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衣

      张炜

        秋天，刚刚收获过的土地湿润、疏松，可爱极了。稼禾的秸秆都拉走了，香气却留在田埂上。杂生在玉米和豆棵里的草叶儿显露出来，又绿又嫩。蚂蚱在草棵间蹦跳、起飞，很欢快的样子。

       人们都忙着整理自己的土地，准备又一次播种。小格细心地揪掉青青的草叶，整齐地堆放在一块儿。她觉得这么嫩的草叶，扔掉怪可惜的，留着回家喂小兔子吧。那些蚂蚱碰到她手上，她就把它们逮住了；很肥大的，用一根草棒串了，别在衣襟上。

邻地里的达子走过来，搓着手上的草汁和泥巴，站在那儿笑。

       小格不看他，只顾拔草。达子还是看着她笑。小格往一边看着她笑。小格往一边看了看，好像有些喘息。……达子的脚上穿了一双又结实又漂亮的胶鞋，鞋帮上好像还印了一只鹰!她瞥了一眼，禁不住又瞥了一眼。这个达子和她在小学一块读过书的，现在正用一辆轻骑贩卖葡萄，听人说去年一年就挣了五千元……一个大灰蚂蚱用生了刺的双腿猛劲儿蹬了她一下，她的手背上立刻渗出了小血珠。她使劲摔了它一下，说：“一变肥，你就浑!”

达子蹲下来，吸着了一支烟说：“歇歇吧，又逮植物又逮动物，这个活儿太累。”

小格干脆仰起脸，看着笑吟吟的达子。她已经不歇气地在地里忙了三天。父亲病了，这么多的活儿全是她一个人做的。她不光有些累，还有些烦呢。她觉得达子在看她的笑话。

       达子和她对看着，一瞬间神情严肃起来。他看到她那双从来都很美丽的眉毛，这时候微微皱着——她好像有些恼怒……他眨了眨眼睛，把目光移开，仰脸看天了：“天快下雨了，嗯……快下雨了!”他咕哝着。

      “下吧!”她的眼睛盯着他，赌气似地说道。

         达子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穿着“鹰鞋”的脚，说：“我是说，下了雨，你的地也快整好了，我明天雇来一辆小拖拉机，咱们一块儿耕地吧。”

①小格的心里一热。但她还是垂下眼睫，有些执拗地说：“不，不。还是我自己用铁锹翻吧……”

         达子笑了笑，走开了。

         停了一会儿，天真的下雨了。田野的人们都跑回去拿雨具了，小格踌躇了一会儿，最手也跑回家了。

         她回到田里来时，披了一件蓑衣。这件蓑衣很旧了，可是还能遮雨。别人都穿了塑料雨衣，戴了斗笠。那雨衣有蓝的，红的，还有淡黄的，迷茫的雨雾里望去，多么好看啊。邻地的达子穿得更高级一点：军用雨衣。

        小格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蹲在田埂上做活，一低头就能看见蓑衣襟上粗粗的草绳儿结。她在心里恨起自己来：怎么就穿了它来!可是她心里明明知道：家里没有雨衣，只有一把塑料雨伞……

       达子向这边望着，好长时间也没动一下。

       他看到千万条雨丝洒向她的蓑衣，蓑衣的毛儿拄着，在雨丝中轻轻弹动着。有时小格站起来，那球成一团的蓑衣立刻放展开来，似一件漂亮的草做的披风。蓑衣毛儿又多又规整，都朝一个方向斜着……她在田埂上走着，像个穿着斗篷的将军，挺拔而洒脱。他禁不住喊了一声：

     “小格——!小格——!”

        小格重新蹲下去，像是逮一个蚂蚱，身子向前一伏一伏的。达子好像看到了她那被蓑衣遮住一边的脸庞变得通红通红，就像石榴花的颜色。

天暗下来，雨也变得小多了。田野里的人们开始收工了。

         小格将草叶捆到一起，提起来往回走去。田头小路上的人很多，各种雨衣摩擦着，发出声音。人们高声地谈笑着，议论庄稼，也议论人。小格默默地往前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

         可是有几个老头子谈论起她的蓑衣了：“蓑衣这东西好!我过去夜里看秋、雨天排涝，都穿蓑衣!”“蓑衣比塑料雨衣可好，它又能遮雨又能当草荐子铺，穿到身上人也暖和。”“哎哎，一时一兴，自从兴了塑料雨衣这洋玩艺儿，蓑衣你贵贱也买不着了……”“蓑衣好!蓑衣好!……”

        第二天早晨，小格很早就来到了自己的田里。

       ②这片土地变得漂亮了，耕过、耙过，就像蓬乱的头发被耐心地梳理过一样——达子的头发倒变得蓬乱了，正在他的地上忙着。

       小格知道这是达子的小拖拉机耕的。她问：”达子，你一夜都守在这地里吗？”

“一夜刚好耕完”

“啊……达子!”

小格想：这土地要让我一个人用锨翻，不知要多少天呢!她心里感激达子，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她很想告诉他：雇拖拉机的钱两家一起拿吧!但她就是说不出口。她怕达子笑话她小气。达子有钱呢一一雇拖拉机这点钱，在他来说可算不了一回事。

她在靠近他的地边上做着活儿。

达子忙了一会儿，伸着懒腰走过来。她注意地瞥了瞥他的鞋子：老鹰上沾了稀泥。他说：“趁着土湿，今天就把种播上吧……嘿嘿！明天地里就没活儿了，真棒!”

小格问：“没活了再做什么?”

“驾上我的轻骑！”

小格不作声了。

达子问：“你做什么？”

“我……”小格轻轻咳了一声，“不做什么。”

“你编蓑衣吧！”

小格恼恨地看了他一眼。

达子的脸有些红，微皱着眉头说：“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没听老人们说到处买不到蓑衣吗？我想了想，真是的，这一年我到处去，就是没见到蓑衣……你编吧，会赚钱的，芦青河湾那儿一片一片蓑衣草……”

“哼，鬼主意……”小格将身子转向一边。

达子失望地看了她一眼，接着嘴角挂上了一丝笑容：“你不懂——‘信息’……明白了吗？明年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信息’……”

小格笑了。

夜晚，月亮很早就升起来了。小格在里屋坐了一会儿，听到院子里有露水滴落的声音，就走了出来。

大地朦朦胧胧，一片白色。她觉得心上不知怎么热乎乎的，很想往远处走一走……走着走着，她的脚步急了起来；再后来她听到河水的声音了。

她来到芦青河湾了。

月光下，河湾的浅水处一片油绿。那柔软细长的草叶儿像人工整出的一般齐、一般好，茂盛极了。

“啊!蓑衣草……多么好的蓑衣草啊!”她在心里说。

燕 子

               席慕容

  初中的时候，学会了那一首《送别》的歌，常常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有一个下午，父亲忽然叫住我，要我从头再唱一遍。很少被父亲这样注意过的我，心里觉得很兴奋，赶快再从头来好好地唱了起来：

“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就被父亲打断了，他问我：“怎么是长亭外？怎么不是长城外呢？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啊！”

  我把音乐课本拿出来，想要向父亲证明他的错误。可是父亲并不要看，他只是很懊丧地对我说：“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以为写的是我们老家，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并且一直没有忘记，想不到竟然这么多年是听错了，好可惜！”

  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可惜，然后就走开了，留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

  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的，在田边的电线杆上，在细细的电线上，它安静地站在那里，黑色的羽毛，像剪刀一样的双尾。

 “燕子！”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可不是吗？这不就是燕子吗？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吗？这不就是书里说的、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

 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

 “燕子啊！燕子啊！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啊……”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相同的小鸟，有的时候，我是牵着慈儿，有的时候，我是抱着凯儿，每一次，我都会兴奋地指给孩子看：“快看！宝贝，快看！那就是燕子，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

 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香香软软的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只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内政部的邀请，我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到南部国家公园去写生，在一本报道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书里，我看到了我的燕子。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一样的剪状的双尾，然而，在图片下的注释和说明里，却写着它的名字是“乌秋”。

 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着好多的朋友，我却在忽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孤单。在我的朋友里，有好多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我只要提出我的问题，一定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惟一的反应，却只是把那本书静静地合上，然后静静地走了出去。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出来多年前的那一个下午，父亲失望的心情了。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想，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我实在是舍不得我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啊！

从雕花匠到画匠

    光绪四年，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名叫周之美的，要领个徒弟。托人去说，一说就成功了。

    这位周师傅，在白石铺一带，是很出名的，用平刀法雕刻人物，是他的绝技。我跟着他学，他也耐心地教我。我很佩服他的本领，又喜欢这门手艺，学得很有兴味。

    经过一段时间，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千篇一律。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果子或花木。还搬用平日常画的飞禽走兽，造出许多新花样，果然人人都夸。

    光绪八年，在一个主顾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仔细看了一遍，实在是好。向主顾借了来，在我挣来的工资里，匀出些钱，买了纸、颜料和毛笔，晚上用松油柴火为灯，一幅一幅地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订成了六本。从此，我做雕花木活，就用《芥子园画谱》做根据了。

    一位远房本家，名叫齐铁珊的，他很关心我的画。有一次，他对我说：“萧芗陔快到我哥哥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这位萧师傅，纸扎匠出身，画像是湘潭第一。我就到他家去拜师。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画像这一项，就算初入门径了。

    光绪十五年刚过年，我第一次见到寿三爷。寿三爷名叫胡自倬，号沁园。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到的人很多。寿三爷听说我到了，很高兴，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

    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名叫陈作埙，号少蕃，学问很好，也是湘潭的名士。吃午饭的时候，寿三爷说：“你如愿意读书的话，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吃过饭，按照老规矩，先拜了孔夫子，我就拜了胡、陈二位，做我的老师。

    少蕃师对我说：“画画总要会题诗才好，你就去读《唐诗三百首》吧!诗的一道，本是易学难工，就看你有心没心了!”我小时候读过《千家诗》，几乎全能背出来，读了《唐诗三百首》，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读得很有味。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看看《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还时常给我讲讲宋八家的古文。我觉得这样的读书，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

    读书的同时，我跟胡沁园老师学工笔花鸟草虫。他对我说：“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我常常画了画，拿给沁园师看，他都给我题上了诗。他还对我说：“你学学作诗吧!光会画，不会作诗，总是美中不足。”那时正是三月天气，牡丹盛开。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赏花赋诗，他也叫我加入。我放大了胆子，作了一首。沁园师看了，念道：“‘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这两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谭的韵，也押得很稳。”这一炮，居然放响，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在胡家，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得很，眼界也广阔多了，只是总想起家里的光景。那时照相还没盛行，画像这一行生意是很好的。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到处给我吹嘘，附近的人都来请我去画。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就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雕花多，又省事，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生意越做越多，收入也越来越丰，祖母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节选自《白石老人自述》）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第二天早晨，黑娃起来时已不见新娘，走到厨房门口，看见她一手拉着风箱，一边在膝头上摊开着书本。黑娃洗脸一毕时，她先给他递上一杯酽茶，接着端给他一碗鸡蛋。黑娃喝了口茶又捉起筷子，挟住一个鸡蛋随即又沉入碗中，扬起头说：“我从今日开始念书。”

玉凤说：“你想念就念。”

黑娃问：“晚不晚？现在才想起念书怕是迟了？”

玉凤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念书没有晚不晚迟不迟的事。”

黑娃说：“那我就拜你为师咧！”

玉凤摇摇头：“你要是真想念书，应该正经拜师。我不能够做这样事。”

黑娃问：“为啥？”

玉凤说：“甭忘了你是丈夫，我要是当了你的先生就没有丈夫了，你在外边拜师去。”

黑娃怀着虔诚之心走进白鹿书院，看守门户的张秀才拒绝他进入：“不管谁不论啥事，朱先生一律谢客。”黑娃说：“你去传话，就说土匪头子鹿黑娃求见先生。”

朱先生正在庭院树荫下闭目养神。他送走了编纂县志几位同仁，不仅身俸无法支付，连三顿饭也管不起了。朱先生最后一次找到县府申述县志编纂工程的重要，管钱的主任摸摸硕大的光头，就呵呵笑起来：“好朱先生哩！剿共重要不重要？岳书记手谕拨款给保安团买大炮重不重要？”朱先生被呛得噎住，分辩说：“现在只要一笔石印的钱，县志已经编成了。”主任说：“编成了先放下，等剿灭了共匪国泰民安那阵儿，我给你拨款，多拨些也印得漂亮……”朱先生早已不再晨诵午习，常常坐在那把藤椅上闭目养神。听见张秀才传报，朱先生睁开眼睛：“噢！我这辈子就缺少看见土匪的模样。让他进来。”

黑娃进门再进入庭院，看见一把破旧藤椅上坐着一位头发银白的老者，恰如一座斜立着的山峰，紧走几步就扑通一声跪倒了：“鹿兆谦求见先生。”

“你是何人？求我有啥事体？”

“鄙人鹿兆谦，先前为匪，现在是保安团炮营营长。想拜先生为师念书。”

“我都不念书了，你还想念书？”

“兆谦闯荡半生，混帐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

“你坐下说。”

黑娃站起来坐到凳上。朱先生自嘲地说：“我的弟子有经商的，有居官的，有闹红的，有务农的，独独没有当土匪的。我收下你，我的弟子就行行俱全了。”说着回屋取来纸笔，拨下笔帽；笔头儿已经干涸，经水泡开了又磨了墨汁，给黑娃写了“学为好人”四字，说：“你是我最后一个弟子。这是我最后一幅题字。”

黑娃每日早起借着蒙蒙的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自然常常求问于高氏玉凤；每隔十天半月去一趟白鹿书院，向朱先生诵背之后再说自己体味的道理。朱先生深为惊讶，开始认真地和他交谈，而且感慨不已：“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事，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别人趸下学问为发财升官，你才是真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黑娃谦然地说：“我学一点就做到一点，为的再不做混帐事。”朱先生仰起脖子慨叹道：“想不道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胚子！”

黑娃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出一种儒雅气度。玉凤更加钟爱黑娃。

团长以及同僚们也都觉察到这种变化。黑娃再一次走进白鹿书院时，就不无激动地说：“先生，我想回原上祭祖。”朱先生久久凝视着黑娃，竟然颤抖着嘴唇说：“好哇兆谦，我陪你回原上祭祖！”

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刻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傲不驯的土匪胚子。黑娃同时更加严厉地整饬炮营，把一批又一批大烟鬼绑到大炮筒子上，土匪弟兄们的体质首先明显地发生变化；他把一个在街道上摸女人屁股的团丁扒光衣服捆绑到树上，让炮营二百多号团丁每人抽击一棍；过去的保安团丁在县城是人人害怕的老虎，又是人人讨厌的老鼠，人们把保安团叫捣蛋团；黑娃整饬三营的做法得到张团长的奖赏，一营和二营也开展了整顿活动；保安团在县城居民中的形象从此发生变化，黑娃在整个保安团里和县城里威名大震。

（节选自陈忠实《白鹿原》）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聂荣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身体抱恙，因此，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到1950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经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

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像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1952年9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还有高血压、心脏病。1953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