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传》序

【美】张纯如

    1914年，钱家举家从杭州搬迁至北京。耳濡目染京城恢宏雄伟的宫殿高墙，绚烂夺目的奇珍异宝，不可避免地在他心中打下以北京为傲的烙印，这种骄傲与他的自信合二为一，成为影响他终生人格的一部分。

    钱学森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在同班同学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极为聪颖的小男孩，叠的纸飞机比谁飞得都快都高。“他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飞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多年以后，钱学森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尽管年纪还小，但他做事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

    1929年秋天，钱学森直奔上海交通大学。“当时，钱学森以身为班级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而闻名。”一位校友回忆道，“我们都知道他的成绩，他总是第一。”他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一起做功课。看上去，他所要的只是独处和沉默——一个可以安安静静思考与做自己的事的环境。

    1935年，钱学森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着自幼一贯的优异出众，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所重视的除了考试和开创新理论，还有动手实践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就全然无助了。很明显，实验室操作令钱学森心生畏惧，而在车间工作则令他疲惫万分。与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拥有类似项目的学校只有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冯·卡门以秉承德国式的理论思辨传统而著称。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1934年，钱学森转投航空学领域的学术巨擘冯·卡门门下，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这里，也成为钱学森通往一个辉煌灿烂的职业生涯的起点。第一学年，他收集了可能找到的全世界所有与航空学有关的研究资料，系统性地加以阅读。他每天花在读文献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

    冯·卡门曾在自传中写到：“钱学森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时，正是冯·卡门和其他一些学者携手开创理论天体物理学新纪元的关键时刻，天时地利令钱学森得以参与到这个创造过程中。

    1944年，已经博士毕业的钱学森为空军和海军军官讲授特殊课程。钱学森会用细小而工工整整的板书将整块黑板逐渐填满，“没有擦写涂改，也不会更改哪怕是一个符号。”韦伯斯特·罗伯茨回忆道，“他总能正好在一堂课结束前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课堂上，钱学森的评语切中要害但又非常冷酷。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发问道：“我不明白第二块黑板上的第三个等式。”钱学森根本就不予回答。另一位学生问道：“喂，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只是说道：“那是个事实陈述，不是一个问题。”另一次，一名学生问道，钱学森刚刚提出的方法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刻薄地答道：“只有傻子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

    “学生们都害怕他的严厉古板，他看上去就像个中国皇帝。”汉斯·利普回忆道。

    然而，钱学森却对那些他认为智力上有潜质的人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钱学森不耐烦的根源来自那些他认为不合格的学生。“在钱学森眼中，愚蠢就是最大的犯罪。”钱学森的朋友安德鲁指出。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到中国，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只要看一眼中国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速度和提升幅度，就会明白钱学森的领军地位到底有多么重要。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庄逢甘说：“钱学森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火箭事业。”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将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颁与钱学森。

（选自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纯如导师库里顿的一个朋友苏珊是一家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她在199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钱学森的故事后，觉得他的生平颇有可写之处。纯如说，因为她的中国背景和科学写作能力，库里顿把她推荐给苏珊。在北京时，纯如有机会采访了钱学森的秘书以及一些政府高官和军方人士，开始他们以为纯如会按照他们的想法撰写这本传记，然而，纯如清楚地向他们表示，她必须收集到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然后从实描述。（张盈盈《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

②关于钱学森留美那20年中发生的事，资料并不匮乏：在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文献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也能找到大量有关他的文件。钱学森在美国的同事和学生都很愿意提供关于他的口头历史记录。钱学森回国后，也有大量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张纯如《钱学森传·序》）

罗中立：天气正好 下地干活

    做学生时，他努力“逃离”油画，却以巨幅油画《父亲》一夜成名，成为新时期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做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官”，却在50岁时被教职工民主推荐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61岁时被任命为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在个性鲜明的艺术界，他的沉着包容能为各方所接受，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画家罗中立的身上似乎纠结着各种矛盾，他却能一再穿越这些矛盾而获得成功。

    秘诀是什么？他说：“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创作《父亲》，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罗中立说。那时的罗家在重庆市郊，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亲戚有人饿死，有人为了几十公斤玉米就把孩子卖到外地，还有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罗中立家，“大家分着喝一碗粥”。

    1964年，罗中立考入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读二年级时，来到大巴山深处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黑就回到土屋里上床睡觉。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回到大巴山生活了10年，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四川美术学院。

    看到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的通知后，罗中立再次去大巴山寻找灵感。大年三十的傍晚，他看到路边公共厕所前蹲着一个等着收粪的老农。那天阴雨绵绵，又湿又冷，老农却一动不动，表情麻木，似乎对举家团聚的传统佳节茫然不知。沉淀在脑海中的印记，仿佛被这张木然的脸庞突然揭开。他被自己的灵感刺激得难以自制，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冲朋友大喊：“我要画一幅和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罗中立整整画了半年，逐渐勾勒出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作品送到北京后，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父亲》，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1980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父亲》获得油画金奖。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的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用领袖像的尺寸画农民，就是要让神化的、扭曲的历史回归本来的轨迹。”罗中立说。

    最早从获奖的喜悦中解脱出来的，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创作《吹渣渣》，标志着他在一年内实现了从政治主题到绘画主题的成功转型。“《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本体语言，从这幅作品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罗中立说。

    罗中立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两年期间，他游览了欧洲所有的大博物馆，参观和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在卢浮宫，工作人员上班他就去，工作人员下班他才走，就这样整整临摹了3个月。在美第奇博物馆，罗中立连续3次去看伦勃朗的展览，去了就看伦勃朗的两幅肖像画。同样的肖像、同样的色调、同样的尺寸，一幅创作于1834年，一幅创作于1864年，时间跨度整整30年。很多人在这两幅画前一晃而过，罗中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知道，正是这惨淡经营与重复“炒冷饭”的30年，造就了伦勃朗这位美术史上的巨匠。

     罗中立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用什么作品跟西方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寻找具有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的样式和语言。”他又回到了大巴山，回到了雕塑、石窟、石刻、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和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和样式。

    寻找、提炼绘画语言的紧迫感，催生了罗中立对时间流失的负疚感。他曾经计划每10年办一次画展，眼看预定的画展临近，自己却没有时间创作，他甚至痛苦得躲进画室里流泪。罗中立勤奋得让人惊讶。他随身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和事。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后，事多会多，哪怕忙到深夜，他也要去画室。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罗中立笔下的农民都有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合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老牛舐犊般殷深的情。“罗中立在最朴素、最自然、最本源甚至最土的农民形象、农民主题，和艺术中最创造性的、最精神化的、越来越具有语言形式的纯粹感的两极之间找到了联系，他在用一种完全个性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人们现在要关心的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罗中立。

    50岁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感觉“一生的抱负突然被改变了”的罗中立，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地处西部的川美能够人才辈出，关键在于条条框框少。“我受益于此，也有责任尽力营造和保持这样的环境。”罗中立说。

    2005年，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建成。除了200多间工作室，坦克库还有大的展示厅可以举办雕塑、装置、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行为艺术等大型活动。围绕坦克库建成的青年艺术家工作室群落，更成为“黄漂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家园。

    川美建立了常规性的学生展览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展览。学校鼓励每天兢兢业业守着学生的老师，也欢迎“北漂”、“海漂”的老师。

    已经成为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入选获奖作品之一的重庆大学城川美新校区，被视为罗中立在1000亩土地上创作的第二幅《父亲》。新校区保护原有的生态，保留原有的老院子，用原有的庄稼、梯田做校园绿化，请农民留下来照常放牛喂鱼种庄稼。在这个巨大的开放性教学空间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作品和成就都一目了然，便于不同年级之间的切磋交流，也有利于校园文化的融合传承。新校区5万平方米的虎溪公社艺术工作室，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的艺术家驻留地和创作中心。

    他在新校区的大门内设计了一段波浪形道路。

（摘编自张国圣《天气正好，下地干活》）

购买美丽华

    一九九三年，李兆基的恒发旗下又添上一间实力潜力具备的公司，那就是美丽华酒店。

    美丽华酒店是何善衡、何添、杨志云、洗为坚等在当年合力创办的。杨志云跟李兆基是多年朋友，在李兆基初到香港后不久，在文成东街的金店银铺做买卖的同时期，杨志云也是金融业内活跃的一员。

    一九八五年，杨志云与冯景禧相继去世，一年之内痛失两位好友，李兆基每每提起来，仍多伤感。

    杨志云一共有五个儿子，在杨志云死后，由长子杨秉正管理美丽华酒店，其余四兄弟都各有发展。兄弟们都有放弃美丽华之想，但他舍不得父亲遗下的事业。

    美丽华集团名下物业，主要是弥敦道用以经营的美丽华大酒店及金巴利道用以收租的美丽华大厦，这两块黄金地皮，前者有三万六千五百五十平方英尺，后者则占地八万五千九百五十平方英尺，可以说大约共有楼面一百六十万平方英尺。

    此外，在蛇口有南海酒店的合营业权和管理权，在广州有广发花园的发展地盘，上海虹桥亦有美丽华花园发展地盘，香港有诺士佛台，翠亨屯酒楼名下生意。

    一九九三年的地产市道高企，弥敦道凯悦酒店对面的写字楼成交价高达过万元一平方英尺。

    以此测算美丽华酒店名下的地产，亦价值一百五十亿元。

    当时，美丽华酒店的股数只有五亿股，如以每股十七元计算，即港币九十多亿元，股价等于资产之六成，是相当便宜的。

    李兆基心上除了这条数之外，也同时忆起了故人好友，感情上他很愿意照顾老朋友的下一代，更不愿意看到杨志云所创办的事业卖到市场上去，有被分拆、化整为零的遭遇。

    于是立即与杨秉正联络，请他上恒基写字楼磋商。

    杨秉正坦白承认杨氏家族有意思出让美丽华酒店的股权，以便能套取现金，让各兄弟的事业发展更有自由度。

    李兆基闻言，诚意地表示很乐意承购，并请对方回去跟家人及杨志云遗孀杨老太商议。

过了不久，长江实业和中信泰富也在部署收购美丽华酒店。

    谁能成功收购，关键仍在杨氏家族的股权之上。杨秉正向李兆基传递一个重要的口讯，就是：杨老太很希望李兆基收购美丽华酒店成功，并且希望李兆基答允在成功收购之后，仍由她的长子杨秉正主管业务。换言之，出让主权而盼望仍有治权，万望李兆基不要把美丽华集团解散重组。

    杨老太的这番心意，李兆基当然明白。

    年轻一代各有志愿，亦各有所成，未可厚非。过分勉强地为保存家族事业而牺牲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和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一定是好事。

    但，对上一代人来说，舟经百战，艰难创业，一下子王国解体，自有千般不舍，万种无奈。

    杨志云夫人与李兆基是同一代的人，她盼望这位丈夫生前好友能造就杨家上下两代的心意，实行两全其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故此，李兆基慨然答允。

    长江实业与中信泰富一旦与自己联手收购美丽华，对方是在商言商，公事公办，到时将美丽华改组分拆势所难免，则李兆基又何以自处，何以向故人妻儿作交代呢？

    李兆基这番为难，不能向外人倾吐。

    于是李兆基只嘱咐林高演，争取成功收购美丽华。

    于是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六时，恒发与美丽华就达成协议，准备签定协议。

    除了杨秉贤之外，杨志云夫人率领四位儿子，对代表李兆基的林高演说：“杨氏家族要出售的股份应该是价高者得。但是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四哥和先夫是好朋友，杨志云在世之时一直是恒基兆业的董事，有了这层渊源，就算是收购价一样，我也会毫无考虑地卖给四哥。”

    两代交情，三十年友好，杨志云夫人就这样意简言深把杨氏家族所持的美丽华集团的股权交托到老朋友手上去。

    完成是项交易手续，已是午夜。

    习惯了在夜深人静时仍然思考问题、埋首苦干的李兆基，在他麦当劳道惠苑的公寓书房内接到林高演完成使命的报告，他轻轻的放下电话，移步回房，默默地俯瞰着瑰丽如宝光流转的本市晚色，这位名成利就的香江大亨有着无穷的思念，无尽的感触，无言的叹息。

    思念的是已逝去的友人，和把臂同游、把盏共欢的知己畅叙日子。

    感触的是十年人事几番新，从前，谁也想不到会有今日，世事难料，谁又敢说明天会怎么样？

    叹息的是人生的成败得失所牵引起的喜怒哀乐，局外人如何可以猜想得到？

叶嘉莹：传承古典诗词之美

王若安

    夜凉如水，天津南开大学马蹄湖内荷花早已残败，湖畔的主楼报告厅里却传出咏“莲”之声。吟诵诗词的正是90岁高龄的诗者叶嘉莹先生。南开大学百余名学子济济一堂，将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就是为一睹叶先生的风采。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4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就随家庭教师读《论语》，这为叶嘉莹终生结缘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17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她师从顾随先生，得到了恩师的赏识。顾随先生也成了叶嘉莹一生所敬仰的偶像。顾先生希望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而叶嘉莹做到了。

    从小饱读诗书又工于诗词曲赋，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一个才女，除了她自己。“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尤其这些莫名其妙的‘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自己以为是才女，而且还修饰打扮，我对于这样的女子并不欣赏。”

    叶嘉莹一再强调，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她从来没有过对爱情的憧憬，因为“那是最无聊的事情”，而幽闺自怜更是肤浅，“我不是一个总找人家怜爱的女子，我不需要”。用她女儿的话说：“我的母亲跟古典诗词谈了一辈子的恋爱。”

    叶嘉莹的一生多磨难，“我平生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如是说。17岁时，她的父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跟家里中断了联系。同年，她的母亲因患癌症不幸去世。随后她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在沦陷区，生活艰苦。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上世纪40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人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她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5岁，幼女刚出生。丈夫性情大变，生计的压迫、身体与精神的磨难，让她心存悲凉。但她在讲学时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忧苦，用她一贯和悦的风度，精神饱满地讲课。如此，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90高龄的她还是站着讲课，从不坐下。

    就在她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迟暮之年的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丧女之痛，悲痛欲绝。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她写的《哭女诗》十首中的一首。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她想起顾随先生的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经历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无论在哪里，叶嘉莹都离不开教学。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九十华诞的时候，温家宝致信祝贺，并在信中称赞道：您的心灵是纯净的，您的志向是高尚的，您的诗词给入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在古典诗词的世界里，叶嘉莹就是永远的女神。

（选自《文史博览人物》2015年第11期）

链接1：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选自《汉学家叶嘉莹》）

链接2：17岁时母亲去世、并不幸福的婚姻、遭遇台湾“白色恐怖”、独自养家、被迫居留加拿大、大女儿及女婿双双车祸身亡……谈及这一生历经的忧患劫波，叶嘉莹从不回避，她说自己向来不是一个悲观的人。（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链接3：我不知道叶嘉莹算不算一个强者，但我知道她肯定不弱，她很韧，甚至有点倔。采访中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冲击，她由古及今把中国人的盲从跟风批了一番，“中国人常常这样子，一窝蜂过犹不及，听风就是雨，非常感情用事”，严辞质问“中国人怎么这么没理性？”

（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居里夫人自传（节选）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包括实验室的职员和学生，都加入了军队的行列，镭研究所实验室里只剩下我和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把实验室所储存的镭，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运用自己的学识，尽一切努力为国家作应有的贡献。我主要的工作是为各个军事医院提供X射线检查，同时负责组织战地医疗队。

    战争期间，利用X射线能够查出伤员弹片所在的确切位置，医生手术时可以十分迅速和准确。如果是骨骼和身体器官受到损伤，通过X射线也能一目了然地发现。借助这一手段，医生对许多内伤的恢复情况也能了然于心。但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一所军事医院配备X射线治疗仪器，也没有必要的技师，在其他的医院里这种设备也是寥若晨星。

    我决心自己来解决设施和技师这两大难题。我四处奔走，把所有的实验室X射线设备集中在一起，1914年8月和9月两个月里，建成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我培训的志愿者在医疗站里负责具体操作。在马恩战役中，这几个X射线医疗站起了很好的作用，只是这种设备和人员太少，无法满足整个巴黎地区所有医院的需要。

    我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他们给了我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经过我的设计和改装，这辆车变成了流动X射线医疗车。车上有一台设备齐全的X射线放射设备，一台发电机固定在车厢里，利用汽车上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以供应X射线设备所需的电力，只要有医院需要，我们便迅速开车赶到。

    医生们尝到了流动医疗车的好处，这种车的需求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我向政府提出了增加流动医疗车的计划，很快得到“全国伤员救护会”的大力帮助，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我的计划在最短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实。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作战区以及法国其他地区，总共创建和改造了200多处X射线医疗站，还为军队装备了20辆流动X射线医疗车。这些车辆都是各界人士慷慨捐助的，还有些人捐赠了整套的X射线放射设备。这些私人捐赠对救助战地受伤士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称职的司机很少，没办法我自己学会了开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亲自开车前往。那些医院和救护站的医生、护士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的精神，使我们心生钦佩之情，并常以她们的精神鞭策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些被抬到救护车上的伤员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令人不忍目睹。在作X光检查时，他们咬紧牙关强忍着搬动身体所带来的剧痛，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在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和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经常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摧残，永远忘不了那血腥恐怖的场面，我坚决反对一切战争。

    当时我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没有得力的助手，帮助我进行X光检测。因为X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使用不久，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战争时期，符合条件的人大多数都去服兵役了，我决定培养妇女做我的助手。于是，我向卫生部建议，在伊迪斯·卡维尔医院下属的护士学校里，增加一个X射线照相科，我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1916年，镭研究所开始组建这个科并培训学员，在整个战争期间共培训了150名妇女。所学习的课程有基础理论和解剖学，此外还要接受一般的实习和训练。她们的文化基础都比较差，但只要肯努力学习，便能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这里毕业的学员后来都成了优秀的X射线照相技师，得到了卫生部的赞赏。其实，按她们所学的课程只能成为医士的助手，但是她们当中却有很多人能够独立操作这项技术，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由于战争期间从事了大量医疗救护工作，我在X射线在医疗的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医疗检验新技术知识。为了说明、证实X射线照相术对医疗的重大价值，尤其是对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和平时期的用途进行比较和说明，我编写了一本名为《战争中的放射学》的书，并将它出版发行。

（节选自《相伴一生的伟大传记》）

枕上诗书闲处好

孙守名

    我抱着一摞书走下台阶，走出图书馆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三两句寒暄后，他便指着刚与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那位便是宋学大师刘乃昌先生。我颇为诧异，转过头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灰呢子大衣，鸭舌帽，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

    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专攻两宋文学，尤致力于李清照、苏轼、辛弃疾的研究。只可惜，造化弄人，我竟没能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对于刘乃昌先生，我是只闻其名而未识其人。

    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后，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了三下门，然后双手交叉忐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紧张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行色匆匆的一些陌生老师。朋友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课外读物，很想找一位全国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文，自然就想到了先生。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身上，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恐，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正当我大汗淋漓之时，门开处，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了出来。先生将我让至家中，落座后，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待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先生竟满口答应，并约定一周为限。我转身告辞，温和的，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我送至楼下，才慢慢转身上楼。

    再后来，似乎熟识了许多。一周后，将取来的序言以快件方式寄出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自庆幸。不料，第二天一大早，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来，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更动的三处，其中一处竟是标点。我暗自吃惊，不禁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顺着文学发展脉络写过几篇人物散文，几次想动笔描绘一下那位“和羞走，却把青梅嗅”的才女李清照，但又踌躇再三，总是无法落笔。个中原因，似乎很多。脑海深处，还是怕看到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戚容，“凄凄惨惨”的眼神，如若不将心沉入无底的暗夜，沉入到巨大的国破家亡的苦痛中，要想靠近她，那是断然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翻捡出刘乃昌先生的研究文章，从中苦苦品味那位让有宋一代大放异彩的才女的人生轨迹。也许，我想，刘先生的笔下，这位有着悲剧命运的旷世女神比我写出来的还要鲜活。

    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后，与我有过大概两次通信。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文时，我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弃疾，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感觉思路似有若无，断断续续，于是决定给刘先生写信。只是，刘先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查阅了邮政编码后，冒昧写了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一周，两周，三周，再也等不得，只好转入现当代文学。待论文结构框架大致成形，先生的那封信却如雁般飞来，既惊喜，又苦涩，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齿，信也似乎不必再回。每每想到先生的鼓励之语，心里总是感到酸楚。

    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思之让人悲哽。先生一世，为人低调。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大家，对于名，对于利，如同浮云一般。他只知道研究、教学和笔耕不辍，即便是晚年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唯一的记忆还是宋词。

    “谁把西风移画扇，淡了胭脂，冷了凝香腕”，宋词之美，美得让人心醉。重回青衫长袖、羽扇纶巾的古宋时代，思清新婉丽的晏几道，叹弱柳扶风的李清照，吟着哀愤的诗，听着古雅的曲，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肠啊!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脱俗，清古洒脱，那是他读透了宋词的精髓。

    因编辑各类图书，自然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心时常感到愧疚不已。总想当面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又怕打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先生驾鹤，令人痛心。感恩之情，时时萦怀。

    想到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的一句词，“枕上诗书闲处好”，破其意而解之，先生正是将诗书学问做到“闲处”，做到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所以他成了一位令世人景仰的宋代文学研究泰斗。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4日，有删改）

【注释】刘乃昌（1930-2015）：山东滕县人，原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词学家、宋代文学研究家。先后出版《辛弃疾论丛》《苏轼选集》《苏轼文学论集》《姜夔诗词选注》《宋词三百首新编》《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等专著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