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我国北宋时，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人们对“钱”的追求，促进了全球交往。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不仅繁殖了各行各业的商人，而且还呼唤着以“钱”为商业对象的商人——“钱商”，私人金融活动应运而生。这些私人金融活动的风险很大，但是，“钱”的商业利润实在太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私人金融活动继续发展，逐渐演变成前现代形式的银行。

    现在，钱的符号化电子化，让银行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社会的步伐加快，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效率。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又一次走到了前头。 金融电子化、货币符号化，是顺着使“钱”尽可能方便的逻辑往前走，但是“钱”方便到可以看不见的地步，越来越多看不见的“钱”在我们身边如洪水般高速流动，终于出现了一种比自然界灾害更为可怕的灾害——“钱灾”，如人们闻之色变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人们以“钱”炒“钱”，“钱”越炒越热，终于升腾为“泡沫”。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大肆购买某国的货币，然后，急剧抛出，足以使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索罗斯们就是这样，在制造泡沫和破灭之间逞能。许多年前长春“疯狂的君子兰”，就是古老形态泡沫经济的本土例子，在城市职工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时候，一株君子兰却居然可以炒至十几万元的价位。钱啊钱，认它贵，它就贵，不贵也贵，一旦泡沫破灭，认它不贵，它就不贵，本来不贵。

    经济发展怎样才有后劲？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内市场的容量，一个大国，只有当人民购买力得到普遍提高、市场整合得好的时候，国内市场才会显示容量优势。而且一旦形成优势，将长期发挥作用。靠这种“国家增长能力”的依托，钱，才真正成为有源活水。

    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固然曾经推动并且继续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需要必要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历史和现实都让我们看到，对钱和财富的追求也带来了以权谋私等许多丑恶的东西。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变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从兽皮到纸币，从纸币到电子符号，“钱”走完了一千年的历程。后一个千年，“钱”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钱”真正看不见，人类社会最终进化到不需要“钱”的阶段，货币最终消失。在此之前，人类如何在尽享“钱”好处的同时，能有效避免“钱灾”洪水来袭，将是后一个千年一开始就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王则柯《钱》）

材料一：

人工智能推动“媒介生活”

马凌

    不久前，中国记协发布的2016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指出，“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原来以新闻为核心的“媒体生活”，将全面进入以信息为导引的“媒介生活”。

    有人读报、有人读屏，信息的载体虽然多样，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不再是单向度传播的信息载体，而是“个人移动终端”“人机互动的交互界面”乃至“身体的延伸”。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媒介生活”，意味着手机等媒介开始进入人和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发挥中介作用。更进一步说，媒介之“介”，在于它允许多元主体的共存，在于它可以跨越旧有的藩篱，融合各种手段、激发人们生活与想象的诸多可能。

    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势必将“媒介生活”推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以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比如依靠智能算法的信息精准推送技术，腾讯、阿里巴巴和今日头条三家互联网公司，都开展了“寻人”公益项目。从2012年底至2017年初，腾讯发布走失人口信息1444例，成功寻回437人；阿里巴巴协助公安部于2016年5月上线“团圆”系统，一年中发布失踪儿童信息1317条，帮助找回1274人；今日头条2016年2月启动“头条寻人”项目，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找到2500人，最快1分钟找到北京一位离家出走的女孩，找到的走失时间最长的一位已经离家57年。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在寻找失踪人口方面有望做得更好。百度宣布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达到99.7%的识别率，如果智能机器人通过海量数据库的深度学习，掌握了跨越年龄的人脸识别技术，比如根据一个失踪孩子3岁时的照片推算他成人后的样子，精准寻人无疑会更上层楼。而应用算法服务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又一个例子，是诸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正在开发应用的网络辟谣功能。例如，今日头条于2016年底上线了辟谣功能，腾讯网在2017年上线较真事实查证平台，微信也在2017年6月推出辟谣助手小程序，用户可以主动搜索查证，阅读或分享过的文章一旦被鉴定为谣言，也能及时收到提醒。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推进后，这些新应用有望对互联网空间的清朗化、信息筛选的高效化产生作用。

（节选自201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当今社会媒介技术革新从未止步，媒体边界不断消失，功能综合、多样的视听媒介接连出现，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比如，电脑控、手机控、游戏控等群体不断出现，人们每天被各种无用信息占据大量时间，网络中人的非理性冲动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等。

    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早就指出，大量的信息媒介是“时间的窃贼”，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甘愿让这个窃贼盗走时间。如很多人痴迷于各种娱乐信息，他们关注各种娱乐动态，搜索明星八卦，如饥似渴地期待娱乐头条，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在媒介生态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精密的现代社会，信息沟通交流的便利不仅没有拉近人们的距离，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孤独更隔离，更容易紧张和焦虑。因此，身处信息海洋之中，我们如何根据个人需要选择有用的信息，避免被各种杂乱无用的信息占据宝贵的时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们必须理性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变化，在信息海洋中获得主动权、选择权，使新媒体更好地为人服务。

（节选自2017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生；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①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②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③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④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⑤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⑥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⑦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材料一：

众所周知，鲁迅选择从文事业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启蒙目的，旨在改造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鲁迅为启蒙而写作的目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不谋而合，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不谋而合。所以，在鲁迅的文学事业里，不仅他参与的许多社会活动和社会批判体现了强烈的广场意识，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也产生了强烈的广场效应：《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传统“吃人”本质的批判，《阿Q正传》对国民的“沉默的魂灵”的揭露和挖掘，《野草》对绝望的反抗，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鲁迅犀利的思想批判是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读者从鲁迅塑造的优秀艺术典型（狂人、阿Q、祥林嫂等）中吸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从教条的思想说教中获得启发。鲁迅用现代汉语所创造的思想力量与艺术力量的完美结合，成为白话文学的高标。文学写作是一种专业岗位，鲁迅的创作显然高于晚清至民国初期流行的通俗小说，也要高于同时代的一般白话小说和抒情散文，他的创作不仅具有高超的思想艺术，也具有启蒙教育等广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效应。我们很难界定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具体的某部分是广场启蒙还是文学审美，它是通过整体的艺术审美，综合产生教化与审美的双重作用的。因此，我们把鲁迅的专业岗位设定为文学创作，那么鲁迅通过他的专业岗位，依然在发挥包含广场意识在内的文学作用。换句话说，鲁迅不仅在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两个方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二元的目标，而且他在自己的专业岗位领域也完成了自我超越，达到了一种集双重标准为一体的标杆性的高度。

（摘编自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广场型价值取向的形成》）

材料二：

只有认识鲁迅，才能认识现代中国；只有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他的心灵世界，与他近距离接触，才能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特质，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并在他的作品中认识古老和现代交融的中国，一个处在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中国，进而也就能够认识一个“真”的鲁迅。因为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他的灵魂是最忧患、最痛苦、最孤独的，也是最复杂、最矛盾和最深沉的。他自己也说，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想排除掉，却难以做到。正是怀有这样一颗敏感的心、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他是以深刻而独到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发现了现代中国在转型时期所遭遇的困境和难以跨越的障碍。他是一位真正看清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真面目”的智者，也是一位真正向传统发出怀疑、质询和敢于挑战的战士，如同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眼，发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却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历史，并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质疑那样，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始终都置于现代中国的前沿阵地，启示着后来人。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遭遇的事件，往往对他一生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鲁迅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这样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如同瞿秋白后来说的那样，“家庭的变故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瞿秋白对鲁迅的基本面的认识和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看到了故乡S城的闭塞、落后对鲁迅精神的压抑，使鲁迅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最终选择了离开。事实上，鲁迅也正是在决心“逃异地”“走异路”当中，获得了思想上的重大飞跃，这样才真正地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进而使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为现代中国的转型贡献了自己的思想睿智。

在鲁迅那里，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非常奇妙地统一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两种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性质不同的思想学说，却成为他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国民性，重饰民族魂灵”的思想利器，使他“独异”和“自成品格”的思想特点和文化性格显得更加突出和成熟。鲁迅在走出S城之后，获得了由中西文化碰撞而带来的“新思想”“新风气”的熏陶和洗礼，他已不再是一个“代圣人言”“代帝王言”的古代士大夫，不再是一个静静地待在书斋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都有着自身独特体验、独特感悟和独特思考的现代知识分子，使他置身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潮流中，能够用最坚决、最彻底的方式与传统诀别，并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要“救救孩子”。同时，也誓言要“自己背着因教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让新一代的“幼者”“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可以说，这才是“真”鲁迅的精神风采，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对现代文明的拥抱。换言之，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使他的思想放射出独特的光芒，特别是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这种观念使他的作品富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传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所做的深邃思考，使他由此能够上升到充分展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命运的高度来进行艺术思考和表现，表现出他不遗余力地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前途，寻找人的精神归宿，而这就是一个“真”鲁迅的本色。

（摘编自黄健《讲一个“真”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