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沙漠画第一人——黄名芊

    黄名芊出生三个月时父亲因肺病去世。他的父亲是位绘画爱好者，遗留了一些梅兰竹菊的画作在房间里。也许就是这些艺术品的熏陶，让他从小就爱上了艺术。而他很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美术天赋，看到小猫小狗小鸟，他就能用泥巴捏出来，全村的人都赞叹不已。

    大学毕业后，黄名芊被分配到学校任教。当时学校的老师不多，教学任务很重，但是他要画画的想法一直都在。后来，学校步上正轨，老师也多了，利用从教之余一切时间，包括双休日、寒暑假，黄名芊开始致力于自己的艺术创新。

    1993年、1997年，黄名芊两次由德方出资在德国举办个人抽象山水画展。展出期间，他去了卡塞尔、法兰克福、汉诺威等许多城市参观游览。

    “德国的艺术博物馆和各类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色彩缤纷的流派我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敢于创造的。”他对记者说，“德国人看我国的山水画，实际个人风格不同，而他们看上去会认为是一个人画的。这也启发我，创新必须与他人拉开距离。”

    德国流行抽象艺术，黄名芊的抽象水墨画在那里很受欢迎，但回到中国后就不一样了。许多青年很喜欢，但是有些中老年艺术家看了他的画似乎就没什么感觉，有人甚至在背后道出贬义，而普通观众看后似乎很迷惑，可能是看不懂。这引起了黄名芊深深的思考和困惑。

    一次机缘巧合下，黄名芊终于找到了他今生的艺术归宿——大漠山水画。1987年，黄名芊的夫人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工艺美术理论，需要到西部去考察，研究古代雕塑，黄名芊就陪同夫人一起去了西部。

    来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沙漠，接着又去了新疆吐鲁番，看到了更多的沙漠，黄名芊不禁为沙漠的浩瀚壮美所折服，不由爱上了这片金黄大地，一种要把大漠的粗犷美画出来的感受油然而生。但是，大漠分明是一个不易攻克的山水画创作难题。沙漠缺水、少树，缺水少树势必消解山水画的亮点。总之，传统山水画、现代山水画约定俗成的种种活跃审美元素，在面对沙漠构景时，就会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难怪古今画家们很自然地回避了这一难见效果的题材。翻开千年中国画史，找不到前贤留下的画沙漠范本，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画沙漠经验文字记载。

    第一次画沙漠，黄名芊以失败告终。“没画过的可以画，可到底要怎样画呢？”他默默地总结经验：还是看到的沙漠太少，只是在沙漠边缘，没有深入了解沙漠形态，对沙漠的认识不足。“我一定要再去沙漠的深处看看！”

    1994年，黄名芊第二次来到了沙漠，这次他选择了更加壮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儿的沙漠虽美，可也被称为“死亡之海”。没有向导，黄名芊只能在边缘徘徊；无法深入沙漠腹地，他心中十分焦急。一直等到1996年，沙漠通了公路，他才得以深入沙漠腹地。之后他去各大沙漠考察不下10次，还多次去各地的治沙研究所，拜访沙漠专家。

    多年扎根沙漠，前五年画一张撕一张，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在大漠里吃了无数风沙，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画法——沙漠皴。在被问及如何得到这样神奇的画法时，他说了一句最普通的话：实践出真知，千虑一得。又说，踏遍天涯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黄名芊笔下的沙漠，远看如瀚海波涛，逼真涌动；近看却纹理分明，沙丘上的纹理丝丝缕缕清晰分明。他说这是两个方面的功夫，一是感受素材，一是画法。素材来自他不辞辛苦、甚至出生入死一次次进入茫茫大漠，画法则源自十多年间笔耕不辍、锲而不舍地反复试验。终于他找到用笔墨在表现不同沙漠形态时的恰当技法，即浓墨铺垫连绵的沙丘底部，继而层层向上叠加整个沙丘，画到沙丘顶部时墨已干、水分变少，正好用以表现沙丘顶部的轻盈流动。密匝的墨点是沙垄，也是重墨的沙漠低地；飘逸的点线是沙峰，也是淡墨的沙漠顶部，绵密的笔法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沙漠丝绸般的光滑质感，光色的流转和明暗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远处沙漠则以泼墨法写出，不宜多加，这样近实远虚，恰当地表现出远近变化。

    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天地。他画了一幅画，  画中无边大漠里，漫天黄沙，渺小的一人一驼一狗正在艰难跋涉。这幅画名为《路漫漫》。黄名芊说：“我画沙漠数十年如一日……这幅画就是我的自我写照。”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

 （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

（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飞虎将军”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他的朋友，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行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陈纳德收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当即决定留在中国，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他要为中国，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训练飞行员，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技术，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事，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报警系统，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1940年10月，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然遭遇了很多挫折，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志愿队组建成功，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陈纳德深受感动，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军的飞机是“飞虎”，“飞虎队”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率目标，将会在次日，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务必严加戒备。”果然不出所料，23日开始，日军连续空袭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希赢了全世界的目光，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没过陆军航空队上尉，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同年12月，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身后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陈纳德收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陈纳德去世后，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中文大字。

相关链接：①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但陈纳德拒不执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百度百科）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体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的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③1990年，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刘慈欣：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

    2013年8月23日，一个消息震惊了中美科幻界：著名科幻读物出版社——托尔出版社宣布，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扛鼎之作《三体》，即将登陆美国——这是中国大陆长篇科幻小说首次在海外主流出版社出版。

    刘慈欣，1963年出生于北京，当时他父亲是北京煤炭设计院的干部，母亲是一名复员军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家被下放到山西阳泉一家煤矿，父亲做矿工，母亲当小学教师。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读的是水电工程专业。

    追溯刘慈欣爱上科幻文学的源头，当是那本父亲从北京带回来的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读到这本书，刘慈欣说自己“一下子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就像是寻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在父亲床下的一个小木箱里，他还看到了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叶弗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入了迷的刘慈欣手不释卷，把这些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外国的科幻作品在国内解禁，他又读到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环游月球》及一些苏联的科幻文学作品。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的作品，更使刘慈欣领略到科幻的震撼和巨大魅力。刘慈欣说自己从克拉克的作品中感受到宇宙的广袤和神奇，看到科幻“像造物主般”创造出一个个“真实到精致可触摸的想象世界”。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面世，初版就销售一百六十万册。看到中国人写的科幻小说，刘慈欣倍感亲切，从而跃跃欲试。这个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初三学生开始尝试写作科幻小说。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发表，却开启了他的想象之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陷入低谷，许多科幻作家纷纷搁笔，而迷恋科幻的刘慈欣欲罢不能，他一有想法，就写出来，稿子写了不少，却连能投稿的杂志都找不到。短篇写得不过瘾，刘慈欣又摆弄起了长篇。1989年，他完成了《中国2185》，两年后的1991年又写了《超新星纪元》。后者被评论界赞誉为“一部文明浴火重生的宏大史诗”。创作于20世纪末的“大艺术三部曲”（《梦之海》《诗云》和《欢乐颂》），已凸显出刘慈欣在写作上新的感悟：细节写得越细，越能显示出作品的宏大。

    1999年发表于《科幻世界》杂志的《鲸歌》，标志着刘慈欣真正走上了科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道路。刘慈欣从此走上了创作优秀作品的快车道。书评人彭忠富说：“他的科幻都是根植于现实之上的科幻，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他为未来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在这种未来与现实的有机杂糅中，充满了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悲鸣，对未来人性的拷问和反省。”

    沉积了二十余年，寂寞了二十余年，刘慈欣火了，拥有了无数的粉丝。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低调内敛，甚至在“三体”系列在中国文坛大红大紫之后，他的同事对他的写作仍一无所知。一天，一位要好的同事见到他，说：“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很火，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刘慈欣！”刘慈欣听了，一笑置之。

    在中国文坛，科幻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刘慈欣的出现，引起了主流文学的广泛注目。刘慈欣认为：“真正好的科幻作品是要把很虚幻很空灵的东西描写得很真实，像新闻报道那般真实。”科幻作品要持续不断地突破想象的边界，一般科幻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时时有枯竭之虞。而刘慈欣却一部接一部地出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在他看来，比起主流文学，科幻的世界广大丰富得多。他说：“现在主流文学，为什么手法变革那么快？有种说法是，因为故事已经讲完了，只能在形式上面创新。但是科幻的故事还没有讲完，科学也在继续为我们提供新的故事。每年科学都提供大量新故事，而最普通的科学，比如牛顿三定律，仍然有巨大的故事资源，要写完，很难。”

    《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一文，对科幻文学的边缘化地位发出了不平之声：在主流文学中，由于人性超越一切的吸引力，太阳和其他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转的。太阳的存在只是为了照亮纯朴的田园，月亮的存在只是为了给海边的情侣投下影子，银河系的存在几乎没有必要，好在有个东方的神话用到了它，虽然那对情侣即使以光速跑过鹊桥，也要花十万年时间才能拥抱。在刘慈欣看来，主流文学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科幻文学恰恰是文学“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努力”，超越主流文学的“超级自恋”，让文学与宇宙重新连接起来。

（《名人传记》2015年第二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刘慈欣也喜欢钻研科幻文学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科幻文学既涉及文学，也涉及科学，希望“科幻与科学永远成为好朋友”。他还曾对文学界一直奉为圭臬的“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提出了疑问。（重庆日报网《“刘慈欣与中国科幻文学”研讨交流活动综述》）②刘慈欣的写作，构思宏大，善于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注重表现科学的美感，又兼具人文关怀。通常，科幻小说似乎并不被主流科学家看好，甚至被后者轻视，但大刘的书是个例外。科普作家李淼说：“他的书特别有想象力。看了大刘的东西，就像看金庸一样，你都不想看别的同类作品。大刘对物理学非常熟悉，这是让人吃惊的，他想探索现代物理学给未来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南都周刊《人物：本土科幻作家刘慈欣》）

    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