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的梭罗

汪家明

    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唯其异端，才展示出奇才，就像梵高，其极端的行事他人难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在美国，梭罗（1817-1862）算是古典的作家，是美国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梭罗就得以亲近爱默生，经常参加爱默生家的文人聚会，受其超验主义观点的影响，反对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崇尚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爱默生也喜欢这个年轻人，曾致信哈佛总裁推荐梭罗，使梭罗获得奖学金。

    1845年春，他决心进行向往已久的生活实验。在征得爱默生同意后，他在离村镇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着手自建木屋，并于 7月4日搬进新居，独自在此居住26个月之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自己垦荒种植，自己伐木劈柴烧壁炉，自己做饭，用自己生产的豆子换取必需的日用品，还给人帮工。他追求“一周里只有一天工作，而有六天自由支配”的生活。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用来会友交谈，用来参加文人聚会，更以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观察自然、沉思冥想、读书写作。

    在湖畔小屋居住期间，他因多年拒付不合理的人头税而被捕，虽然第二天就由姑姑代缴被释放，但对他刺激极深，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政府的抵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编入论文集时，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等，其精神实质都源于这篇文章。这倒是梭罗生前难以想象的。

    离开湖畔小屋后，除了偶尔做一点勘测工作，他基本过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旅行、读书、记笔记、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喜欢数学，有测量的特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测量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如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度和宽度，山的高度等。

    从1855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双腿发软，虽经积极治疗，一直没有痊愈，于1862年因肺结核发作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对他的作为和个性，朋友们有许多记录。他一生放弃了太多东西：没有学着从事任何职业；没有结过婚；独自一人居住；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也从来没吸过烟。在生活中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细如毫发。据说，他在池塘边找到一种花，仔细观察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记录了树林里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知道某一个夜晚在河面上纷飞着地蝇，鱼们抢着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即便只是一个极小的物件，他也要从中看出自然界的定律。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1849年自费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内容是记录他和约翰在两条河上的旅行，其中穿插着大段大段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议论，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一百五十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

    “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瓦尔登湖》全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书中，梭罗记录自己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过程，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希望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其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描写，因此有人将此书看作一本关于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这不仅是一部抒情散文著作，也是一部罕见的哲学著作。

    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自言自语道：“美国还不知道——至少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位国民。”他的预言很对。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名列第一。如今梭罗早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人认为，是梭罗最先启蒙了国人感恩大地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此书已有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选自《难忘的书与人》，有删改）

江河情怀，水电人生

    ①张光斗，1912年5月生，江苏常熟人，幼时家境贫寒。1924年秋，他开始了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求学生涯，然后交大附中，然后交大预科班，直至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大毕业，同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到美国后，张光斗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

    ②“七七事变”给了张光斗极大的震动，他毅然放弃了深造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解放前夜，在华工作的美国水电工程师力邀张光斗赴美工作，他却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了我，我有责任建设祖国，为人民效力。”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多次下令，让张光斗把他手里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他不肯。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张光斗巧施“掉包计”，将假资料交了出去，而20箱真资料则藏到地下保存。解放后，他捐赠的资料成了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③20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意识到水利理论教学的贫乏，他钻研、摸索了一套教学大纲，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60年代，他辛辛苦苦编写的几百万字的《水工建筑物》书稿，未及出版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散失。多年之后，年老的他每日伏案，重著此书，相继于1992年、1994年、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共3部学术巨著。

    ④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密云水库告急。北京市委急召还处于受审查、受批判逆境中的张光斗火速回京。张光斗连夜赶到密云水库工地，却被告知：“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尽管待遇如此不公，但他仍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仔细审查每张设计图纸，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他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总之我要对人民负责。”

    ⑤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张光斗是60多年来三峡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1993年5月，张光斗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他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进行检查与咨询。2000年末，耄耋之年的张光斗又一次来到三峡工地，他为考察导流底孔的表面平整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硬是从基坑攀着脚手架爬到56米高的底孔位置，眼睛看不清，他就用手去摸孔壁。之后张光斗在质量检验总结会上极力坚持修补导流底孔，以确保工程质量。在场的人望着他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瘦弱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束。

    ⑥张光斗是个“工作狂”，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即使年愈九旬，他也闲不住。每天早上六时半起床，吃完早饭，步行到办公室，用王大珩院士给他特制的高倍放大镜阅读全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发来的资料，遇到新出现的问题，他就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写信，提出建议。如果问题特别重大，他还会去搜集大量资料，拿出充分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有关部门与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⑦张光斗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但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搬进去，将新房让给了有需要的年轻院士。

    ⑧近年来，他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并被人们称赞为“当代李冰”。对这些荣誉，老人看得很淡。他说：“我感到很惭愧，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的少。”

【相关链接】2002年6月1日，年逾90高龄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荣膺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他是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工程科学家。此外他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何梁何利奖”“水利功勋奖”“哈兹（ Haas）国际奖”等。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

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六十岁说

陈忠实

    45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45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举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就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相关链接：①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鹿原》，于2016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陈忠实在60岁时写的一篇回顾自己45年漫长创作历程的文章，带有自传的性质。②为了创作《白鹿原》这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巨作，陈忠实蛰居乡间十年，他孤守原下一隅，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饱含激情，走访乡民，查阅史料，从民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与素材，深深根植乡土，体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情怀。

（节选自《怀念陈忠实，一位作家的担当与情怀》）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