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家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原载2011.12.30《光明日报》，有删节）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属于艺术之范畴，必须具有艺木的终极属性，即诗性。诗性当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突出特征。小说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而反观当下的小说创作，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忽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为了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警惕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要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当然，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摘编自仕永波《小说亟待提升诗性品质》，有删改）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近来，《无问西东》等影视作品相继登上热播榜首。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生动传奇，叙事布局环环相扣，人物形象立体饱满。然而它们最引人注意的闪光点却不是这些，而是结尾时主人公之间关于信仰、生命和爱的对白。其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标志着中国当代战争文艺作品的表达力和反思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战争文艺作品的自信力开始变得真正强大，因为只有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自信力，才会产生相应程度的表达力和反思力。

    就战争题材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对战争进行了回望性的思考，但在创作主旨、审美理念和写作手法等方面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八十年代之后，战争文艺创作开始摆脱单一性态势，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和国家民族形象意识较强的重构型作品，如《红河谷》等作品。新世纪以来至今，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哲理反思型的战争文艺创作逐步成熟，如《集结号》等。这类作品对生命个体的战争体验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追问，对宏大战争历史进行了本质性的探索，具有浓郁的生命哲学思考和理性精神叩问的色彩，达到了中国战争题材文艺创作的新高度。《无问西东》等作品能做到在叙述历史、表现战争的同时，既真切再现了战争年代的惨烈风云，又在再现时拥有着足够的自信，对战争双方的个体都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达到了从容自信、包容悲悯的哲思之境。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既在经济层面上走向了繁荣与富足，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出底气十足的大国自信，更在文化领域建构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这一体系接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在开放化、多元化的语境中确认了前行的思想资源。这一种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思想，使得文艺作品具备了超越性的自我生长力，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哲理反思品质奠定了思想资源。

    战争文艺应当表现战斗者的牺牲精神和英雄壮举，也应当探索战争的历史意义，但却不应热衷于简单地表现胜利方的欢欣之情。战争文艺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人的身体、生活、命运、灵魂，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中国文艺虽然不能回避诸多不足，甚至也有过大量“抗战神剧”一哄而上的情况，但我们相信，有了立足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底气和全球化的视阈，有了来源于强大自信的深刻反思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有着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

（摘编自赵启鹏《战争文艺的新时代品质》）

艺术与游戏

朱光潜

    ①欣赏和创造的距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远。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比如说姜白石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含有一个受情感饱和的意境。我在读这句词时，要凭想象与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我在见到他的意境一刹那中，我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②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但是创造却不全是欣赏。欣赏只要能见出一种意境，而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体的作品。

    ③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④骑马的游戏是很普遍的，我们就把它做例来说。儿童在玩骑马的把戏时，他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这么一段话说出来：“父亲天天骑马在街上走，看他是多么好玩！多么有趣！我们也骑来试试看。他的那匹大马自然不让我们骑。小弟弟，你弯下腰来，让我骑！特！特！走快些！你没有气力了吗了？我去换一匹马罢。”于是厨房里的竹帚夹在胯下又变成一匹马了。

    ⑤从这个普遍的游戏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游戏和艺术的类似点。

    ⑥首先，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了骑马的游戏。

    ⑦其次，我们成人把人和物的界线分得很清楚，把想象的和实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儿童心中这种分别是很模糊的。他把物视同自己一样，以为它们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痒。他拿竹带当马骑时，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条竹枝，那就是在他的马身上批去一根毛，在骂你一场之后，他还要向竹帚说几句温言好语。人越老就越不能起移情作用，我和物的距离就日见其大，实在的和想象的隔阂就日见其深，于是这个世界也就越没有趣味了。

    ⑧然后，骑竹马的小孩子一方面觉得骑马的有趣，一方面又苦于骑马的不可能，骑马的游戏是他弥补现实缺陷的一种方法。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们的功用都在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的僵锁，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

    ⑨儿童在游戏时就是艺术家。一般艺术家都是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家虽然“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他究竟是“大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游戏究竟只是雏形的艺术而不就是艺术。儿童在游戏时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旁观者的同情和赞赏。艺术的创造则必有欣赏者。艺术不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说的，只达到“表现”就可以了事，它还要能“传达”。游戏只是逢场作戏，比如儿童堆砂为屋，还未堆成，即已推倒，既已尽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常加珍护，像慈母待婴儿般。他们自己知道珍贵美的形象，也希望旁人能同样地珍贵它。他自己见到一种精灵，并且想使这种精灵在人间永存不朽。他第一要研究借以传达的媒介，第二要研究应用这种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的形式。比如说做诗文，语言就是媒介。这种媒介要恰能传出情思，不可任意乱用。儿童在游戏时对于所用的媒介决不这样谨慎选择。倘若画家意在马而画一个竹帚出来，谁人能了解他的原章呢？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恰能融合一气，这种融合就是美。

    ⑩总而言之，艺术虽伏根于游戏本能：但它逐渐发展到现在，也已经在游戏前面走得很远，令游戏望尘莫及了。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