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识英才

    在“两弹一星”之后，中国又向新的目标迈进——载人航天。钱学森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在载人飞船工程立项之后，谁来挂帅？

    在航天工程上，我们有众多的专家、院士，然而，这些专家、院士们都已经上了年纪。要实行庞大、艰难的载人航天工程，应当由年富力强的人来挂帅。

    钱学森举荐了王永志。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

    王永志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  风二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二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四十多摄氏度。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

    要加大火箭的推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起初攻读飞机设计，后来改学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他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主张应该卸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卸掉推进剂呢？于是，没有人理睬他的不同于众的建议。

    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坐镇指挥，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到底是高人，他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二号”导弹在卸下600公斤燃料之后发射，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在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1992年当载人航天立项上马，钱学森又一次推荐王永志担当重任。

    果真，王永志不负钱学森的期望，领导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后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曾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王永志则深情回忆说，每次重大发射，钱学森都亲临现场坐镇，决策重大技术问题：“1966年2月下旬，戈壁滩正是最冷的时候，我在发射场远远地看到钱老走过来，赶忙迎上去，只见他就穿了一件单薄的呢子大衣。他想问我任务准备得怎么样了，可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寒风呛回去了。”

    王永志还回忆， “钱老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钱老强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钱学森指出：“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正是因为钱学森一手提拔许许多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了许许多多“钱学森”，才有了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

（摘编自叶永烈《钱学森传》）

相关链接

①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选自《呼唤新时代的大师——钱学森遗言》

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在钱老的身上，我们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所获得的成就，是由他的思想品格和人生境界决定的。一切为了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信念，让钱学森拥有广阔的胸襟，使他的思想，能轻松地超越私利所设下的藩篱。   

选自《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讲课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等，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矛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实用类文本阅读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独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钱穆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①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jǔyuē】规矩法度），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②钱先生主张学习西学，但是吸纳和消融西学，必须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海大学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和同事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步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头疼欲裂的巨大痛苦。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又经多年临床实践和不断完善，他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标志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经过十几年攻关，王忠诚终于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到2010年，他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说起从事一生的事业，王忠诚皱着眉头说：“当医生太不容易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病人的康复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梵高的坟茔

    ①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顺着塞纳河北行，便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②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面临他的是贫困与饥饿。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张画，人们也根本不知道梵高，艺术界汪洋大海般的平庸在压抑着他。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艺术既然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公平的社会用生命作了一次壮烈的抗议。

    ③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籍。当丰腴清丽的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时，当莫提格里昂尼面对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到她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他正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在他的画笔下，野地里的摘来的向日葵燃烧着一把火，蓝色野花临风摇曳，这哪里是在依物描像？这是在倾诉爱情，但是他的情人却在大地的草木盛衰中，天穹的日星隐耀中，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那其中闪现的光芒有坚毅，有不平，有尊严，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他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以神奇的手法、高妙的色彩、超绝的构图，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和惰性。这种画风一旦问世，美术史就必须重写，色彩甚至美学就必须修正，这正是梵高撒向人间的一个永恒的谜。

    ④梵高死了很多年以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今天所有豪华壮丽的画馆，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当一幅《没有胡须的梵高》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的梵高毫不相干。

    ⑤我们来到梵高的坟茔，它坐落在一所平凡的公墓里，梵高和他心爱的弟弟德奥合葬，两块墓碑，方身圆顶，没有任何纹饰，没有花岗岩的墓室，碑前只有一抔黄土，覆盖着长青的蕃藤。公墓寂然无声，所有体面的、稍微精致的坟茔前都空无一物。然而梵高墓上的碧草却在刺骨寒风中颤动着不屈的生命。堪告慰于九泉梵高之灵的，不是拍卖场的呼啸，而是一束束的鲜花，放在坟茔的四周。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坟》，总有一些人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