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卓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钟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 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 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 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 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 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 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 话杨绛》）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在医学攻关的道路上，王忠诚循序渐进，终于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相关链接：

①王忠诚（1925.12.20--2012.09.30），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1月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②经多年临床实践和对已有理论的不断完善，王忠诚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标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乡野诗韵——水缸：静悟的诗人

    ①水缸呆在锅沿旁，水缸里不断清水。那些清粼粼的水，是活泛日子的水，是从遥远的雪山蜿蜒千里万里，从大地的深层输送到村庄地下的水。

    ②水源是一口老井，老井的青石板上爬满青苔。唯独站人的地方，踏出两个浅浅的石窝子。村里人汲水，必要俯下身来，低下头来，如同感恩这天地之水，以澄明，以无私，以源源不绝的爱，哺育着温暖的村庄。

    ③水缸放在厨房里，厨房就是一架低矮的土屋。夜很静，月很明，白白的月光打在水面上，水缸里就有了一轮皎洁的月亮。父亲说，水缸里不能缺水，缺了水的日子就像长在墙头上的草，撑不了几天就会蔫头巴脑。分工，不管大小，一二三四往下排，大哥二哥不在家，为了挣得自己岁月里的那条活路远走他乡，三哥保家卫国去当兵，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两个男人。当然，父亲已经行动不便很多年，挑水的重担就落在二姐三姐和我的肩膀上。剪子包袱锤，很多次我都赢了她们。背地里，我狡黠地告诉父亲，我爱出锤子，小小的一只手，像握紧的螳螂爪子，这样，二姐和三姐的剪子就不得不敛去锋芒。恍惚的记忆里，好像两个人忽然背过脸去，吃吃地笑起了什么。

    ④水缸里的水常年不断，二姐三姐的肩膀能撑起一片天。棉花捉虫打叉，玉米除草打农药，割草喂牛，拣柴做饭，里里外外收拾的井井有条。我呢，顽皮的像一阵风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下河捉鱼，上树抓鸟，后来趴在黄昏的油灯下看书写字。我咬着铅笔头，说二姐三姐怎么这么傻，我不总是喜欢出锤子么，为什么你们一次包袱也不出？母亲停下手中嘤嘤的纺车，说我才是一个十足的傻小子。你傻别人可没那么傻，明明是二姐三姐商量好了只出剪子，就为了让你少出点力气。

    ⑤我是傻，呆呆地站在水缸前面不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月亮好像也在笑，笑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水缸不说话，水缸里的水就是水缸的心思，清净明亮，能照见一个人的灵魂。

    ⑥我还记得第一次挑水的样子，父亲站在远处看着，我把两只脚踏进两个浅浅的石窝子。井绳三米多长，就像一条联系起来天与地，现实与梦幻的线索。我要学会和大地对话，我要学会向一口老井致意，我要学会向滋养生命与灵魂的水，倾诉心中太多的感恩。

    ⑦当然，我深深记得自己笨拙的样子，把井里的那轮月明，摇曳成一片闪闪的碎银光泽。盛在水桶里，就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月亮。可是我的肩膀实在瘦弱，可是我的力气实在还不够充裕。扁担硬生生地硌在肩膀上，不是前面高后面低，就是像喝醉酒一样左右摇摆。一次，两次，直到脚步渐渐沉实，直到肩膀足够坚强，盛在水桶里的水，再也不会像闪闪的碎银一样，泼洒一路。至此，水缸里终于有了我满怀希望放进水中的一轮月明。

    ⑧水缸是陶制的器皿。在乡下，哪一家的锅沿旁不周周正正放着一口水缸。水缸不会悭吝，盛进多少舀出来多少，绝不贪恋一点一滴。勺子碰锅沿，柴火暖着灶膛，一口水缸里盛放的是一家人清清浅浅的光阴。你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成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水缸也就老了，老了的水缸依旧在乡间的厨房里恪尽职守。水缸不会歌唱，煮好热气腾腾的玉米粥，果腹生在乡村屋檐下的我们。吃剩的饭食，母亲用来喂鸡，母鸡就能咯咯下蛋，公鸡就能站在高高的树杈上，喔喔叫醒黎明。路过庄稼院的鸟儿，母亲也会从水缸里盛一碗清水，撒一把粮食放在院落里。这样，就能听见唤醒春天的鸟鸣。

    ⑨水缸是父亲背了一袋地瓜干，去很远的集市上换来的。那时的父亲正值身强力壮，一口气把水缸背回家，放在厨房。一桶一桶清粼粼的水，就这样哗哗地倒进水缸，一口一口的人，就这样出现的低墙矮屋的庄稼院里。

    ⑩到老，父亲也没能赶上自来水。有时我会在宁静的夜里听见哗哗的水响，仿佛来自远山，仿佛来自一条清澈的小溪，仿佛是大地深处一条血脉奔涌的时光暗河，一直流进苍老的水缸里。

    ⑪水是活着的诗，水缸是一个日夜静悟的诗人。

    ⑫有些简单而质朴的诗句，往往并非孔雀绚丽的羽翎。当远年的暮鼓晨钟敲响，你听，沿着生命回溯的那条河流的源头，一口水缸泛起泠泠的水光，缀满闪光的词语。

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

——记“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被大作家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治学严谨、为人乐观豁达，是一位不慕名利的学者。

    周有光十岁进入苏州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1955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他和他的同事经过努力最终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发挥作用的方案。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这样称呼不好。他说：“读过我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说：“他觉得汉语拼音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

    进入全球化时代，周有光努力推进语文现代化进程，并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说：“除了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991年，周有光将目光从研究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据张森根介绍，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

    “生活中，周有光老先生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在学术上则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曾对我说过，自己是对这个世界认真思考了的。”《周有光文集》策划人之一叶芳说。

    对待学术问题，周有光的态度一向严谨，不避讳别人的批评。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自己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错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为了追求真理，周老欢迎读者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为了学术的发展，他也决不当和事佬。”

    在很多亲朋好友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待人宽厚的老人。每年过生日，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叶芳曾说过，近年周有光先生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乐观，是身边人对周有光的另一个印象。张森根回忆，周有光先生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得比三个35岁还长，周老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我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我忘记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他还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编的《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的基础。（百度百科）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

    “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