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行走

天黑下来，四周死一般寂静。我仍在山野里行走，山影嶙峋交错，仿若剑戟铿锵，再现古代某个严酷战阵。我想起了那些厮杀、血腥和悲凉的牺牲，心里划过惊惧和悲悯。此时，星星依序出现，很快布满天宇。视野渐渐亮开，山影变得敦厚温和，细细山路在月光里蜿蜒，如持续流淌的乳汁。我感到了无情宇宙在无意识里呈现的几分仁慈。为了一个小小的夜行者，宇宙竟然动用了它的全部照明设备：北斗星、织女星、天狼星、天蝎座、天琴座、室女座……此时全部为我满负荷工作，那凶猛天狼，也在为我殷勤地发电照明，头顶的每一颗星星，全部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神速，向我空投光芒和柔情。

此时，我行走在群山的皱褶里，我也行走在浩荡的天意里。

嚓、嚓、嚓，连续三颗流星划过头顶靠南的天空，山巅似有被灼痛的云絮，凌乱飘起。山村的狗们，大声狂吠，对天空发出持续质疑和询问。由于天文学知识过于匮乏，它们的发问比起它们的祖先，显然毫无长进，仍止于纪元前的幼稚和天真。尽管，流星们在天上制造了不小的动静，挑逗了无知的狗们的猜测和询问，却丝毫未打断避暑山庄里富豪们的赌局，那掷骰子的声音，盖过了银河的潮汐，删除了天上的动静。熟谙经济学的精明赌徒们，陶醉于他们的天文数字，却不需要也不屑于别的什么天文学，不需要也不屑于向天空注目和发问，除非星辰坠落，为他们降落下大量黄金和巨额利润。

我对那些对天发问的无知的狗们，竟有了几分尊敬：在这个被商业和经济学主宰的大地上，在这个市侩当道、失去天真的夜晚，对尘世和天上的动静，发出好奇的追问。

隔着一个山涧，走在山路上的我，看见了不远处的高速公路，几乎与我并排而行。我看见一辆辆呼啸的车，一组组飞旋的轮胎，我看见疾驰的现代，载着时光和欲望，弃我而去，弃我而去。我一个步行的人，一个保持古代行走方式的人，一个对现代水土不服的人，一个迈着农业的步子慢行的人，与咆哮的工业和狂奔的现代，礼貌地保持了距离，我绕开了它的快，我坚持着我的慢。它们，狂奔的铁们、轮胎们、现代们，一路弃我而去，很快都超越了我，扔下了我。我索性掉头，折进一个山湾，四周是无边密林，林间一泓碧水，这时，我才忽然发现：现代已载着现代远去，我留下来，留在古代的密林，留在古老的深山。

抬起头，我看见了山间的月亮，被林涛和山风梳洗得眉情目秀的月亮，他不慌不忙地漫游在李白的苍穹，行走在苏东坡的意境里，仔细抚摸着山上的苔鲜和留下始祖鸟爪痕的玄武岩——那上面保留着两亿年前时光的表情。

这时候，我恍然大悟“白驹过隙”这个词的深意。

这时候，我才知道：所谓高速的现代，只是现代自己快速删除自己的一种程序。现代载着现代快速远去，最终能留下来的——

注定还是大地、青山、始祖鸟的玄武岩和礼拜的明月。

已是后半夜了，明月西斜，天河渐落，山影隐约。早起的鸟开始集体朗读，山野有鸡鸣声起。路边，几户农家的灯陆续亮起，我在一旁的院子里停下，主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说儿子媳妇在外地打工，他与老伴种地，带着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子，还养着一头奶牛。他一边挤奶一边说，山里不缺草，牛吃得好，奶多。提前把奶挤了，等会儿把奶卖给奶贩子，他们又卖给城里的奶厂。他说趁这把老骨头还能动，挣一点，补贴家用，也给自己准备点养老钱。我蹲下来，看他挤奶，奶牛温顺地站着，它不计较那哗哗流进奶桶的是什么，它似乎陶醉于释放的快感，或者，它知道那是什么，但它不愿说出口，不愿计较，它只觉得放养它的人有恩于它，青草和溪流有恩于它，那流出去的都不是它的，是天的，是地的，是人的，而属于它的身体，还原封不动在它这里，这让它已很满足。星光照在奶牛身上，照在老人身上，被星光雕塑的老人和奶牛，宛如黎明的神灵。奶桶已经快盛满了，而牛奶还在注入，星光也在注入，满当当的桶里，荡漾着星光和牛奶。我再一次从老人脊背和奶牛的脊背向天穹望去，我看见，那渐渐沉落而暗淡的银河，似乎已向宇宙献出了足够多的乳汁……

（李汉荣作品，有删改）

守住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人们说，老物件儿是有灵气的。因为手艺人把双手的温度、沉淀的时间、行事的规矩，统统给了它们。然而，现在不少“手工艺品”，经过流水线加工、规模化生产、简单性复制，看起来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作用还是那个作用，却很难承载起“很家乡”“很传 统”“很中国”的那股子精气神了。

    前不久在湖北仙桃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剪纸交流研讨会上，剪纸艺人、专家学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一把刻刀十年功”的技艺正被机器扰乱节奏；对生活的琢磨正在被投机取巧的速成法挑战；对好材料的坚守正在被新工艺猛烈冲击；“北方重浑厚、粗犷，南方尚灵秀、精美”的异彩纷呈也正在被渐渐同化。

    诚然，文化产品既然走入了市场经济大潮，就必然逃不开市场规律的制约，生产效率、材料革命是大势所趋。但是，工业化和商业化并不意味着粗制滥造，更不意味着放弃对艺术品质的坚守。

    今年91岁的工艺美术师陈由明，曾创作了驰名中外的沔阳雕花剪纸《八仙图》，60多年来，他一直创作不息、佳作频出。谈到创作诀窍，陈老说：“我要搞出一个作品，就是吃饭也在想，睡觉也在思考。现在的好多东西，功夫不到，火候差得远呐。只想着赚钱，没有心心念念、反复推敲，哪里出得来好作品呢？”

    的确，一味追求生产速度和经济效益，必然伤害到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文化样式的传承和发展。试想，如若数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传统审美和文化追求遭到蚕食，历史将会何等唏嘘嗟叹？

    话说回来，坚守古法、传承古意并不意味着泥古不化，而是在保留传统底色、坚持文化特色的同时，顺应历史规律、结合新的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将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统一起来。比如，20世纪50年代，陈由明整理创作的剪纸《八仙图》风靡欧洲，出口近5万套。而现在非遗传承人的作品，愈发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又比如，从天津泥人张彩色泥塑、杨柳青年画、河北蔚县剪纸等传统文化中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赋予了“中国梦·梦系列”公益广告更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再比如，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创客盛会，都将目光瞄准非遗来挖掘素材和灵感，为“科技+”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创新源泉。

    祛除浮躁、回归本原的传承和创新须多措并举。应当加大宣传普及，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了解、体验、欣赏自己的文化，养成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鼓励基于本土文化的创意，让更多的人知晓它的价值。同时，还应合理融入时代元素，不割裂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让传统文化焕发现代光芒，以文化品质赢得市场青睐。

《人民日报》（2015年11月05日17版）

“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陈光磊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大力推行”与“规范使用”要更加有力、更加深化地结合起来、融通起来，要日益注重和不断提升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审美性。

    首先要逐步提高教师、播音员、主持人、演员等职业语言工作者的普通话水平。他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既可以有效地引领全社会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带动更广泛的普及。这就要把普通话测试进行得更有成效，其要求应有所提高，比如有些省市考虑把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的要求提高一个等级，或者对青年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要求相应提高一个等级，如此等等。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也要向更多职业岗位和社会阶层扩展，尤其是对公务员和服务行业更要提高要求。

    普通话的推广要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衡量其水平的根本指标就在于合乎普通话规范标准的程度。现在已经研制和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已有200多项。但是，其中不少常用的、重要的规范标准在社会上的知晓率和执行度并不高，甚至是极低的。

    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就在于对普通话能自觉地、有效地加以“规范使用”。而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有着两个层面：一是语言本体结构的规范，即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规律的呈现；二是语言社会使用的规范，即语言交际的伦理原则、礼貌原则、情境适应等修辞语用规则的显示。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当今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建设的总纲。在这个总纲的指引下，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提高的引导下积极普及。让我们致力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有效地提高普通话水平，使祖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更加优美。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0日12版，有删节）

①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②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③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④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祈“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重返乡下

陈忠实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一些吃食，回到祖居的乡村老屋。站在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小院里，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小的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间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南窗前丁香的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回到屋里，架在大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沏上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利的寒风里，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我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提。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萝筛两边分流了。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兑的。我们就像是社会大坐标的两极，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转眼间五月来了，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连一块巴掌大的裸露土地都看不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瞬间创造出神奇来。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垅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柳树，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得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屡圣洁的温柔，我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直到某一天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丝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见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厚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我在读到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苛的龌龊惹烦了，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当然，每有一篇小说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是我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陈忠实《白鹿原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