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越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仰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去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2010年8月5日）

    中国传统慈善理念以“养济”为主，直接向各类弱势群体提供衣食救助。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粥厂、栖流所、留养局、全节堂等多是秉持这一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发现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在注重“养”的同时，忽略了“教”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教养并重”、“教养兼施”开始成为晚清以来我国慈善理念转型及实践的主要内容。

    “教养并重”理念的最初实践多是个人或慈善组织的自发行为，道光年间，裕谦在武昌设立恤孤局，对孤儿因材施教，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教之纺花、织布、结网、打蕈鞋等手艺。

    清末，清政府也开始逐渐将实践“教养并重”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教授贫民习艺的教养院、工艺局和习艺所也纷纷设立，先在京师五城设教养局以“拘收初犯轻罪之民、给以衣食，教以粗浅工艺”．光绪三十三年，民政部奏请“责成地方官绅以育婴堂附设蒙养学堂，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此后，各地教养局也纷纷建立，譬如天津东门内贡院旧址就设有教养局，设织布、染色、地毯三科，聘用三名日本技师教授简单文字、算术和技艺。

    与此同时，在“民生日蹙，失业日多”的背景下，针对社会普遍的流民问题，“教养并重”理念的实践往往与振兴工艺相结合，并力图使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此外，晚清江南地区还设有洗心局、迁善局等，在教以工艺的同时，对流民的思想教育也有所关注，北京工艺局亦然，他们考虑到游民“闲荡日多，骤难就范”，收养之初，先送入迁善所进行思想教育，再教授工艺．这些习艺所、工艺局均以流民、轻度罪犯为教养对象，部分监狱也开始附设习艺所，敦助对象远远超出传统的老弱病残废疾者，在当时强调工艺的背景下，这些机构的教养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将传统手工艺与近代．机器工艺和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光绪三十一年，广仁堂扩充设立女工厂和女学堂，除规定时间教以习字外，大部分时间教授女工西式花辫、机器缝纫、刺绣、草帽辫、毛巾、织布、鳊绒等七科手艺。在倡导“教养并重”理念和相关政策激励下，原有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增加了工艺或近代教育的比重．光绪三十年，天津广仁堂筹办了女工厂和女学堂，天津育耍堂创办了女工厂，组织女童半日学习，半日劳动．保定府全节堂附设私塾改为两等小学，并设立直隶女学分校；第二年保定育要堂附设直隶女学堂，堂内所有成耍尽数入学。

进入民国以后，“教养并重”的实践继续发展.1917年京直大水灾救济中，除办理传统的赈济、平粜、粥厂外，还特别强调设立因利局、籽种贷款所、贷纱所等，通过向灾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形式，将灾民救济与灾后经济恢复相结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对原有传统慈善组织进行改组和整顿，设立官办救济院，下设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六所，贷款所就是“寓教于养”理念的主要体现，该机构向贫民借贷小额资金，不再以教授工艺为主，与清未已有很大的不同。

（摘鳊自郝红暖《慈善理念的近代转型》）

    航天器热控制又称温度控制，是随着航天技术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多学科的新技术，是任何航天器必不可少的技术保障系统之一。它涉及材料学、热学、计算数学、化学、光学、流体力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试验测量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它的任务是通过合理组织航天器内部和外部的热交换过程，使航天器各部位的温度处于任务所要求的范围内，为航天器的仪器设备正常工作提供良好的温度环境。

    航天器热控制技术种类很多，使用的场合也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一般可分成被动热控制技术和主动热控制技术两类。被动热控制技术是一种开环控制，在控制过程中被控对象的温度无反馈作用，一旦状态确定后，基本上没有调节的余地，通常选择具有一定热物理性能的材料，并通过航天器的布局，合理安排与空间环境及内部仪器设备之间的热交换，使航天器各部分处于要求的温度范围内。被动热控制部分除了布局上的合理安排之外，主要通过包括热控涂层、多层隔热组件等各种不同热控材料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航天器和周围宇宙空间不可调节的热交换，以控制和调节外部恶劣的热环境及其变化对航天器的影响，这样可以减少航天器内部的温度波动，以满足大部分仪器设备的温度范围要求。被动热控制技术是航天器热控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各种热控材料是重要的实现途径，在各类航天器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空间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研制成功多种热控材料。日前，应用最多最广的有涂层、多层隔热材料、热管、电加热器、导热填料、控温仪和测控温元件，在某些情况下也使用过百叶窗、相变材料、热扩散板和环路热管。在载人飞船上还使用厂泵驱动单相流体回路、风扇等装置。这些热控材料，确保我国航天器热控任务顺利实现。

    热控涂层按其组成特点可分为金属基材型涂层、电化学涂层、涂料型涂层、薄膜型涂层、二次表面镜型涂层、织物涂层等。

    在热控涂层的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温度要求、部位、底材、工艺实施等因素，如对于航天器的散热面，选用低太阳吸收比、高红外发射率的涂层，提高表面的散热能力，航天器内部一般采用高发射率的热控涂层，以增加辐射换热。

    热控材料的性能对于完成航天器热控分系统的任务具有重要的影响。高性能的导热和隔热材料技术、可变发射率技术、新型功能型热控材料，对未来航天器的热控和总体设计非常重要。高性能的导热和隔热材料的研究重点是在减轻结构质量的情况下，提高其导热和隔热性能。在可变发射率技术的未来研究方面，降低智能型热控涂层的太阳吸收率、提高其发射率的变化范围、扩展其使用温度范围是智能型热控涂层研究的重点。

（节选自张静《航天器热控原理与材料》，有删改）

    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我们需要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负载中国价值观的优秀内容载体。近日，翻看何中坚先生所译的唐诗集《一日看尽长安花：英译唐诗之美》，虽是外文，但仍然感受到了优雅音韵、浑融意境。前段时间阅读翻译家许渊冲的作品，已领略到中国诗词通过另一种语言展现时的神与韵。两位翻译家的努力让人看到，诗词等门槛较高的中国文化，同样能够让启迪、感动和美，抵达国外读者的心灵。

    其实，中国诗词在国外的接受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不少人发帖讨论自己喜欢的中国诗词。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李白、杜甫、鱼玄机。诗词除了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对象，也是情感交流的工具。一位网友说，他们家隔壁曾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独居荷兰女士，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把一本李白诗集送给了该网友，以感谢对她的帮助。可以想见，东方诗意，同样可以使国外读者孤独的精神世界丰盈。

    中国诗词走进国外读者心中，只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小切口。从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作家的作品得到国际认可，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得到更多关注，到《琅琊榜》《欢乐颂》等影视作品纷纷“出海”，在海外涌动起一股国剧“华流”，中国文化的世界“能见度”越来越高，甚至连中国网络文学也成功进入国外二次元阵地。如果说，曾经的中国文化在海外还是一些小圈子里品读、研究的对象，那么今天，借助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中国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已经开始为更多外国人带去“不一样的空气”。翻译水平的提高、网络交流的开放，也让文化传播有了更多“此时此刻”的互动感、参与感。

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它的意义在于给心灵以启迪，给精神以力量。当前，“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思想内容承载量还比较有限，尤其是以武侠、玄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学，虽然大多包裹着传统文化的外衣，但真正能传递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价值理念的不多，能产生深刻文化影响的更少。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本就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今天，《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而早期西方传教士翻译《红楼梦》时一度将宝玉错认成女孩。误解与曲折并不是问题，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的优秀载体，让真正负载中国价值观的“内容文化”更多地传播出去，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季羡林曾说过，“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今天，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越显纯熟与自然。让更多的“长安花”走出去，与世界共赏中国文化之美，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摘编自张凡《中国文化，让世界看见》）

游学精髓就在知行合一

翟力

    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人有恒言曰：“百闻不如一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学之益在于体验，人世间有些知识，有些情感，有些体会，非亲历其境不能得其益。。

    游学的必要性就在于此，游学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感悟人生，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进行整理，编成《论语》，传诵至今。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到处寻访古迹，采集传说，行迹所至，殆遍宇内。壮阔的游记，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游学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教育形式。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来到东方，并在中国游学17年，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奠定了新航路的开辟，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地理和历史的重要典籍。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也兴起了一股赴欧洲大陆游学的热潮，在加强与欧洲大陆联系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今天的日本，游学早已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国家大力支持中小学学生游学，并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其费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教育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磨炼了意志，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游学逐渐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有些掺入了过多道德规训的内容，偏离了青少年教育以生发和活跃为主的特点。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要意识到游学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的有效途径，是锻炼学生意志和提升境界的绝佳方法，尤其是那些在自然界中的游学，可以使学生在天地人的交融之中陶冶人格境界，感受天地的大气象，这也是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性思维的必要补充。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古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上，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