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感”论的贫乏和僵化

    现代和当代散文缺乏系统的理论，散文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真情实感论”。其著名论述是：“散文创作是一种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不难看出，事实上把散文的特殊性定性在“真情实感”，也就是抒情性上。这种“真情实感论”在相当一个时期中，拥有相当的权威，至今仍然得到学界并不敏感的人士的广泛认同，但这样的理论是极其粗陋的。

    首先，真情实感并不是散文的特点，而是一切文学共同的性质。其次，真情实感的强调，并非永恒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最初出现在五四时期，是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反拨，后来，是在新时期对“假大空”政治图解的颠覆。把这种理念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作为散文的永恒的性质，实质上是以抒情为半径为散文画地为牢。中国散文史乃至西方散文史上，并不全以抒情为务，不以抒情见长的散文杰作，比比皆是。不管是蒙田还是培根，不管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还是罗兰•巴特的《艾菲尔铁塔》，甚至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诸葛亮的《出师表》，都不仅仅是以情动人的，其中的理性、智性，恰恰是文章的纲领和生命。

    这样的散文理论之所以独步一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话语霸权遮蔽了思维方法上的漏洞。第一个疏漏是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散文观念当作永恒不变的规律。第二个疏漏比之第一个漏洞更加严重，那就是，真情实感，和巴金讲真话一样，并不是文学的规律，而是对作家的道德要求。第三个遗漏，就散文而言，在表现情感时，并不一定局限于真和实，作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规律乃是想象，更全面的说法应该是真假互补虚实相生。

    因为没有西方现成的理论资源，也没有自己的像样的理论，散文不得不从历史和现状中直接进行概括。这就用得上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问题在于，流行的真情实感论，既没有逻辑的系统性，又没有历史的衍生性。它是一种抽象混沌，没有内部矛盾和转化。实际上，情和感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在矛盾中转化消长的。情的特点是动，但是，情是一种“黑暗的感觉”，情之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要借助感觉才能传达，所以叫做“感动”。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在情感冲击下发生“变异”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月是故乡明，贾宝玉第一眼看到林黛玉就说这个姑娘见过的，王维在散文中感到深巷寒犬“吠声如豹”，这些在真情冲击下变异了的感觉，明显不是“实感”，而是“虚感”。通过这种“虚感”传达出来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情呢？

    看不到内在矛盾，也就看不到运动发展、变化，从而对情与感的历史的消长视而不见。在散文历史的最初阶段，实用理性占着绝对的优势，情在散文中是被排斥的。至少到了魏晋以后，抒情才从实用理性中独立出来。晚明小品中提出独抒性灵，五四散文继承了这个传统。散文的抒情主题，其深层的矛盾，其实不仅在于感，而且在于理。主情的极端就是用变异的感觉来抑制理性，走向极端就是情感的泛滥，变成了滥情、矫情、煽情。故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产生了抑制抒情的潮流，在中国的先锋诗人和小说家中，跳过情感，直接从感觉向审智方面深化，追求冷峻的智性成为主流，而散文却停留在真情实感的抒情中。直到余秋雨出现，他把诗的激情和文化的智性，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迈向了散文的新阶段，也就是从主情到主智的历史过渡。

    “真情实感论”如果真要成为一种严密的学科理论基础，起码要把情与感之间的虚和实，情与理之间的消和长作逻辑的同时又是历史的展开。它最大的缺失在于号称散文理论，却并未接触散文本身的特殊矛盾。

    相较于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诗意色彩，灰色鲜有被提及，歌德在著作《色彩论》中描述：“在尊贵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一种提升感；在平凡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谦卑。”

    作为彩色系里的调和色，灰色一直是隐性的身份，自古被烙上阶级属性与情感特征，其所指有宗教与文化、艺术与哲学不同层面的解读。灰色“集彩性”的低纯度功能不言而喻，是集中多种彩色后的简单而丰富，既影射着自然地理的客观地貌，作为表现形式与手段，也丰富着人文艺术领域的深度思考，其优质的视觉协调性促使灰色成为绘画与设计、艺术与商业领域的表现媒介。

    灰色广义上的模糊既指所有事件的不明朗、非良性的状态，同时也包含人生与艺术某阶段的方向迷失，后者如毕加索的灰色时期的绘画，这个时期，毕加索的生活条件很差，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忧郁。灰色的象征性有着显性的贬义和隐形的文化内涵。“灰色”广义上的哲思显然适用于文学艺术等社会学门类，如文学诗词的灰色意境则是：幽、寒、雨、暮、荒、苍、雪、愁、恨等如泣如诉的古典诗意色彩。《道德经》的无为哲学以空灵淡泊的精神本质契合了黑白水墨画的灰色美学，以墨色胜于五彩、五色、五音的视觉语汇成为灰色最早的美学代言，在此，大美、大音及大象在洗尽铅华后定格为无言、稀声、无形的精神追求，灰色的墨韵在唐代传统书画中以“枯湿浓淡”“运墨而五色具”的气韵概括了世界万象的空灵与洒脱，至宋代则在“逸、神、妙、能”中开拓了意态的文人挥毫，及至元代“作画贵有古意”的“逸笔草草”，灰色的笔墨气韵形成一种沉寂、肃然，进而产生了一种温雅淡泊的审美意味，流动着静、虚、恬、淡的古意。灰色的墨韵循环流动在阴阳五行的虚实水墨中。

    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热衷于表现舞女的动态“印象”，灰色的介质与朦胧图底的关系有利于表现书法线条般的人体曲线美。与德加温润的灰色相比，热衷于以灰色、紫罗兰、绿色等打底画纸作画的古典主义大师丢勒的细密画则注重严谨的逻辑，《祈祷的手》、《横躺的阿格妮丝》等结实的典型性造型在灰色背景中体现了画家精于概括、重于塑造的无限洞察力。如果说德加的色粉笔游走在快乐的舞台范围里，那科勒惠支的素描则借助黑白灰表现生与死的精神呼啸，《哀悼》、《抱婴儿的母亲》及《离别》等无不寄托着画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灰色不过是艺术媒介里的表象，艺术的本质一如罗丹所说：“最纯粹的杰作是这样的：不表现什么形式，线条和颜色再也找不到，一切融化为思想和灵魂。”

（摘编自韩天腾《灰色在艺术与设计中的灰线性解读》）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通过“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要。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高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是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故土的眷念和对家园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