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医保的运作模式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既有政府性质，又有商业性质。在美国，只要年满65周岁就有权利申请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根据年龄、性别、种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慢性病史等个人情况计算风险分值，进而计算保费的规则不同，联邦医疗保险中最基础的住院保险、门诊保险不考虑风险分值，而是根据个人当前的收入状况计算保费。

    在政府、参保人和医疗机构之间，活跃着数以百计的医保公司。他们在三者间权衡、博弈，力图达到共赢的局面。如果我是一家保险公司，我可能会和政府签订负责10000名参保人的联邦医保合同。我对政府的报价每人每年3000美金，然后，我会与各种各样的医院、诊所、医生集团洽谈协商，再与他们签约，把参保人的日常医疗服务以每人每年2400美金的价格承包出去。

    现在，美国正大力推广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医疗体系。政府为每一家医保公司评分，如果一家医保公司的评分很低，那么明年你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处罚，还会失去竞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互助计划的资格。但如果你的得分很高，政府还会额外给你4%甚至更多的资金作为奖励。

    评分后，政府会把各医保公司的得分和排名对外公开。作为普通公民，我很容易就能从公开渠道查到每家医保公司的好坏，这对患者选择各家公司医保产品产生极大影响。

    所以总体来看，在医保问题上，美国政府选择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如此一来，政府省了很多力气，但医保体系仍然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4月）

    当我们追根溯源去追寻中国文化的最初形态时，我们看到，它就是史前巫教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三代天命神学，它们同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初形态和总体，为中国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当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冲破传统宗教的束缚，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不再与天命神学体系混而为一，从此才有了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天命神学体系的各种世俗文化形态。在诸子思想体系中，人文主义的因素极大地突显，消解和转化了传统宗教的神学内容，改变了它的迷狂与非理性成分，从而在本质上有别于天命神学体系。但是诸子百家也不是一下子突显出来的，它脱胎于传统天命神学这一文化母体；同时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中也并没有完全推倒先前思想文化所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它们保留了下来，使之成为新的文化形态，成为他们创立思想体系的思想酵母和出发点。只要我们具体地去分析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就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天命神学的影响。

    从传统宗教这一方面来说，当它失去作为文化整体或总体的地位以后，也并不是对世俗文化形态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认识到宗教与中国文化的这种根源性关系，对把握两汉以后，尤其是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以后，我们认为宗教对中国文化具有启示性的影响。无视这种影响，完全忽略中国文化的宗教性，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领会中国文化。

    从理论上说，宗教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完整的文化共同体。这是一种动态互补结构，宗教与中国文化整体之间在长期的历史行程中彼此认同，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因此当我们说宗教受制于中国文化背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并只有在中国文化所能提供的框架内合理地发展，从中国文化的其他各种形态中吸收养料来充实丰富自身时，同时也就表明了宗教在中国文化中不纯然只是一个消极的因素，只能被动地去适合中国文化，而是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文化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中国化而相融于中国文化，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泯灭自己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化中，不管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它们具有非宗教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因此能够去补充传统文化，通过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佛教等外来宗教的例子来看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宗教在相当的程度上提供了其他文化形态所无法取代的功能，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尤其是社会转型或人生发生变故之际，宗教更能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事实上，宗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抽象思辨能力，展现人的创造性、能动性与想象力，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提高中国文化的理论深度，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及其生活态度、人生价值、人格理想、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宗教就不可能具有价值，也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其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些外来的宗教或教派之所以传入不久就湮没无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能满足中国文化的某种需要，不能提供中国文化所需要的东西。

（选自王晓朝《宗教学基础十五讲》，有删节）

    抗生素类药物曾是人类对抗诸多疾病的一个“秘密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系列抗生素的出现，人类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但还不到一百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抗生素也逐渐走下了“神坛”，甚至成为未来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抗生素的效力正在普遍下降，其原因是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正在迅速扩散。具有耐药能力的细菌未被某种抗生素杀死，之后便不再受制约，甚至将其耐药性传给其他种类细菌。欧盟一位官员表示，由于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一些常见的病原体正在变成所谓的“超级细菌”。一旦抗生素失效，我们的生活就将充满危险，轻微的耳部感染可能就会引起耳聋，轻微的擦伤都有可能带来死亡。

    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到2050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每年会导致1000万人丧生，其危害将超过癌症。同时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危害性正逐年攀升。比如治疗大肠杆菌，一般使用普通抗生素即可见效，但近几年多个国家报告部分患者即使使用最强效的抗生素也无济于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各种耐药菌感染，23万新生儿因此夭折。

    但目前针对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进行的新药研发很难跟上耐药性产生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新抗生素的研发严重不足，难以应对日益增强的抗生素耐药性威胁。报告警告说，全球抗生素正濒临枯竭。这份报告认为，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已严重危害现代医学的进展，目前急需加大对抗生素耐药感染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否则世界将被迫回到因常见感染而致人死亡的年代。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制药公司和研究人员必须立即关注能治疗某些可在几天内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感染的新抗生素。目前进入临床阶段的大多数药物对现有抗生素类型进行的修复，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而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会构成最大健康威胁的抗生素耐药感染，包括每年导致约25万人死亡的耐药性结核病，潜在的有效治疗方案则很少。70多年来，只有两种治疗耐药性结核病的新抗生素进入市场。如果要终结结核病，每年全球急需投入8亿多美元来研究新的抗结核药物。

    此外，对抗生素的滥用也是造成抗生素耐药性加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5年全球范围抗生素消费量增长了65%。尽管抗生素是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但过度依赖抗生素治疗只能适得其反。相比新抗生素的研发和投资，公众应该尽快学会科学谨慎地使用各类抗生素药物，否则未来我们将有可能死于一次普通的感染，而不是今天人们所恐惧的癌症、艾滋病等恶性疾病。

（摘编自李曾骏《抗生素耐药性与“超级细菌”》）

让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

    “撒尿的小男孩”，虽然只是布鲁塞尔一件小得不起眼的雕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外来游客的必到之处。这件城市雕塑，不仅承载了布鲁塞尔市民对这座城市的无数想象和传奇演绎，更寄托了他们对城市的祝福和希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则是这个容器中的主要元素。城市雕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讲述着跟这个城市有关的一切，与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千千万万种勾连。正如“开荒牛”之于深圳、“反弹琵琶伎乐天”之于敦煌、李大钊像之于昌黎，好的雕塑往往还能完成对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再诠释与再书写，似一个点睛之笔点亮城市的文化星空。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城市空间规划和打造被提至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公共艺术”概念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但近来逐渐凸显的城市雕塑过多过滥之势，却不能不让人心生忧虑。

    有的城市一味追求高或大的城市雕塑，想要在数字上把文章做到极致，但却忽略了城市艺术最为根本的公共性和艺术性，可谓是本末倒置。有的城市则一味求“新”求“异”，却使得城市雕塑与城市的气质不符。还有的城市，对公共雕塑的创作和管理还停留在装点、美化的初级层面，甚至盲目复制、大肆抄袭，让城市艺术失去了与周边环境与人互动的可能。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在几乎同步的城市建设中避免掉进“千城一面”的窠臼，则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让公共艺术融入城市，需要城市的建设者们少一些拍脑袋的所谓“创意”，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和艺术规律，将公共艺术置于“大规划”中进行统筹安排。而对于艺术创作者们来说，如何在力与美的呈现中实现公共艺术与城市建设的内在呼应，则是永恒的命题。

    城市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摩天大楼勾勒出的天际线。让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被艺术滋养着的城市，才更厚实也更有活力。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