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票她爹”一一黄永玉

在收藏界，人人知道这样一个“神话”：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一一《庚申年》金猴邮票，单枚面值只有8分钱，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涨了近20万倍，整版（80枚）接近150万元。这枚邮票的创作者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

人们把黄永玉称作“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的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邵柏林回忆说：“黄先生是位爱国的、有良心的艺术家。1955年，周总理派人把他从香港接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那时，黄先生和董希文、李可染等我的许多老师住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我常拿着画稿去听取老师们的意见。我尊黄先生为师，黄先生拿我当朋友。‘文革’时，黄先生遭难，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罐儿胡同的一个旮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敢登门了，’但我照常去看望他。他说：‘朋友里有胆子到被打翻的巢里来看我的，邵氏夫妇是其中之一。”’

有这层“牢靠的友谊”，邵柏林1979年拜访时，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70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伊喔在黄永玉家里“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拉屎、撤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得满脸花。但黄永玉没有嫌弃它，常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晨练。

伊喔画好后，黄永玉叫邵柏林来取画稿。“看着画上毛发清晰、充满灵性又非常可爱的猴子，邵柏林想，第二年是猴年，就把它作为第一枚生肖邮票的原稿吧！”高山说。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1 980年2月1 5日（除夕）面世。

2014年底，第四轮生肖猴票的设计提上日程。201 5年春天，高山带领邮票编辑团队来到黄永玉家。“见到我们，黄永玉招呼老朋友似的，让我们都坐下，他自己也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刚要往嘴上放，看到女儿，便呵呵一笑，叉放下了。”

过了几天，黄永玉的女儿收到了猴票设计合同的屯子版本，但黄永玉觉得，合同看似周全，措辞却不对他的口味，于是又把高山等人叫到家里。高山一行赶过来时，发现黄永玉正在看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黄永玉很喜欢看，看完了再说合同：“恕我直言，这份合同，满篇‘必须’‘否则’，连个‘请’字都看不到。其实稿费、原稿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按你们的规矩来，只是这些字眼看得我极不舒服，似乎没有体现对设计者的尊重嘛！”高山马上认错，黄永玉诙谐地说：“没事，回去修改一下。虽然今天没领证，手还是可以牵下的。”说着，把已经画好的初稿拿了出来，请高山等人过目。4人围到黄永玉身边，只见画上的猴子一手托着一只鲜嫩粉红的寿桃，另一只手抓着桃树枝，尾巴卷在树枝上。眼睛眯缝着，嘴巴笑成一道曲线，顽皮又开怀。

按前三轮生肖邮票发行规律，第一轮一枚，第二轮两枚，第三轮一枚，第四轮应为两枚。高山向黄永玉建议：“让第四轮的猴子和第一轮的猴子结合一下，大猴子抱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的神态和第一轮的猴子相似。”黄永玉闻言，放声而笑：“好主意！不过不应是一只猴子，是一边抱一只。”于是提笔就画了起来，边画边笑着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了，画两只合法合理又合情喽！”

2015年8月6日，《丙申年》邮票开机仅式在北京的邮票印刷局举行。由于是夏天，其他几位嘉宾都穿着自衬衣，唯有黄永玉不仅穿了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上了蓝色领带，正式又时髦。走到印制1980年猴票的机器前，黄永玉饶有兴致地跟它合影。这张合影，跨越了36年时光。

设计第四轮猴年邮票时，黄永玉已经92岁了。他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随父母回到凤凰老家。湘西多山，湘西人的性格多有棱角，又充满冒险精神；湘西壮美，湘西又闭塞，背井离乡去闯荡，成了生存的需要。

黄永玉离开湘西，到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他喜欢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常在中午关门时被锁在里面，索性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他自学木刻，14岁那年已是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离开集美学校后，他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黄永玉后来回忆说，“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

1948年，24岁的黄永玉来到香港，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

“文革”时期，黄永玉被迫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里，光线很暗，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窗外画满了迎春花。

黄永玉告诉高山，他现在的生活中，“写作第一，雕塑第二，版画第三，绘画排第四”。他正在写一部已经断断续续写了7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说：“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教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好友汪曾祺曾说：“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选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①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十八般武艺，几乎无所不能，元所不精。黄永玉的艺术天才令人欣羡。就连他最心悦诚服的表叔沈从文也这样说他：“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趣记黄永玉》）

②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 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②略萨与马尔克斯可以说是一生的朋友和敌人。早年略萨与马尔克斯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人开始决裂，决裂的原因也一直被认为很诡异。1976年马尔克斯到墨西哥参加电影首映时巧遇略萨，马尔克斯上前打招呼，略萨一记老拳将马尔克斯打倒在地。2007年，两人和好。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乖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摘编自《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相关链接】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散尽千金济英才

﹣﹣追忆邵逸夫先生

    1月7日中午，站在写有“逸夫楼”三个字的大楼前，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晨阳希望学校校长乐平海心中感慨万千：“多亏了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教学楼，经受住了芦山强烈地震的考验。”这一天，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107岁。

“逸夫楼”见证慈善一生

    虽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邵逸夫的长相与生平，但或多或少都听过或见过“逸夫小学”、“逸夫楼”等由他捐助的设施，这些见证了邵逸夫慈善为怀的一生。

    苏州大学姜礼尚教授曾与邵逸夫先生有一面之缘。时任苏州大学校长的姜礼尚教授回忆说，1992年自己随受捐赠学校代表团前往香港参加捐赠仪式，和邵逸夫有了一面之缘。“邵逸夫先生虽然做了这么多慈善，也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为人十分低调。”姜礼尚说，但邵逸夫先生的亲和力很强，在晚宴上主动与代表团代表们合影。

    邵逸夫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内地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据教育部消息，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元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邵逸夫奖”媲美诺贝尔奖

    邵夫先生长期支持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教育科研发展，也关注人类科学进步，创举之一是设立了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该奖项成立于2002年，设有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以及数学科学三大奖项，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足以媲美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邵逸夫奖”自2004年起已颁奖10次。有人拿了“邵逸夫奖”之后就拿了诺贝尔奖。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原所长陈省身先生于2004获得首届“邵逸夫数学奖”。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与高校合办艺员培训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初，邵逸夫先生向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希望在内地选择一所大学创办电演员艺训班，吸收内地人才，进行培训后进入香港无线电视（TVB）工作两年。这一设想得到国家教委的支持，最终将合作点定在了邵逸夫先生曾经捐赠过的华南理工大学。

    据参与该项合作的鄢秋萍老师回忆，艺员培训中心面向内地招生，由香港无线电视提供资金支持，在华南理工大学校内授课，双方邀请艺术专家对学员进行授课与培训，经过培训的艺术人才以及电视技术人员可以进入TVB工作。一直到1996年共举办了近10期培训班，培养出邵兵等一大批演艺人才。

逸夫先生一路走好

    邵逸夫逝世的消息传到邵先生在故乡浙江多次捐助过的浙江大学，许多师生和校友纷纷用微博、微信等方式表示哀悼和敬意。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韦路说：“邵逸夫的名字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向邵老致敬！”

    淮阴师范学院宣传部部长朱延华翻出了一份20年前的校报，上面在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我校“逸夫图书馆”落成》，编辑是朱延华。朱延华说：“‘逸夫图书馆’建成，从校长到学生精神都为之一振，这将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东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李小男表示，斯人已逝，福泽后人，东南大学师生将永远感念这位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慈善家。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景泰教授说：“2007年，我亲自参与了逸夫基金投资我校300万元港币的项目，航师生会永远铭记这个名字。”

    同济大学档案馆馆长朱大章说：“近20年来，‘逸夫楼’一直是同济利用率最高的建筑之一。”网友“啖月忽律”说：“我在‘逸夫楼’里扯过皮，拿过奖，看过毕业典礼，读过书。愿老人家走好！”

    “我们会永远感谢邵先生捐资助教的千秋功业，勤勉求是，严谨治学，为国为民，前行不辍。”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顾玉林说。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传记文本阅读之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

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来源于传者、传主和其他人三个方面。把握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应从文本中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以及相关评论入手，分析带有作者爱憎情感态度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个性化的细节描写，概括文中议论或评论的文字，揣摩作者的感情倾向，从而了解传主的思想立场、政治主张或艺术观点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朱东润自传

1896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失业店员的家庭，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21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用近年的说法，这叫作掺沙子。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现在用不上了。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其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作品，毕竟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传。别传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因此称为“别传”。有些简单一些，也可称为传叙。这类作品写得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那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

是不是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可以作为范本呢？应当说是可以，由于作者着墨无多，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做法，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所以无论近代人怎么推崇这部作品，总还不免令人有“穿新鞋走老路”的戒心。

国内外的作品读过一些，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不算，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就不能算是认识。

这时是1940年左右，中国正在艰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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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传和传人，本是性质类似的著述，除了因为作者立场的不同，因而有必要的区别以外，原来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西洋文学里，常会发生分类的麻烦。我们则传叙二字连用指明同类的文学。同时因为古代的用法，传人曰传，自叙曰叙，这种分别的观念，是一种原

有的观念，所以传叙文学，包括叙、传在内，丝毫不感觉牵强。（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

②朱先生确是有儒家风度的学者，一身正气，因此他所选择的传主对象，差不多都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有为之士。他强调关切现实，拯救危亡，尊崇气节与品格。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