情，令人读后感慨不已。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何炳棣（1917-2012.06.07），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1966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何炳棣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代表作：《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手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扉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檀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得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相关链接】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即风行海内，3不年到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

（高丹《北大开会研讨胡适：他20岁一出场便是主角》）

②在1916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肖东发、李云、沈弘《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用一辈子改善自己

一慈

    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你走过的路越长，越接得住胡德夫歌声中的错综复杂。他的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

    胡德夫说。“其实我的歌就是写我经历过的事情，对大自然的那种赞叹。在那个歌里面，我尽量用直白的方式，用咏叹。”

    胡德夫说自己一个“意外歌手”。20世纪70年代初，他去台北一家咖啡厅驻唱，只是为了多赚一点收入，来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筹措医药费。那时候胡德夫唱的主要是西方的民谣，他很少用麦克风的豪迈歌唱，被余光中形容为“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然后，在咖啡厅的角落，他碰到了李双泽，“李双泽这个朋友，他不是唤起我去唱我自己卑南族的歌的人而已，他对我说：‘你可以写歌。’”

    但当时，胡德夫怀疑，说，大家都是拿个吉他唱英文歌，谁会愿意听一个原住民的歌，谁会愿意听台湾民谣呢？李双泽很坚持，他对胡德夫说：“你常常讲的，你小时候的那个山谷，你说你很快乐、你很想念那个地方，你说你在牛背上是一个王，天空的老鹰是你的向导……这个就是歌啊。”

    胡德夫回去之后，把整个在山上的事情想了很久。“我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去喂饱我的牛；这时候老鹰飞上了天空，互相‘咦﹣﹣’呼唤着在学习飞的小鹰，一家全在天上翱翔。我还可以跟它们对话，那‘咦’声响彻山谷。那时我躺在那个贫瘠的山坡上，但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草原，我是个骑士，腰系弯刀啊这样子。那个我不能忘记的，很得意……”

    “我每次在大陆唱《牛背上的小孩》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会一副怅然的样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组织者：‘为什么底下有孩子哭呢？’他说：‘胡德夫你不知道，很多的小孩，都是逃出农村来的。你快乐地唱农村的事，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那样的。哪个孩子不想跟都市的孩子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得到的知识一样多啊。所以你唱稻米、水牛、香蕉……会勾起他们的乡愁。’”胡德夫很感慨，他写的只是一个岛的乡愁，却引来这些孩子们很大的、浓浓的乡愁。

    后来，胡德夫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沉寂了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他55岁的时候，才再次把《匆匆》拿出来唱，“这时候感受和味道又不一样了。” 如今，在台东老家，胡德夫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在那里会朋友，写东西。他想告诉每天匆匆来去的都市人：“没有擦肩而过就结识到的朋友”，“从不认识，从那么繁忙，从根本不必打招呼，非常匆匆的脚步，乒乓乒乓当中，茫茫的人海里，能够结识到朋友，结识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觉得有在改善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个”，“连我这么老我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两个月前，胡德夫当祖父了。在《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书里，他这样写道，“他（祖父）来山谷看我的时候，常把我抱在腿上唱古谣给我听。他每次唱的内容都不一样。虽然曲调相同，但歌词都是他当时的内心所想。就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千年古谣，我现在把它唱给你听。”

    现在，那个“牛背上的小孩”也当祖父了。那个厚壮沧桑的身体里住着的深沉忧伤的大音箱已经在唱给孙子的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