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瑞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侯兆川的客人

赵春亮

    在侯兆川这块地界上，二小儿绝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二小儿自幼眼瞎，几乎全盲，每天拖一根竹棍，走街闯巷，卖唱乞讨。每到一个村子，二小儿就拿出竹板，“当、当、当”敲打几下，循着响声，有人便陆续从家里走出来：“二小儿来了？”二小儿“嗯”一声，摸索着找块儿石头，坐下，自说自话：“我叫崔光活，光活不死的意思。”大伙谁也不加理会，仍然喊他二小儿。只要不是农忙季节，乡亲们大都会拿着手中的活儿，围聚在二小儿周围，谈天说地，逗二小儿开心。

    二小儿就像个巨大的磁铁，总能迅速聚拢起一个不小的人场。

    “笑几声！二小儿！”有人喊。

    “笑啥呀？”二小儿反问，但不等人答话，二小儿便“嘎嘎、嘎嘎、嘎嘎”地笑起来。二小儿的笑声很有特点，像是一只孤单的鸭子抻着脖子鸣叫，两个音节一组，一声高一声低，颇具节奏。二小儿的笑声刚起，大伙的笑声就铺天盖地地响起，瞬间将二小儿的笑声湮没了。二小儿止住笑，抖开一块脏兮兮的红布，摸索着铺开，再伸手从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里掏出卦牌来，小心翼翼地摆放好。

    二小儿的笑声就像开戏的铃声，接下来幕布缓缓拉开，一场好戏便上演了。

    大伙笑一阵子，也便淅淅沥沥止住了。有人说：“二小儿，又拿算卦骗钱，一点也不准呢！”说归说，仍会有很多人走到二小儿面前，明知故问：“算一卦多少钱？”

    “五毛。”

    “便宜点——两毛！”也不待二小儿答应，就伸手去抽卦牌了，抽出三张，依次交给二小儿。

    二小儿便摸索着打开卦牌，先用右手拇指摸索几下，然后凑到眼前仔细辨认。接着便给算卦的人讲卦：“好事呀，最近家里定会进财。”

    “哪有什么财呀？花钱如流水，好久都没有进财了！”抽卦的人反驳。

    “收礼了吗？”

    “没有！”

    “粜粮食了吗？”

    “也没有！”

    “鸡下蛋了吧？”

    “鸡下蛋也算啊？”

    “算！算！当然算！这就算是应验了啊。”二小儿一边说一边如释重负地摸索打开第二张卦牌。

    二小儿的卦牌无非就是“老三篇”，进财、动土、遇小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将他准备讲给抽卦人的卦辞背出来。卦算完了，二小儿接过递来的票子，凑到眼前仔细辨认一番，心满意足地塞进上衣兜里，等着下一个顾客。

    围聚的人越来越多，时间也临近中午。有人提议：“二小儿，唱一段吧！”

    二小儿站起来，摸出竹板开始敲打，锣鼓声、铙钹声、二胡声，诸多乐器的声响源源不断地从二小儿口中发出，惟妙惟肖，热闹非凡。二小儿唱的曲子多半是乡亲们耳熟能详的戏曲，穆桂英挂帅、秦雪梅吊孝等，所唱的却大都是旦角，二小儿手捏手绢，翘起兰花指，扭捏作态，不时惹得听众哄堂大笑。

    唱过两三段，就该吃饭了，乡亲们吃啥，二小儿吃啥，连给自家男人准备的鸡蛋汤，也会有二小儿的一份。吃饱喝足，二小儿择一处向阳或背风处，眯眼小憩，休息足了，起身敲着棍子，“哒哒哒”地回去。在乡亲们的意识里，二小儿从未被看作是一名乞讨者，而是整个村子最受欢迎的客人。

    有人说，二小儿有个哥哥，在云南某地当县长呢，也曾把二小儿接了过去，二小儿在那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实在没意思，便瞒着哥哥偷偷溜了回来。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倒是二小儿临终前，床前聚集了不少偷偷抹泪的乡亲，让很多有儿有女的人也羡慕不已，都说二小儿前世积了德。

    那天，二小儿艰难地扭了扭头，看看身边的乡亲，灰暗无神的眼眶里竟然溢满了浑浊的泪水。“这么多年，侯兆川的乡亲们待我不薄啊，我知足了！”二小儿说，“拜托各位，请在我的墓碑上刻上我的大名——崔光活，光活不死……”二小儿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你放心吧，二小儿，你叫崔光活！”乡亲们回答。

    “我还得问大伙一句，”二小儿双唇翕动，像是一条濒死的鱼，“这么多年，我虽然要吃要喝，但也给乡亲们带去了很多开心和欢乐，你们说是不是啊？”说完，侧着耳朵等待众人回答。在场的乡亲们已经有人泣不成声，赶紧点头说：“那是，我们都把你当亲人呢。”

    二小儿走得很安详。

    没有了二小儿，侯兆川乡亲们的生活突然索然寡味了好长时间。

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连队就像开水般沸腾起来，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有的还写了血书。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

    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他把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久久地不放开。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丑兵却杳无音讯。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复仇

巴金

一

    这年夏天老友比约席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去度假。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客人。一个是医生勒沙洛斯，一个是新闻记者福拉孟；还有一位比叶·莫东，是一个中学教员，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汉。

    比约席的别墅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一条河流把全村围抱在里面。岸边有一带桦树林，点缀着许多家房屋。

    我不曾去过教堂。不过礼拜日早晨开始做弥撒时的钟声，我无一次不听见。严肃的、悲哀的声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又慢慢地落进水里，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这样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怎样谈到幸福上面来，莫东先生却发出了奇怪的议论，他引了英国诗人布郎宁的话，说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看见正义胜利的时候。”比约席说。他是学法律的人，说这种话也不无理由。

    后来轮到医生发表他的意见了。做医生的人总是以救人为幸福的，我这样想。

    “复仇——”医生慢腾腾地说出这两个字。

    “复仇？”我们都惊叫起来。

    “是，我说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他镇静地说。但是他又闭了口，好像静静地等候着我们的反驳。

    我们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带了疑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解释他的意见。他的声音很镇定，但是里面仍旧有一点痛苦的味道，这说明他说的话曾经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二

    在两年以前，我到过意大利，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我。我开了房门，看见房东惊惶的面孔。她告诉我下一层的房间里有一个房客自杀了。

    地上躺着一个瘦弱的青年。他的胸膛露了出来，偏左一点有一大团血迹，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喉咙不住地响。我俯下去听了他的脉，知道已经无望了。我刚刚站起来，他忽然睁开了两只血红的眼睛，口里说了一句：“我是福尔恭席太因。”喉咙里再吼了几下，便死了。

    我听了房东的话，才知道这个自杀的青年就是刺杀鲁登堡的凶手。我想他也许是另外的一个福尔恭席太因吧。但是这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他的衣袋里露出了一个纸角，我便把它抽出来。原来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见“福尔恭席太因的自白”几个字，便把它塞在寝衣的袋子里。

    “有些人也许会说我的死是在忏悔我的罪恶。其实我对于杀死鲁登堡的事，并不后悔。我所杀过的人除了鲁登堡还有一个叫做希米特的军曹。”

    “三年前，我还在家乡。那时我刚同我的吕贝加结婚不几月。我们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两人过活得也还幸福。”

    “然而在这个城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烧杀抢劫。”

    “有一天我因事出去了，留下吕贝加在店里。我回来时远远地看见一个军官匆忙地从我的店里出来。他的脸上有抓破的地方，军服也很凌乱。我便加速了脚步，跑进店里。”

    “天呀!她满身都是血——我认得那个军官是希米特军曹。我马上跑了出去，到了司令部，要求见鲁登堡将军。鲁登堡将军接见了我。他听了我的请愿以后，并不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就叫两个兵士把我带出去了。”

    “我被他们关了两天，等我回到店里时，我的东西被他们毁得精光。”

    “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没有产业，连我所爱的妻子的遗体也没有了。”

    “忽然一个思想像一线光明似的射入了我的脑子。复仇，复仇！我似乎又找到一个生活的目标了。”

    “在一个大风雨之夜，我把车停在一家大咖啡店门前，在这微弱的马车的灯光下，我认出了我的仇人希米特。”

    “我对准他的胸膛把匕首刺了进去。在车灯的微光下我看见他的痛苦的挣扎和脸上那种难看的表情，我抽出匕首，血跟了出来。我把匕首放在嘴唇边，用舌舐着刀叶，我把血都吃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只觉得热。我藏了匕首，把那个垂死的身体拖到岸边，抛进河里去了。”

    “我赶车离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里非常快乐，觉得我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不久我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因为鲁登堡已经离开这里了。”

    “这三年来我到处跟着他。我跟他到过来比锡，到过汉堡，到过柏林，到过维也纳，最后到了巴黎。我买了一支手枪，我每天出门时总要把那支装好子弹的手枪吻许久。有一天我果然找着他了。”

    “我连续发了三枪，我亲眼看见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只是呻吟着。我却在一阵混乱中逃走了。”

    “没有人捉住我，我到过比利时，到过瑞士，到了意大利。我的姓名响遍了全个欧洲，可是我自己却依旧困苦地、无名地而且像一只狗那样被人追踪地活着。”

    “我的精力渐渐地消失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而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我没有家，没有亲友。工厂里的繁重的工作和奴隶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我决定把我的生活结束，因为我一生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幸福了。”

三

    医生惋惜地接下去说：“我很对不起福尔恭席太因，不曾把他的遗书发表，因为他的话虽是真实的，我虽然也像他那样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互相仇杀的事在我看来终于是可怕的。难道除了复仇以外，我们便找不到别的道路吗？”

    比约席开口了。他严肃地、决断地说：“在现在，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外，还没有别的路。”

    路，我想是有的，不过他们不想走罢了。

    我们都在思索……

赌水

顾文显

    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后，团长只带着30多人冲出重围，一路狂奔甩脱了日本兵的追击，30多人几乎瘫倒在一座小山脚下，30多张嘴裂出了无数道血口子，大家已几昼夜滴水未进，现在咳嗽一声都能打出火花！

    警卫员爬到旁边拐弯处，喊不出话来，他只能举起手臂示意。团长把残部带过去，发现山脚的乱草里隐藏着一个两只脚大小的窟窿，窟窿里静静地卧着一泓清水……30多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有水，就有了命，否则，他们就算是逃出了敌人的包围，也得活活渴死！

    可大家把目光投向团长时，团长却一摆手，说：“慢。”团长皱起眉头，端详这个小泉眼一阵：怪怪的，四周没发现野兽踩踏的爪印，哪怕有溅在边上的水滴也好，至少说明有动物饮用过它了，然而，没有。小泉眼静得跟死人一样，满满的，一滴也没有外溢……不久前，曾经发生过一支小部队误饮毒泉全体死亡的事件，全军上下都通报过的。假如这次一下子误饮中了毒，这些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勇士们，就得软绵绵地倒下！

    空气仿佛要凝固了，冒烟的嗓子被泉水引诱着，好多人心里说，喝它一阵，就是毒死，也比渴死强。团长凝望着远方，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也就是说，舍了这眼小泉，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水源的，成败在此一赌，得有人先尝这水！团长吩咐几个强壮些的战士到附近看看，哪怕是抓到一只小蜥蜴，让它来试水。然而，大家失望了。团长用眼神命令大家别动，他走到小窟窿边蹲了下去。“团长！”几个沙哑的声音止住了团长的行动，谁都有义务先闯这道水关，只有团长不可以，他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是部队的灵魂。

    几名精壮的警卫冲了上来，要求尝这水，保护首长是他们的义务。团长摇摇头，他还在沉思，在这一泓摸不透底细的泉水面前，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有些优柔寡断了。突然，那个受伤的号兵挣扎着站了起来：“团长，让我来试试。”团长一下子呆住了。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号兵的身上，他年龄最小，又是那么痩，抵抗力最弱了，何况还受了伤，轮也轮不到他身上。刚才突围出来时，团长竟然还背着他跑了很长一段路，怎么可能让他先尝这水呢！然而，团长盯着号兵的脸凝视了好久，才郑重地说：“谢谢你，如果发生意外，我会告诉你娘，你表现得很勇敢。”团长认识小号兵的娘？众人都很疑惑。号兵神色庄重地蹲下，双手捧起一捧水，像捧起这支部队生的希望，他运足气，咕咚咚，连喝了三大捧。战士们听见，团长捏着皮带的手指关节嘎嘎地响，团长的眼睛盯着西方的一抹晚霞出神。

    号兵抹了抹嘴报告说：“报告团长，水很甜，肚子没疼，就是有点儿咕噜。”团长又盯了号兵片刻，突然笑了：“小家伙，你肚子里没食，它不咕噜才怪呢！同志们，可以喝水了，小心点儿，别弄脏了它。”团长拍拍号兵的头：“你很勇敢呀！”“爹……”号兵刚发出一个字，却被团长严厉的目光给噎了回去。

    这支队伍借着月光，喝足了小泉眼的水，肚子里填饱了草根，他们在团长的率领下，雄赳赳地上路了。没有人议论号兵是团长儿子的事，但是，每个人身上都鼓足了劲儿……

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