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沈从文到北京谋生。1925年曾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不久失业。最早是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刘勉己、瞿菊农二人。时间当在1924年11月13日郁去寓所看望沈之后。到12月下旬，就有署名休芸芸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接连刊发了。转年就更多。5月4日唯刚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大学与学生》文中，已称赞他是“一个天才青年”，他写的《遥夜》“全文俱佳”。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林宰平是新月社中人，引领沈从文去松树胡同认识徐志摩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沈从文与志摩的关系，可说是介于弟子与朋友之间。第一次见徐志摩，是1925年秋天，在新月社的院子里，也就是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的前夕了。又经徐介绍，结识了陈西滢、凌叔华、林徽因等人。徐志摩立即发现了沈从文的才气，且看出了他行文的特色。“徐志摩惊叹过沈的文章句子很欧化，沈本人也承认过这一点，他读了当时很多翻译作品，对语法并不在意。”（《金介甫《沈从文传》）

结识了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作家，志摩很是高兴，以致在改版《晨报副刊》的发刊词里，介绍他的作者班底时，介绍完他的那些老朋友之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也要表白一番自己手头还有多少青年朋友，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沈从文，接下来才是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等人。

徐志摩初编《晨报副刊》时，可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振臂一呼，名家云集，说声来稿，佳作纷至。他得跑稿子，甚至得央求、乞讨，逢上沈从文这么一个写得不错，又很勤勉的作家，也算是运气。从沈从文这面说，也就是提携了。沈从文只比志摩小五岁，以年龄而论，当是平辈。

志摩的可爱之处在于，只要我看得上你，只要咱俩对脾气，怎么着都行。且看接编的最初两个月里，徐志摩刊发了沈从文13篇作品。《晨报副刊》是名刊，哪个作家遇上这样的编辑，不出大名才怪呢。由此，沈从文才摆脱困境，实现了靠写稿维持生计的理想。1927年新月书店办起，1928年《新月》办起，只要徐志摩的影响力所及，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集，发表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全都是畅通无阻。沈从文能在数年之内，成为中国一流的作家，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本人的才气和勤勉，而徐志摩的处处提携，也是不可轻视的。

不光是写作上的提携，还有工作上的帮助。1929年9月去中国公学教书，极大地改变了沈从文的人生状态。胡适是校长，固然须他首肯，若没有志摩的鼎力推荐，怕胡适连这个想法也不会生出来的。此后去武汉大学教书，叉去青岛大学教书，也都是得力于志摩的推荐。

志摩也常把一些自己忙不过来的事，委托沈从文去做。比如选编“新文学丛书”，志摩顾不上，便让沈从文负责审稿。这样的事，难说是谁帮谁的忙，对沈从文来说也是一种训练吧。

对志摩的恩德，沈从文谨记在心。1936年出版第一个选集时，写了篇长序，开列了一串他要感激的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徐志摩（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志摩已去世了）。他说――

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就卧倒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不幸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点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表白是诚恳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情义，1931年11月20日上午在青岛，青岛大学的一班朋友，刚刚听说徐志摩遇难，不明底细急欲一探究竟时，最后决定由沈从文亲赴济南走一遭。“志摩死耗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沈从文一声不响地立刻就到济南去了。”（梁实秋《谈徐志摩》。）

    后来，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教书，解放后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成为著名的古服饰学家。（改写自韩石山《徐志摩传》第三卷《云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相关链接】

美国学者金介甫在他的《沈从文传》里，说沈从文“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且以此语作为一节的标题。意即一个人只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就可以说他是不依附，不盲从。

孔子求学

    孔子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分两个阶段：15岁以前上平民学校，15岁以后转入自学。

    古代平民学校，按孟子的说法，夏代名“校”，商代名“序”，周代名“庠”。庠、校都是教育的意思，序，即射，乃就其军事训练而言。这种学校设在平民居住区，每年夏历10月秋收后由当地父老教育未成年子弟，教学内容一般为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孔子家境贫寒，但在母亲支持下，仍能在农闲时入校学习。他后来有能力自学，实得益于此；孔子熟悉射御，懂得军事，这同他小时所受的平民学校教育不无关系。

    古代平民学校又是当地群众议事和集会游乐的场所。《左传》襄公31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是他们在此议论朝政的例子。群众集会，主要是祭祀活动。《周礼》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就是指在春、秋二季举行群众性的社祭，并在州序进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男女盛会，济济一堂，杀牲祭飨，载歌载舞，举杯祝酒，气氛热烈。家乡的大型民间礼仪活动对儿时的孔子富有吸引力，《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设俎豆（一种礼器），设礼容”。童蒙天真的孔子自然没有想到，他这种模仿成人祭祀的儿童游戏，竟成为他以后学习礼仪的起点。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平民学校已不能满足孔子的求知欲望。在无法进入贵族子弟大学深造的情况下，孔子决心自学。他在《论语》中回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其自学的主要内容即《诗》《书》、礼、乐等。《诗》即《诗经》，《书》即《尚书》，都是孔子在鲁设教的两门课程，因此它们必是孔子设教以前在鲁研读过的。孔子引述过《志》，这也是他熟悉的一种古书；他还提到“方策”，即板书和简册。这些记载周文王、武王时期政治的板书和简册，自然不止一种，同样为孔子所熟悉。在典籍丰富的鲁国，孔子有可能见到这些读物，并为他所通晓。

    礼，即社会礼仪制度；乐，主要是附于《诗》而用于礼的乐曲。礼和乐均无专书，要了解这方面知识，必须广泛收集、调查和向别人请教。为此，孔子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态度始终如一。涉及的范围也不限于礼乐，还包括神话传说、历史遗闻、民风民俗、天文历法、地理博物等。为考察殷礼，孔子去过宋国。郯国一位国君来访鲁国，孔子听说他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便去向他请教。鲁太庙陈列许多文物古器，鲁国常在此举行各种政治礼仪活动，是了解周鲁史迹和有关典章制度的重要地方，孔子便下功夫到这里考察，每遇不明之处即请教于人。

    孔子还向鲁乐官师襄子学习弹琴。他学琴，特别注意领悟乐理乐义，《孔子世家》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弹奏一支名曲，一连弹了十日也不调换别的曲子。师襄子建议他进一步弹别的乐曲，孔子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但还没有领悟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弹别的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领悟了它的用意，可以进一步学别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写的人物形象。”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默然有所思，向高远处眺望，说：“我可能领悟到这支乐曲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了。这人长得很黑，高身材，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是周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听了十分赞佩，离席再拜行礼，说：“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

    在求学道路上，孔子不仅向名人名物学习，更经常、更大量的还是向普通人学习，向他所遇见的一切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求教，从他们身上不断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反复强调：“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种胸怀若谷的好学精神，使孔子汇百川而成大海，其学识远远超过了旧学“六艺”的范围，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为了体会和掌握学到的知识，他努力做到学思结合而废寝忘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在孔子以前，无自学成名的先例。他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独自走上自学道路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仅此一点，即可想见其创造力和坚韧精神。

（摘编自张秉楠《孔子传》）

【相关链接】①张秉楠同志从1985年开始计划撰写《孔子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孔子传》，尽量选择可信的史料，详加考订，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张岱年《序》②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谋生）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钱穆《孔子传》

许渊冲：在功利与道德境界之间

（一）

    8月22日，外文局礼堂，中国翻译协会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这一天，他或许等待了一辈子。

    作为和傅雷、钱锺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经出版了120多本译作和翻译理论，涵盖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种类型。“精通这3种语言，能够互译，而且有作品出版。能做到这点的，全世界绝无第二个。”这是他平生最为得意、屡屡自夸的一点。他翻译《楚辞》 《诗经》《西游记》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二）

    授奖一周之后，记者前往他在北大的家中拜访。他兴奋地拿起手中的《李尔王》英译中手稿：“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译本有他们的优势，但他们翻的没有玩笑味儿，而且卞之琳太强调对等。比如这句‘那篱雀养大了杜鹃鸟，自己的头也给它吃掉’我翻成‘麻雀喂大了小鸟，小鸟要咬它的头’。李尔王养大了女儿，现在女儿却要来对付他。只有翻出‘小鸟’才能表达这个意思啊！”

    多年来，他是翻译界的“少数派”。他的“过度”意译风格长期不被人接受，甚至被斥为“乱译”；倡导译诗要押韵，也和国内多年流行的分行散文诗译背道而驰。

    率性、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他在自传《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方罗列出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即便是翻译界的泰斗傅雷，他也认为并非不可逾越：“可以拿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比，整本水准绝对高过他。你随便摘十段出来，我不怕。”

（三）

    他在回忆录中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

    外文老师叶公超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许渊冲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叶公超却问：“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许渊冲诚恳地自省。

    1978年初的诗歌译坛仍然是分行散文一统天下。许渊冲把毛泽东诗词的译文和译论一同寄给朱光潜请教，后者在信中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为了诗词翻译中的问题，他曾屡次写信向钱锺书请教。后者都不吝回复点拨。钱锺书回信第一句，就把汉诗西译称为“壮举盛世”，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但钱把传真看得重于求美，认为翻译不是创作，这和许渊冲的意见不同。

（四）

    夫人照君说，吃完早饭，他就开始翻《莎士比亚全集》，晚饭散步回来以后就“来劲”了，继续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我现在也不用功啊，一天才1000字，只是觉得有趣才干。”许渊冲轻描淡写地说。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赶英超美”、希望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焦虑。他认为：“若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

    他一直铭记老师冯友兰提出的“四重境界”：“我现在，应该是在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之间吧。什么时候，道德境界变成自然，那就是天地境界了。可是，世间有几人能做到？”

（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9月）

相关链接：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他所做的事，对于他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就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摘自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多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逐渐建立了他的中心观念。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通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途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幺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吗？（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 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 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丈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