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音乐

聂运伟

    爱因斯坦3岁的时候，一天，母亲波林坐在钢琴旁，轻轻地抚弄琴键，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潺潺溪水，从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觉得背后有人，她回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美妙的乐声。年轻的母亲高兴了，她说：“瞧你一本正经的，像个大教授！哎，亲爱的，怎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没有回答，他只有3岁，还无法说清激起心灵感应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他那对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又分明闪烁着快乐的光辉。琴声又响了，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小爱因斯坦迈着摇晃的步子，无声地扑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丽、和谐和崇高。

    说起爱因斯坦与音乐的故事，人们都不会忘记一幅著名的漫画：爱因斯坦的脸被画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还有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公式E＝MC2。音乐以它那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吸吮着人类文化最甘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想象力。

     爱因斯坦不仅仅属于科学，科学也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干。对于伟大的科学发现来说，抽象的逻辑思维倒总是验证非凡想象力的工具。所以，爱因斯坦始终没有成为数学公式的奴隶，“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有时我感到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说明自己的信心。当1919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科学和艺术的互补性与统一性，使音乐成为爱因斯坦的“第二职业”。不管旅行到哪里，他总是身不离提琴，甚至参加柏林科学院的会议，也要随身带着琴盒，以便会后拜访普朗克、玻尔时，能在一起拉拉弹弹。在紧张思索光量子假说或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爱因斯坦一旦遇到困难，思索陷入困顿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放下笔，拿起琴弓。那优美、和谐、充满想象力的旋律，会在无形中开启他对物理学的思路，引导他在数学王国作自由、创造性的遐想。音乐往往催化出爱因斯坦的科学创见和思维火花。在音乐的自由流淌中，深奥的理论物理学有了美妙的旋律。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还能弹一手好钢琴。他与同时代的物理学家们有过许多理论上的争吵，也有深厚的并肩战斗的友谊。在他们的交往中，音乐常常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爱因斯坦和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埃伦费斯特是终身挚友，但在相对论问题上，又总是争论不休。从1920年起，爱因斯坦接受荷兰的邀请，成了莱顿大学的特邀教授，每年都来几个星期，住在埃伦费斯特家里，讨论、争论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埃伦费斯特思维敏捷，又心直口快，批评意见尖刻、毫不留情。这点恰好与爱因斯坦棋逢对手，唇枪舌剑之后，能统一观点自是皆大欢喜。遇到无法统一的争论，两个好朋友会自动休战。埃伦费斯特是位出色的钢琴家，他喜欢替爱因斯坦伴奏。爱因斯坦则只要埃伦费斯特伴奏，那提琴演奏定是光彩四溢。有时，一支乐曲奏到一半爱因斯坦会突然停下，用弓敲击琴弦，让伴奏停止演奏。或许是一段优美的旋律触动了灵感，争论又开始了。争着，争着，爱因斯坦又会突然停下，径直走到钢琴边，用双手弹出三个清澈的和弦，并强有力地反复敲打这三个和弦。这三个和弦像是在敲“上帝”的大铁门，“镗！镗！镗！”像是在向大自然发问“怎—么—办？”弹着弹着，“上帝”之门打开了，沉默的大自然与这些虔诚的探索者接通了信息管道。两个好朋友笑了，欢快悠扬的乐曲又响起来了。

弹钢琴者是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演奏小提琴者，则是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量子论和相对论共同构成了本世纪物理科学两大支柱。在科学上，他们共同描绘了物理学的一幅优美和壮丽的图景，在音乐艺术上，他们同样能奏出扣人心弦的乐曲。在这两位理论物理学大师的心目中，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是相通的而且互补的，是精神世界最高最美的两个侧面。只有科学的美，没有艺术的美，是残缺的；只有艺术的美，没有科学的美，同样是残缺的。

从童年就钟情于音乐的爱因斯坦早就视音乐为灵魂的安息地，它就是和谐，就是完美。和谐、完美是真实的基础，是人生的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划时代发现，竟建立在一个古亦有之的美学原则之上。

爱因斯坦把音乐与理论物理学视为美与真的化身，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对物理学的孜孜以求，既非娱乐消遣可解说，亦非一般的事业心可衡量，这两者在于他已是精神生命的需要，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具体再现。他的独立人格也由之具象化为音乐天地中的独自品尝，物理学领域中的孤军奋战。

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在音乐和物理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根基，他确信自己生活方式的理想性。所以，每当他的独立人格与外在世界发生冲突时，他不是大声疾呼，无畏地评判世人世心，就是无言地坚守自己的“孤独”，从来没有半点动摇。

（节选自《爱因斯坦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爱因斯坦，犹太裔物理学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同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

（摘自“百度百科”）

②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摘自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②略萨与马尔克斯可以说是一生的朋友和敌人。早年略萨与马尔克斯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人开始决裂，决裂的原因也一直被认为很诡异。1976年马尔克斯到墨西哥参加电影首映时巧遇略萨，马尔克斯上前打招呼，略萨一记老拳将马尔克斯打倒在地。2007年，两人和好。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晴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

李安，一辈子拍同一部电影的世界级导演

    李安的电影很难说风格。首先，他不是那种影像多彩的导演，包括新片号称“120帧4K”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竟然不是一个视觉大片，他用最新的技术找回了演员脸上的戏。也就是说，李安理解的“技术”的作用不是立体效果、宏伟主题、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戏回到“每个眼里的血丝、每个演员脸上的雀斑之上”。

    提及李安导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外表收敛、内心激越的人。我特别喜欢他的“父亲三部曲”。李安把他的家事搬进电影，有些对白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喜宴》里包括评字、做菜，甚至婚礼前新郎新娘跪在父母前听训的情景、对白都是他经历过的。据他说：“以前，爸爸对我电影中的这些情景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本以为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抒发。”而这些抒发也促使大家开始思索父子关系。

    我认为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主题不是反战，而是现实中的理解，从开始到结尾都在探讨彼此的理解。 首先是主人公林恩姐弟之间的理解，其次是“英雄”与身边经理人或者大众的理解，还有拉拉队女孩对林恩的理解，士兵对死去班长的理解……甚至包括李安对战争的态度。李安对电影怀有真心，或者可以理解成“电影”里蕴含着一个“自己”——他始终面对自己。

    2000年的《卧虎藏龙》让好多熟悉他的人都会惊讶他改变了伦理片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电影主角俞秀莲说过一句话，“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道路，都要对自己真心相待。”此话里提到的“道路”、“真心”道出了李安从未变更过的追求。

其实，这次的李安和以往一样，同样站在东西方立场上寻找答案。涉及战争，却没有拍主流观众所期待的反战主题。所以，我说李安的导演风格较为特殊，谦卑地正视未知。

    老话说：“好多作者一辈子写同一个小说。” 我想说的是李安导演也是一辈子在拍同一部电影。

    李安有句话是“没有事物是不变的，这是我电影的重心。人们希望相信某件事物，希望抓住某件事物，以获得安全感，希望彼此信任。”同一个场合，他又说：“寻求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将成为我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这部电影的张力在于以林恩为代表的士兵们的战后焦灼，包括他“普通人”的一面被遮蔽。这点尤其明显的是：爱情来了，他本想留下来，女孩却说你是英雄。多么悲哀：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忽因英雄之名，而变成了类似幻想与现实的对立——女孩对林恩的认识一开始就是“这是一个英雄，他要回战场上去”，而林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女孩心中只是一个“英雄”。

     “如果你想了解我，一切尽在我的电影中。”李安与他的电影像他说的一样，不仅是制造剧情，还有鲜明的人格。随着他的电影旅程，这种力量将不断在生活与电影风格中展现出。

     “电影与镜子”不是新提法，一些人照进了现实。但李安这面镜子却闪耀着本质之光，如信任、情感、关系、真诚、勇气、信仰、牺牲。这引导着他穿越人性的迷林。他关注着人类情感道路上，每一个动人的灵魂，如果有人理解了他的作品，就会理解他的为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安会是一位世界级导演。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7日）

赵忠贤：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邱晨辉

    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75岁的赵忠贤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头发花白，操着一口东北口音。他难得盛装一次，缓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在当天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公报和传遍大街小巷的报道里，围绕这个老头的却是诸多的光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等。

    他却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1959年，赵忠贤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学专业录取，1964年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赵忠贤刚开始的确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是超导。这时，我国的超导研究才刚起步，寻找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1973年，经周总理批示，一批年轻学生和学者被派往国外学习， 赵忠贤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接触到了世界超导研究最前沿。1975年回国后，赵忠贤提出要“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1987 年2月，赵忠贤及合作者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推动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热潮。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柏德诺兹指出：“赵教授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是举世瞩目的，感谢他们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和超导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忠贤等人的工作大大提升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国际地位。1987年，赵忠贤作为五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这也标志着中国物理学家走上了世界高温超导研究的舞台。从那天开始，赵忠贤这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

    赵忠贤后来回忆，面对几千人参加的年会作演讲，他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但回到家，赶上蜂窝煤没了，他便脱下西装，蹬上板车载着儿子去买煤。这样的形象反差，真实地发生在这位“北京的赵”身上。他说，“是有点反差，但生活里，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那一年的超导成果，获得了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但这位“普通人”并没有因此止步于此。他继续坐冷板凳，一坐，又是20多年。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创造了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

    有人对赵忠贤说，一生能有一次机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是终身荣幸，你居然拿了两次。

    赵忠贤说：做研究时，从来没想到过会拿奖。之所以去做，只是喜欢。

    面对媒体的聚焦，这位普通的老头坦率而诚挚：“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

    50多年前，当那个年轻的赵忠贤孤身一人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超导研究还刚刚起步，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

    今天，这位带领着团队突破超导研究禁区的东北汉子，已过古稀之年。身边已经凝聚了一支世界领先的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队伍，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

    这位“北京的赵”喜欢挑战：不光去滑雪，他还玩过漂流。

    就像做科学研究。他说，其快乐恰恰在于，那些新问题带来的挑战。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钥匙，而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节选）

    ①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头上的乱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

    ②鲁特维克·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篷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③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把他当做神童一般炫耀。4岁时，他就被整天的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他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11岁，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他当大风琴手；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17岁，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17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

    ④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篷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富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篷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20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

（摘自罗曼．罗兰《贝多芬  扼住命运的咽喉》，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的脸上呈现出悲剧，一张含蓄了许多愁苦和力量的脸；火一样蓬勃的头发，盖在他的头上，好像有生以来从未梳过；深邃的眼睛略带灰色，有一种凝重不可逼视的光；长而笨重的鼻子下一张紧闭的嘴，衬着略带方形的下颏，整个描绘出坚忍无比的生的意志。（何为《音乐巨人贝多芬》）

②一百年前，一位虽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天空咆哮，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萧伯纳《贝多芬百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