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  下（铁 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热情而不啰嗦。稍事寒暄，便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市长家。他被一个面孔清秀的小阿姨让进客厅，然后项市长出现了，和老于面对面落坐在两张小沙发上。谈话一开始老于就觉得浑身燥热，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穿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的缘故。在他那没有炉火的家里，他需整日这样穿戴，老婆和女儿甚至整日把毛线帽扣在头上。而在项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市长了。

天下第一桩  

凌鼎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有樟从一个藏友嘴里得知，翰林弄的阮大头最近从安徽收到了一件好东西，号称“天下第一桩”。

    郑有樟一见那树桩，就惊叹了，天下竟有如此好东西。郑有樟前看后看，左看右看，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观之，都赏心悦目，更难得的是这香樟木桩香气扑鼻，且香得柔和、高雅。郑有樟凝视着这天下第一桩，不言不语，不愿离去。    阮大头看出了郑有樟的偏爱心思，不无得意地说：“我收藏几十年，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藏品，今后就是我的镇宅之宝喽!”

    郑有樟从小缺木，所以取木“有樟”，而今，这古桩化石出现在眼前，这不是缘又是什么？郑有樟下决心非把这天下第一桩弄到手不可。

    他很诚意地对阮大头说：“君子本不夺人之爱，但我郑有樟既然命中注定有樟，岂能错过。您老成全我，割爱吧。你开个价，我郑有樟保证不会让您吃亏。”

    阮大头一听，笑笑说：“想看，尽管看；想买，则免谈！再说就伤和气了。”

    郑有樟就这样碰了个软钉子。

    郑有樟不甘心，他实在太喜欢那天下第一桩了。以后的一段日子里，郑有樟吃饭想着这事，睡觉想着这事。想来想去被他想到了以物易物的主意。他想起前不久在浙江东阳见过一老艺人创作雕刻的水浒人物根雕，印象中也是香樟木的，那108将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据说已连续雕刻好多年了。对，买下来，送给阮大头，他八成会喜欢的。

    事不迟疑，郑有樟第二天就开了小车赶到浙江那老艺人家，好说歹说，花了大价钱把那根雕买了下来，雇卡车运回了娄城。

    果然不出郑有樟所料，阮大头一眼就相中了这大型根雕作品，请郑有樟爽快出价。

    郑有樟很坦率地说：“明人不说暗话，我只想换你的树桩。”

    阮大头没想到郑有樟来这一手，有点不快地说：“肯卖，价钱好商量；不肯卖，你抬走吧。”

    郑有樟也没想到阮大头如此固执，悻悻而回。

    藏友见郑有樟愁眉苦脸的，知道他还惦着那天下第一桩，就给他出主意。

    藏友甲说：“派人冒充算命先生，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他心甘情愿出手……”

    “损、损、损，骗他老人家，于心何忍。”郑有樟不同意。

    藏友乙说：“那你干脆跪在阮大头面前，求他，不怕他铁石心肠。”

    “你们怎么尽是馊主意，难道就想不出一个金点子?”郑有樟脸色凝重了起来。

    郑有樟突然失踪了一段时间，后来，藏友们才知道，他去了安徽，去调查这天下第一桩的来历。他翻阅了当地的地方志，回来后窝在家里写了篇《流传有序的天下第一桩》。据郑有樟考证：此树桩是南宋末年一次山洪暴发后冲下山来的，先为安徽著名的博古斋收进，后为画家闵双城收藏；元代时为贵族王孙铁木儿秘藏；明代时，在安徽布政使及大收藏家华佰裘等多人手里珍藏；清代时，在桐城露过面，后来就不知去向，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最近，才重现江湖。郑有樟还收集了明代至清初有人吟咏此桩的诗文。

    郑有樟把这篇考证文章打印后，交给阮大头斧正。阮大头没想到郑有樟对这天下第一桩有如此感情，很是感动。他拉郑有樟说：“来，我俩在天下第一桩前留个影。”

    三天后，阮大头打电话给郑有樟说：“啥话别说，你来把天下第一桩搬走吧。”

    郑有樟去搬天下第一桩时，他特地沐浴焚香，极是虔诚，出屋进屋前，还点了鞭炮、放了高升呢。

    当时人群中说啥的都有，有说“神经病”的；有说“作秀嘛”；有说“文人怪癖”的……

    郑有樟一点不恼，他乐哈哈地说：“我全当补药吃。”

（原载《人民文学》2004年增刊，有删改）

爱心如同韭菜

余显斌

    娘打来电话，问他现在在哪儿。

    他轻声说：“在医院。”

    娘说：“知道，听你爹说的。”娘接着哽咽着说，“儿啊，你怎么能那样，怎么能捐献骨……髓啊？”显然，娘不理解什么是骨髓，说到这儿，明显地顿了一下。

    他忙说：“娘，没啥。”

    娘威胁说：“你不听娘的，娘就死去。”

    他急了，忙告诉娘，自己不是捐献骨髓，爹听错了，自己是想找人给自己捐献骨髓，自己有病。

    娘一听更急了，问清了他所在的医院，和爹当天就打了车，匆匆赶去，在医院看见了他。他坐在病床上，护士在给他量着血压。娘一见吓了一跳，问道：“儿呀，你怎么啦？”

    他说：“白血病。”

    娘不懂什么是白血病，望着他。

    他告诉娘，患白血病很难治的。看娘身子一颤，他忙说，不过，有骨髓配型成功的人愿捐骨髓，自己就有救了。

    娘忙说：“配啊，砸锅卖铁也配啊。”

    他叹口气，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两万多人中才有一对配型成功的。”

    娘坐在那儿，眼睛直了。

    他忙摇着手道，不过，自己很幸运，和一个女孩配型成功。

    娘眼睛一亮：“真的？”

    他再次垂下头，告诉娘，可是对方不愿捐献骨髓。娘一脸灰白，许久，点点头道：“是啊，身上的东西，哪一件不是跟眼睛鼻子一样，哪有多余的啊？多余的也不会长啊，谁又愿捐啊？”

    爹在旁边嘀咕一声：“听说，捐骨髓没事的啊！”

    他沮丧地摇摇头，告诉他们，那个女孩就是不愿捐。

    娘试探着问：“真没事吗？”

    他说：“可能是吧，不过，这得问问医生。”

    正说着，一个医生从旁边匆匆经过，娘忙一把拉住，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可怜巴巴地问：“医生，捐献骨髓对捐献的人有伤害吗？”医生望望娘，摇了摇头。看娘有些不懂，医生打比方说：“骨髓就像韭菜，捐了又会长出来的。”农村里，韭菜不少，剪后生的更快更肥更多。娘懂了，娘脸上的灰白颜色没了，她想了想，仍拉着医生的手不放：娘有一个请求，希望医生能帮自己给那个女孩说说。

    医生一笑，点头答应了。

    四人去了另一间病房，见到了那个女孩。

    娘走过去，一把拉住女孩的手。娘说：“娃啊，大婶求你了。”

    娘指着他说：“我就这一个儿，请你救救他啊。”

    见女孩不说话，娘猛地想起什么似的，指着医生说：“医生说了，对你没损害。如果有损害，这个要求大婶也说不出口啊。”

    女孩雪白的脸上流下两行泪，望望他，仍没有说话。

    娘急了，说：“娃啊，大婶跪下了。”

    娘说着，准备跪下来。女孩忙一把拉住，流着泪说：“大婶，我才是病人，这位大哥是捐献者啊。”说着，女孩指指他，对娘说，“求大婶了，救救我。”

    娘站在那儿，愣住了。

    不过，娘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娘拉住女孩的手，打量着女孩毫无血色的脸，许久许久，眼眶红了，对他说：“去吧，娘不拦你。”

    娘说：“出来了，娘煮鸡蛋给你补补身子。”

    他哎了一声，笑着望了医生和女孩一眼，忙向手术室走去。他知道，他的方法成功了，善良的娘，一旦知道捐献骨髓是怎么回事，一定不会拦他的。

    他猜对了。

    六个小时后，他捐献了骨髓，走了出来。

    爹娘迎上来，仔细打量着他，见他没事，爹一笑，得意地道：“小子，你答应了爹的，我劝你娘来，你回去可得陪爹喝几盅的。”

    他一笑，手指一弹，嗒地一响。

    娘这才知道，自己被骗来，是他和老头子商量好的，回头瞪了老伴一眼道：“啥出息？几盅酒，就让儿子收买了。”说完，拍着他的手笑笑，得意地道，“我儿捐了骨髓，救了一条人命，救了一个家，娘受一回骗，值啊！”

    他望着爹娘笑了。

    他想，有时，爱心也像韭菜，付出越多，播撒越快越广，不但能传及家人，甚至能传及世界，让每一个人心都一片碧绿一片阳光。

（摘编自《思维与智慧》，有删改）

万卡

契诃夫

    万卡·茹科夫，一个九岁的男孩，三个月前被送到鞋匠阿里亚欣的铺子里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睡觉。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去做晨祷了，他从老板的橱柜里取出墨水瓶、笔尖生锈的钢笔，在面前摊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开始写信。在动笔写信前，他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头去看几下门和窗，斜过眼去望了望阴沉沉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纸铺在长凳上，他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马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向您贺祝圣诞节，愿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您一个亲人。”

    万卡把目光移到黑魆魆的窗户上，窗上映着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爷爷康司坦丁·马卡雷奇，瓦列夫老爷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机灵活泼的小老头，年纪约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眯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希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也许他爷爷正站在大门口，眯起眼睛看乡村教堂红光耀眼的窗，穿着毡靴的脚有节奏地踩着步子，跟仆人们说笑。他还给狗闻鼻烟。卡希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感到受了欺侮，走到一边。泥鳅为了表示恭顺没打喷嚏，摇着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眨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昨天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外面，用皮条抽我，因为我在摇晃他们家摇篮里的婴孩时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青鱼，我从尾巴上收拾，她拿起青鱼，用鱼嘴往我脸上戳。在这儿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常常吃不饱。亲爱的爷爷，您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吧，回乡下去，要不我就没命了。”

    万卡撇着嘴，抽抽嗒嗒地哭了。“我会给您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您就狠狠揍我。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了，只有死路一条。我本想跑回村子，可是没有靴子。等我长大了，我会为这件事养您，不许人家欺侮您，等您死了，我会祈求您的灵魂安息，就像为我的妈妈彼拉盖雅祷告一样。”万卡猛然叹了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想起爷爷每次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总带着他。那真是欢乐的时光！爷爷得意地发出哈哈声，连严寒也得意地发出哈哈声，望着爷爷和严冬的景色，万卡也发出得意的哈哈声。爷爷把砍下的圣诞树拖进老爷的屋子，于是大家开始收拾它。忙得最起劲的是厨娘依格娜季耶夫娜，她是万卡最要好的人。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还在世并在老爷家里当佣人的时候，依格娜季耶夫娜给万卡吃冰糖，还教他数数。彼拉盖雅死后，万卡被送到下人厨房里他爷爷身边，后来又被送到莫斯科鞋匠阿里亚欣身边学手艺。

    “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以上帝的名义求您，把我从这带走。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否则我会不停地挨打，我饿得要命，而且多么孤单，连话也没法说，只是不断地掉眼泪。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的头，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亲爱的爷爷，来吧。”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微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乡下爷爷收。然后他搔一下头皮，想了想，又添了几个字：康司坦丁·马卡雷奇。他感到满意，没有人来打扰，他戴上帽子，也不披皮坎肩，跑到邮局，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邮筒。

    他陶醉于甜蜜的幻想之中，一小时后睡着了。他梦见炉子，炉子上坐着爷爷，耷拉着一双光脚，厨娘在读他的信，炉子边泥鳅在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醉拳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语气中荡漾着蔑视，平淡而又坚定。日本少佐美津智朗，上下打量了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的张三。

    哟西，有胆量。

    斟得满登登的四十大碗酒，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伸手道“请”。你的，一碗酒放一个，四十碗我放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德州武城人，几十年来，人们记忆中的张三总是身着长衫，袖口高挽，手端鲁北老酒，泰然自若，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有滋有味地品着。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拳，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酒持得稳，喝得淡，放得轻，一天没酒日子就不是张三爷的日子，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端起，日头落西，最后一滴酒也淌入肚子。张三爷微抖长衫，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可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三爷的碗里，三爷泯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热汗直流，柴掌柜闻听颠颠地跑上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泼了三碗，腥，涩，嫩……，一时酒气冲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是看得起你，你想请都轻易请不来。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那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声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轻迈金莲来到张三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脖子一扬滴酒不剩。好一碗女儿红，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是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的，柴掌柜就是不吐个口话，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个破坏大东亚共荣，就捆了柴家四十来口。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不住点头。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体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柴掌柜那头绳子一松，人瘫倒在地上。

    张三两碗咕咚咕咚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屋里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了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酒痞野蛮无酒德？告诉你，酒德两字，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儒家有“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晋代《断酒戒》，唐代《酒箴》，宋代《酒赋》，元之《饮膳正要》，明之《本草纲目》，清之《日知录》，无不是酒德之说。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竟敢陈说礼法，只如蜾蠃螟蛉如侍在侧焉也。

    张三爷滔滔不绝，不觉兴起，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

    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李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势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精通日语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影子，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后的五二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新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进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人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口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划得一行草字笔走龙蛇：

    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红薯飘香

金意峰

    那是一个荒年。百亩良田颗粒无收，蛇鼠虫豸四散逃逸，村民挖空心思构筑自家的粮仓，连平时最关心的游行批斗活动也偃旗息鼓了。

    县里别村的农民兄弟雪中送炭，运来了满满几卡车红薯。我和大哥把一筐红薯抬回家时，三弟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

    奇怪的是，没有大白米吃，我们三兄弟吃红薯照样吃得兴高采烈。那年大哥十四岁，我十岁，三弟八岁。我们边吃边比赛放屁。看谁放的屁响。浓酽的“红薯屁”在屋子里飘荡时，我们忍不住接二连三地打出几个幸福的饱嗝。

    但是有一天爹把我们叫到柴房，手一指。我们傻眼了。筐里的五十斤红薯少了四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照这样的速度，接下去少的将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爹阴沉着脸咳嗽一声，说：“几个根，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咱得悠着点。”

    我们家有三个根。大哥叫木根，我叫水根，三弟叫土根。

    三个根咬着嘴皮子，不吭声。

    红薯快吃完的那几天，爹和娘离开了家，据说去江苏老舅家借粮。

    他俩一走，三个根就放了羊。

    我们手里攥着弹弓，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开始惦记天上的鸟。

    很快我们在隔壁杜家院子里的槐树上发现了一只竹筐。这只竹筐像一只硕大的鸟笼一样挂在一根粗大的枝丫上。

    杜家的成分一直很可疑，听说是富农，因此尽管还未等到挨斗，这家人平时已像惊弓之鸟，很少抛头露面。此刻，看到杜家门扉紧闭，三个根轻巧地翻过了矮墙。

    大哥让我们等在树下，他上去。大哥贼头贼脑地把筐里的东西往口袋里塞，又飞快地溜下树。

    “回去，快，别让三朵花看见。”

    三朵花就是杜家的三个丫头：梅花、兰花、菊花。

    三朵花长得虽细瘦，但每一个都伶牙俐齿，三个根不是她们的对手。

    到家后大哥把东西掏出来，是红薯。原来挂在槐树上的筐里面装的是红薯。

    大哥说：“还有好多呢，不敢再拿了，那可是人家的口粮啊。”

    “这是不是偷？”我问。

    “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饿肚子。”大哥说。

    第二次是我上的树。三弟年纪小，不让他上。

    我们偷红薯竟然偷出了瘾。只要肚子一饿，我们就会又痛苦又甜蜜地把目光转向那只挂在杜家槐树上的竹筐。奇怪的是我们下手的机会竟然很多。杜家的油漆大门吱嘎一关，我们立刻兴奋得像三只花果山上的小猴。

    不过有一天大哥发现了问题。他有点疑惑。他说：“我们这样偷来偷去，那筐里的红薯怎么会一点都没减少？他说，上星期我数过的，一共十二只，今天我又数了一遍，居然还是十二只。他说，一定是杜老六每天都往筐里添红薯，杜老六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竟然不知道有人在偷他家的红薯。”

    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始窥视杜老六一家的日常生活。马上我们发现他们在院子里走动、说话、看书、扫地、晒被子……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倒是我们三个根有时会遭遇尴尬。那多半是在路上与杜老六相遇。尽管杜老六总是客气地笑笑，我们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身边的闲人不多，我们就会心虚地喊他一声：六叔。

    时光飞逝。大哥后来做了村里的村主任。三弟去西北大学读书。我也在度过了三年军营生活之后，光荣复员了。记得我回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去看看杜家的那棵老槐树。或许是因为老槐树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突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杜家的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回村那天，大哥已到村委会上班去了。杜老六发现了我，汗涔涔的脸上笑吟吟的。“你是季家的水根吧，几年不见，长壮实啦。”

    我说：“六叔，你的身体也不错，跟从前一样结实。”

    杜老六笑了，“老了，终归是老了点，梅花兰花菊花都嫁人了，还能不老？”

    我开始用眼睛瞄那棵槐树。槐树上还挂着那只竹筐，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晃荡。我有点激动。

    “六叔”，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实在太不懂事了，三天两头偷您挂在树上的红薯……”

    杜老六眨了眨眼，嘿嘿地笑。他说“你以为你们三兄弟做的事躲得过我的眼睛？我早知道了。话说回来，那时候穷，加上自然灾害，大伙儿都过得不容易，我和三个闺女胃细，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红薯，又不敢送过来，怕扫了你们的面子……”

    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