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清明节

    “清明节”拥有自然科学和民俗学的双重身份：既是天文学上的重要时间节点——节气，又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节日。

    古人根据对日影的观测，在一年中定出24个节点，每一节点指代的那天被称作一个节气。一年中，以立春为起始，清明是第五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与地球在绕日轨道上的特定位置相对应。

    因赤道与地球公转轨道面间存在夹角，地球在绕日轨道上的位置不同，便有了四季更迭。一年中日影最长的那天，被古人称为冬至，此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日影最短之日则被称为夏至，此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而春分、秋分正好将“二至”平分。人们把一年从4个时间节点再等分为24个时间节点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千余年。现如今，在这24个节点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和冬至。

    “清明”从节气演变为兼有“节日”内涵的文化符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对寒食、上巳二节吸纳融合的结果。

    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据载，晋文公流亡多年复国后，论功行赏竟遗忘功臣介子推，待他想起时，介子推早已携母隐居绵山。于是文公焚山逼介子推露面，未料介子推“不受富贵、志在清明”，宁肯抱树而死。文公为表达对介子推的哀思，下令禁火寒食，自此相沿成俗，有了寒食一节。

杜甫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中的“三月三”，是上巳节。汉代以前上巳节在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是修禊的日子，即春浴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写的就是上巳节春浴的情形。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有“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之句，说明当时上巳节已经与寒食、清明合在一起了。

二十四节气示意图

名士与名流

    名士与名流貌似相同相近，其实相距很远，他们虽然皆与名气有瓜葛，但实际上因所取人生姿态不同，而展现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

    “名流”是指正在流行着的社会各界的名人群，而“名士”专指那些已在社会上出名但隐而未仕者。

    名流往往以“名”为“实”，为本钱，常常抛头露面，混迹于社会各种官方的大众场合，参加种种社会活动，乐此不疲。目的是博取更大的名声和利益，其处世姿态媚俗又积极。

    名士则以名为“虚”，为“累”，淡泊名利，深居简出，尽量远离社会的各种热闹场所，避开种种抛头露面的机会，躲进小楼或大自然里，回归内心的宁静，或赋诗作文，或饮酒观鱼，或舞剑弹琴，将“小我”化入宇宙之无限中。

    名士一般都是实大于名，不仅才华超群，而且心高气傲，超凡脱俗，有一种远离权贵与名利，超然于尘世以外的狂士或隐士风范。名士们既能耐住寂寞与孤独，又是性情中人，喜欢自然山水，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脉搏与大自然或自为的生活频率一起跳动。

    名流也有一定的才气与悟性，他们更喜欢社会，更喜欢人群，更喜欢在社会进取中博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捞个一官半职，或挂满各种社会头衔，以赢得人们的特殊尊重。但不少人在进击社会中，慢慢忘却了人之本性，成为公众世俗文化的代表。这种人一旦得到权势，便想领导潮流，左右社会经济或文化局势。但大多数的下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只有学问和历史功绩都较大，或历史罪过很大的“名流”被定格了下来，成了名流的历史代表，如孔子、曹操等。

    “替天行道，兴周灭纣”的姜子牙、“死谏”的魏征、有“卧龙”之称的诸葛亮三人既是名流又是名士，位居宰相，却道人自守，身在“朝”，心在“野”，以一颗遁世无我之心入世救世，创造了集名流与名士于一身的完美典范。

    名士中做到了才情与品性的完美结合之人，屈指可数，而且随着人类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大融合的不断深入，名士将会越来越少，乃至慢慢消失。而名流则不仅在每个朝代都成群结队，蜂拥过来，蜂拥过去，社会越交会名流也会越多。时代一变，时尚一变，许多名流就会过时，被新的名流取代，尤其是政界和经济界名流，流变更迅速，旗帜改易更快。但也有一些带有“名士”质地的文化名流，也会与名士一样留下很好的名声，如韩愈、苏东坡、丘处机等，虽入世旺名但却最终依然保持了“士”的洁身自好这份独立人格。

    名流虽有令人敬佩的地方，但大多数情况下其言行都令名士不齿。因为名流们常常在人群里表现自我，在这种不能节制的自我表现中丧失了知识人（即“士”）的内在品性，成了偶像“稻草人”，或一种空洞的文化符号。而名士则往往四处躲避权名，人在深山僻壤，却名冠中华，真正应验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句古话。

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 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 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 (《论语•颜渊》) 。所谓“爱人”， 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 听说马厩失火， 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 而 “仁民”， 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 物虽不同于人， 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 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 如捕鱼、狩猎， 以及砍伐树木等， 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 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 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 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 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 即人和天地万物， 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 “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 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 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 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 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 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 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 “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 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 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汉装，中国华彩

    我们的传统服装究竟是怎样的呢？即使没有见过出土的实物，在历代的画典以及文学作品中，这种特征也不难总结。中华民族作为最源远流长的民族之一，1.8万年前山顶洞人就开始使用骨针，7000年前河姆渡出现纺轮，“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其他古文明如埃及、爱琴文明都是发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

    从商朝出土的玉人可以看出当时的服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外形特征，如上衣下裳，交领右衽。西周东周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的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冠服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上下一体的长衣)。作为汉装原型的深衣，在《礼记》中有记载：“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袖子)圆以应规，曲袷(领)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

    中国服装在这时就已经与西洋服装彻底分道扬镳，在形制的细节处、颜色上等都蕴涵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一般认为汉装自身显著的特点成熟于汉，至宋明仍保留有其鲜明的特征，即宽衣博带、大襟右衽、交领大袖，整体风格含蓄柔静、随和典雅。风格最清晰的莫过于三个时期：魏晋、盛唐和宋明。其中魏晋和宋明是鲁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有自觉意识的朝代。

    魏晋时地主阶级世袭门阀贵族崛起，反儒倡道，老庄玄学盛行。此时作为“人”的意识觉醒，不拘小节，不做作，任其自然。如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记载，“鸟有羽，兽有毛，黄瓜茄子赤条条。”认为衣服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穿着也不拘礼教，甚至袒胸露脯。最极至的是放浪形骸，以天地为裈(裤子)的竹林七贤。这个时期是中国服饰史上男子士儒最为风雅潇洒的一个时期。士人流行飘逸的长衫，“得意而忘形”，如晋武帝间“冬天尽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练衫五六层”。男子还崇尚扎巾，羽扇纶巾，颇有一种厌弃冠冕公服的风气。于是此时出现风度，风采，风姿，风韵，云中白鹤等自喻。女子形象也可以从敦煌壁画的“飞天”中看出，袖子宽大，衣带飘飘。

    盛唐开放繁荣，也是服饰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华丽的服饰，体现出一个强盛民族的自信。男子相对俭敛，不再穿裙。而多是圆领袍衫加襥头(一种搭拉两个脚的软帽子)，一直沿用至明，并有严明的官服制度，“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武则天时还以不同的图案纹样来区别文武官衔。而女子服装则表现出空前绝后的开放、华贵和宽大。孟浩然《春情》中描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可见衣带和裙摆之长。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写道“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都是当时华丽的时世装。

    至宋明，随着汉文化的沉淀，服饰也表现的更沉稳严谨，形成了更严格的官服制度。同时，民间服饰的细节装饰也趋繁复。裙子式样修长，穿着时在腰间扎以绸带，带上垂绶环。尤其宋朝程朱理学强调封建伦理思想，禁锢人们思想，服饰美学上更趋向纤弱、拘谨，与当时的建筑绘画等其他艺术风格一致(建筑上白墙黑瓦，绘画上清秀简洁的水墨画和淡彩画)。并且此时缠足风盛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但服制仍多沿用宋制，同时随着棉丝的大量生产，民间服饰也异彩纷呈，多了些市井之趣。如将不同色彩拼接起来的“水田衣”。至此，中国服饰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体系。从形制上来说，官服已经明确到可以用颜色和补子(胸前的绣花图案)指代官衔，如上海俚语中的“无啥花头”原意就是指没有什么官衔。一般男服都是“直缀”，即一种类似道袍的简单长衫，简单的服饰外形将男性的社会意义定义在“理性”。从寓意上来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形象比喻，而发展到非常繁复的抽象寓意。如谐音，画鱼以代“余”，磬代“庆”等。

    中国服饰虽是平面的一块面料，但知情的人都知道，里面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一本书，可以慢慢品，细细读，而远非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成为神秘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选自2019年10月号《森林与人类》，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