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摘编自《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相关链接】

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

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

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琪罗以他超越时空的宏伟大作， 在生前和后世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多才多艺，兼雕刻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 饱经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作品气势磅礴，赞美了人的伟大力量。

米开朗琪罗6 岁丧母，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13岁跟着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伊奥学习，以神奇的速度掌握了绘画技巧，后又学习雕塑，少年雕塑《阶梯旁的圣母》以圣母怀抱婴孩耶稣侧身坐在梯旁的姿势展现了非凡的创作技巧。当他的实力被政界人物发现，他开始被教皇控制。教皇差遣他为教堂雕刻，画天顶画，历任教皇总是强迫他带着痛苦去做一些不愿去做的工作。

米开朗琪罗富有创造性，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创作的大理石群雕像《哀悼基督》，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圣母玛丽亚抱着死去的儿子无比悲痛。圣母静穆的面容，复杂的表情，超出了基督教所包含的内容，将生与死、痛苦与慈爱化为一体，赞美了人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米开朗琪罗另一举世闻名的杰作——《大卫》没有沿用前人表现大卫战胜敌人后将敌人头颅踩在脚下的场景，而是选择了大卫迎接战斗时的状态，塑造了一个体格雄伟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人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力量。雕像作品《垂死的奴隶》，奴隶年轻健美，试图挣脱捆在胸前的绑带，虽双目紧闭呈垂死状，但面部表情安详，表现出对压迫的反抗和对解脱的渴望。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像雄伟健壮，气魄宏大，充满无穷的力量；他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应，成为时代的典型象征。他的艺术创作受到很深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以现实的手法和浪漫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米开朗琪罗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峰，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成就使教皇的艺术总监勃拉曼特极为嫉妒，他唆使教皇强迫米开朗琪罗去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米开朗琪罗以超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四年中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以九幅主题画为主，以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健美，栩栩如生，将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完美地呈现出来。当拉斐尔看到西斯廷天顶画后说：有幸适逢米开朗琪罗时代。

米开朗琪罗不仅属于文艺复兴那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他是人类天才、智慧和勇气的结晶，活到89岁，度过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用全部的生命和天赋呕心沥血地留下不朽杰作，甚至不惜折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在饱受教皇折磨身心交瘁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中断追求艺术的最高点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始终追求理想和真理，对未来的生活和艺术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是他不懈创作的动力。在生活中，米开朗琪罗对自己吝啬乃至残酷，但对穷人极为慷慨，他经常将钱财送给那些真正需要却又难以启齿的穷人，并且不告诉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对社会底层的人非常关心，他为朋友家女仆的死感到悲痛，经常关心一些穷苦的女性，让她们成家或者进修道院，即使是在米开朗琪罗濒死的时候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存款施舍给穷人。他被世人尊为“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风格影响了几乎三个世纪的艺术家。与达·芬奇、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他从来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每天睡眠时间很少，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扯了下来。（摘自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朦胧的敬慕

——悼念鲁迅先生

萧乾

    ①也许有人比我更怕死，我却不相信有比我再怕看死人的了。走在街上，我从没有胆子向寿衣铺里望望。夜半，即便从很远很远地方飘来的僧器或诵经声，也必害得我用棉被厚厚包起头来，直像那是什么符咒一样。

    ②我曾见过三位死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将是我永不会忘记的。而且，我还该陈说我都例外地不曾害怕过：一个黄昏，我的母亲死在我的怀抱里；小学时代，曾排着队去中央公园社稷堂瞻仰过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最近，在鲁迅先生灵前，我守了两天灵。

    ③扶着那绛色帏幔，职务使我看见了数千张陌生的但是诚笃的脸，一个个脚跟都像坠了铅球，那么轻又那么沉重地向灵堂踱。低垂的头，低垂的手，低垂的眉眼和心。待蹁到灵堂中央，冥冥中似有什么使他们肃然驻足了。敬慕和哀悼如一双按住的手，他们的身子皆极自然地屈下了。然后噙了一汪眼泪，用手巾堵着嘴，仓皇地奔了出来。

    ④最感人的莫如一群小学生的吊唁。在那近三十位小吊客中间，我特别留意一个衣服褴褛、腿下微跛的，他肋下夹着的画册和石板说明了是刚刚放学，如今正是回家或在街头玩耍的时候，然而他却结伴迢迢跑到了这里。那个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来到灵前，两只颇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鲁迅先生的遗体，然后，又放下肋下的画册，深深地鞠躬。我不信作了那么些纪念周，他还不知道“三鞠躬”的礼数，然而，当我数到第三次以后，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涨着脸，也红涨着眼睛，走出灵堂。

    ⑤如果稍换一个情况，我将忍不住笑出来的，然而，我那时是用极大的崇敬心情替他掀开帏幔，一直目送他走下殡仪馆的台阶。

    ⑥那个背影唤起我一点回忆。十多年前一个傍晚，如一切贪爱窗外景色的孩子一样，四点钟以后的时间对我变了滋味，换成鲜艳颜色。然而我放下了玩具，和同伴沿着朱色皇城走好长好长一段路去瞻仰一位“民国缔造者”的遗体。空着的肚皮充满着的一半是对“尸骸”的恐惧，一半是对“伟大”的钦仰。我们跨进那座御花园的大门时，紫禁城角的太阳已向下沉落了。我端着气向陌生的大人打听路线，好容易才攀了一道高大石阶，在花圈花篮的簇拥中，我看到安息着的孙中山先生。

    ⑦——我记得，当时我的心一点也没有跳！

    ⑧我们环着那铜棺走了一圈，又蹑着脚步走了出来。

    ⑨抬头，紫禁城角的太阳已经沉落下去了。我似乎打了一个冷颤，然而，除了模糊的“伟大”，我并没有摸清死的是什么人。只是冥冥中，一种超乎孩子胸膛容量的衰威或尊敬感觉使塞在我喉咙间，我赶不掉它。

    ⑩归途，我们放洋画的袋子里，每人都塞了一条传单：有工人发的，大学生发的，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说明孙先生的生平和抱负（这些我曾保留到六年前，直到一个朋友将我寄存的最珍贵的东西，如小学生时代的作文本，全当作烂纸卖掉了）。当时我们其实一点也不懂，但是当孙传芳乱批三民主义，张作霖满街捉革命党时，我却私下藏了一本《孙中山传》。

    伟大的人格也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力量在茫然无知的孩子心灵上时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恒久。

    我不知道如果鲁迅先生这时醒转过来，他将会怎样热烈地抱起那个微跛的孩子。

1936年10月，上海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著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1986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说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摘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②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风格。这种风格与其说体现了他个人的性格，不如说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国家。他越过国际惯例和外交官俱乐部的默契，诉诸舆论和群众情绪。事实上，他将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了外交领域，将绅士的交涉变成了群众的斗争。

（选自刘仲敬《中国外交的顾维钧时代》，有删改）

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 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 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 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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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