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文学

       (瑞士) 荣格

    ①心理学作为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也可以被用来研究文学，因为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我们一方面可望用心理研究来解释艺术作品的形成，另一方面可望以此揭示使人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各种因素。因此，心理学家就面临着两种独特的、彼此有区别的任务，并且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它们。

   ②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图和自觉的形式；而就艺术家来说，我们要研究的则是心理结构本身。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尝试从心理学角度对某一明确限定的、具体的艺术成就进行分析。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的人类当作一种独特的个性来加以分析。尽管这两项任务紧密相关甚至相互依存，但谁也不能为对方提供所寻求的解释。

    ③要通过艺术作品对艺术家作出结论，或者反过来，要通过艺术家对艺术作品作出结论，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作出某些结论，但这些结论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们最多是可能的臆测或碰巧的猜想而已。知道歌德和他母亲之间的特殊关系，或多或少有助于我们懂得浮士德的叫喊：“母亲们——母亲们——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哟!”虽然我们从歌德这个人身上可以准确无误地感觉到母子之间确有一种很深的联系，然而这并不足以使我们明白，从歌德对母亲的依恋中，如何能产生出浮士德戏剧本身。同样，从相反的方向来推论也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成功。尽管尼伯龙根所生活的充满英雄气概的男性世界，与瓦格纳身上具有的某种病态的女性气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潜在的联系，但在《尼伯龙根的戒指》这部作品里，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辨认和推断出瓦格纳偶尔喜欢穿女性服装

这一事实。

    ④心理学目前的发展状况，还不允许我们建立起我们所希望的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的严密的因果联系。只有在心理生理本能和心理生理反应这一领域内，我们才能自信地运用因果联系的观念。心理学家应满足于从精神生活的起点上，也就是说，在一种更具复杂性的层次上，对所发生的心理事件作不同程度的广泛描述，对错综复杂的心理脉络作生动的描绘。

⑤心理学家绝不会放弃要求在复杂的心理事件中研究和建立因果联系的主张，然而他又绝不可能在最完满的意义上实践这一主张，因为生命中创造性的一面 (它在艺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挫败了一切希望建立理性程式的企图。任何一种对刺激的反应，都可以从因果性上去作出解释；但是，创造性活动与单纯的反应是完全对立的，它将永远使人类难以理解。我们只能描述其表现形式：它可能被朦胧地感受到，但不可能被完全把握住。心理学和艺术研究将永远不得不相互求助，而不会是由一方去削弱另一方。

    ⑥心理事件是可以推导的，这是心理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心理产物是某种自在自为的东西而不管艺术家个人有什么问题，这是艺术研究的—条原理。这两条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都是正确的。                                         (选自《荣格文集》，冯川译)

      论述20世纪最初三十年中国小说转型中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所起的作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研究对象不只很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论据，反而冒出许多反面的证词。也就是说，新小说家不大论及他们接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强调其与传统中国小说的联系；反之，“五四”作家则大都否认他们的创作与传统小说有直接的联系，而突出域外小说的影响。关键不在于对吴趼人、林纾或者鲁迅、叶圣陶的说法加以辩证，而是必须说明，为何那么多真诚而且精明的作家，会同时产生这么一种显而易见的“错觉”。

      除了策略的考虑，作家们之所以不大谈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转化”，是在作家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

      对于“五四”作家来说，幼年时代熟读经史、背诵诗词，以及明里暗里翻看《三国》《水浒》，只是一种必要的人文修养，或无功利的娱乐，并没想到从中学习什么写作技巧。而青年时代如痴如醉地啃读域外小说，却颇具学习借鉴之心。这就难怪他们创作小说时，理直气壮地以域外小说为榜样。偶尔也会师法“传统”，但有意无意间将其西洋化进而合理化。一方是无意中接受，一方却是有意去模仿。尽管后世的研究者可能对那无意中接受的观念如何歪曲模仿的对象、限制模仿的效果更感兴趣，“五四”作家则大多只意识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还不只是前者“得来全不费工夫”，故视而不见，后者“踏破铁鞋无觅处”，故弥足珍贵；更因为传统文学更多地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具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无疑，具体而可视的“手法”，比起抽象而隐晦的“趣味”，更容易为作家和读者所感知。

      新小说家的情况恰好相反。梁启超、吴趼人、刘鹗等人的实际创作，已经突破了旧的格局，可仍喜欢使用传统的批评术语。大家似乎都有“以中化西”的愿望，只不过不像林纾表达得那么直白而已。在借鉴域外小说技巧的同时，尽量在传统文学中寻找对应物；一旦证明古已有之，用起来自然更得心应手。接受外来文化，本来就有重新选择、解释传统的权利，“以中化西”也无可厚非，只要不过于离谱。可这么一来，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并没接受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出土文物”。殊不知“文物”之所以“出土”，也必须借助新的眼光。不理解这一点，单从言论及术语判断，新小说可能显得很旧。

       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接受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单从小说的承传，确实无法说清从《儒林外史》到《狂人日记》的嬗变。只有将其置于20世纪初整个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才能纠正上述并不轻微的“错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中演进的中国小说，既不可能完全固守传统，又不可能被西方小说所同化，而是在诸多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下蹒跚前进。

（选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龟兹，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宗教的传播，留下来的是文化和艺术的永恒。外来却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佛学，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在其沿丝绸之路向龟兹传播的过程中，汇聚了来自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和地中海文明的多种文化和艺术风尚。同时，佛教的回传，又给龟兹注入了黄河长江文明下的汉地文化艺术传统。这种多元性的文化元素，日渐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在一起，给龟兹画师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激发了创作灵感，通过融合发展，创造了瑰丽多姿的龟兹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中，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建筑提供了艺术开展的神圣空间，雕塑是灵魂和核心，壁画则是具体的阐释和展开。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成就既基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也源于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其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与释迦牟尼有关的故事画为主，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印度和敦煌以及中原地区。其艺术风格分为龟兹风、汉风和回鹘风。其中，龟兹风融合了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印度本土风格的秣菟罗艺术和西亚波斯艺术元素，并创造使用了独特的菱格装饰构图形式和凹凸晕染法。凹凸晕染法凸显了人体的立体感，人物线条如“曲铁盘丝”。这种产生于西域的独特晕染法，后来被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带到了长安，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方法，在画史中被传为佳话。

    龟兹石窟中心柱窟的主室券顶中脊壁画，集中反映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在那里，常常有日天的形象——佛教中的天界诸神之一，掌管着太阳的运行。其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既有源于自然的圆日造型，也有身披盔甲、坐于马车之上的王者造型。王者造型显然是受到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形象的影响；而头戴虎皮帽的金刚形象更有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子。在龟兹壁画中还出现有作为佛教护法神的双头金翅鸟形象，以及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流行的联珠纹饰，这深刻地反映出西亚文化对龟兹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中原地区汉代以来所流行的不同纹饰和汉地造像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出现，也明显地揭示出佛教艺术回传的历史轨迹。如同本生故事中的粟特商人形象呈现出中亚地区商业文明的印迹，身着各种服饰、形态多样的供养人绘画，也反映着多元文明在龟兹地区的和谐共存。

    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成为龟兹石窟艺术的重要特征，既反映出龟兹文明的开放和文化自信，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文化的融通和共荣。沧海桑田，多元荟萃的龟兹石窟艺术在延续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新疆东境的敦煌石窟艺术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一枯一荣间，石窟艺术在龟兹与敦煌的互动传播中得到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选自徐永明、苗利辉的《从龟兹到敦煌》，有删节）

    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守住青山绿水，是中国传统自然观、宇宙观的体现。失去了青山绿水，人们对众生万物的敬畏和想象，对自然山水的能动和悦纳，对生活空间的叙述和表达，就失去了依托。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万物众生的敬畏和想象，是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起点。如在先秦古籍《山海经》（包含神话、地理、物产等内容）中，我们可以感受神州大地幅员之辽阔，见识山川物产之丰饶，更会为里面诡谲华丽的自然世界所震惊。日本民俗学家伊藤清司曾将《山海经》中的空间划分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前者指人类的生活空间，与之相对的即外部世界，二者相对独立、互为依存。

    在虔诚仰慕并企图利用大自然之余，人类对神秘而又神圣的未知世界充满了敬畏。循着对善灵瑞兽的正面想象，人类赋予自身走向自然的合法性；对怪力乱神的负面想象，又恰如其分地给予人类种种约束，避免因过度索取而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想象，不仅在《博物志》《述异记》等历代文献中得以记载，而且在世代民众生活中实践传承。我们在乡间田野常见的山神庙、龙王庙，正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象征边界。敬畏在信仰中流淌，想象在仪式中演绎。

    进入内部世界，民众对生活环境的选择更有能动性，对秀美山水的悦纳更具艺术性，同时也更能反映民众的生活关学。风水便是一例，它既能体现中国人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又对民众寻求生存空间、布置生活格局产生实际作用。姑且不谈风水的科学性，就其知识受众而言，风水通常被动地与个人运势、家庭盛衰和宗族繁衍相关联，在古代社会，甚至被认为会影响帝国兴亡，一切美好的期望都寄托于风水的选定、维系与改变。这种宇宙观念及现实需求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营造风水环境，试图通过栽树遮蔽、引水通渠等具体操作办法，去争取风水宝地，有些村落及宗族之间甚至因为争风水、护风水产生了激烈的社会冲突。无疑，人们对风水的迷信，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当然，风水实践在客观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清代湖南宁远境内有舜帝陵，正是由于当地民众囿于风水观念，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才没有遭到过度开采和破坏；东北长白山，因“龙兴圣地”被列入皇家禁地，从而保护了东北长白山原始森林。风水实践，从某种角度，可以看作是民众主动争取和自然世界、生活环境相互融合的外在表现，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客观上形塑了传统人文景观的生态美学，营造了与人类生活和谐统一的生态环境。

    在民众的乡愁记忆和口头叙事中，我们还能发现生态环境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分量。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人离开故土，走进城市，住进楼房，但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最割舍不下的经常是乡间的那棵古树、村头的那口老井，抑或是环抱村庄的那条小河。

（摘编自王文超《民间文化中的生态观》）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八爷

幽兰

    八爷的倔闻名八百里秦川。分地分牛那年，儿子只说了声想去做点儿生意，八爷当天与儿子分了家，谁劝都没用。近几年儿子弃农办厂当了厂长，成了乡官县爷也敬的财神，八爷仍死守黄土倔着过。

    这天儿子坐着小车回来看爹，车停在门口人刚下来，爹出来了。

    “爹！”

    “这年头儿啥爹不爹？走，转嘎去！”

    八爷一反常态，带笑不笑地拍了拍儿子的肩。于是，八爷前头走，儿子后面跟，一路到了南山坡地。八爷在地头坐下了，儿子也只好坐下，八爷看地，儿看爹。

    这地是儿子的责任田，多年没种长了一地茅草。

    “厂长……”

    “爹！”

    “哪里哪里！今儿个你是厂长，我是农民，咱心平气和说些话，有啥不好？”

    “爹……”

    “厂长，这是你的地？”

    “爹！我忙……”

    “噢，你是厂长，我忘咧。这些年，你办厂挣了多少钱？”

    “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不说，存了二百万，爹，我不想让你再种地咧……”

    “先不说先不说，叫我算嘎子。二百万，一季粮食卖五百，一年两季一千，你帮我算嘎子，二百万有多少个一千？”

    “有……两千个。”

    “就是说，你厂长几年光景顶我老汉种两千年的地。我今儿个才明白，当初错怪你了。”

    “就是嘛！爹。”

    “听说有钱就能买粮食？听说不管干啥的人都还是要吃粮食？”

    “这还用问，有钱啥都能买。”

    “你一月买粮花多少钱？”

    “沾粮的都算？”

    “沾地的都算，酒、烟、点心……”

    “至少两千元吧！”

    “就是说，要有二十四个种地的人不吃不喝才能养活一个挣钱的人！”

    “爹……”

    “算透才心明。我再问你，这钱是咋来的？”“政策允许，合法合理，挣的！”“这我知道。我是问钱这东西是咋来的？”

    “货币……唉，这我跟你说不清，反正是造钱机器造出来的。”

    “能挣多少就造多少？”“不是。”“那就是钱能生儿子，越生越多？”

    “也不是！”

    “那就是固定有数，一伙人抢来抢去，抢到手的就有吃喝啥都有？怪不得挣钱的人越来越多，种地的越来越少。”

    “爹！这是现实。”

    “要是都去抢钱，没一个人种地，这抢到手的钱还能买啥？”

    “这……”

    “我老是在想，钱越来越多，能人越来越多，这黄土咋还是老样子？这麦穗还是一株秆挑出来一个，咋不能长出十个百个千个？世人万变，咋就不能变成不吃粮食的人？比如吃这茅草，吃风屙沫，喝凉水拉稀。”

    “爹！”

    “不说了。你今儿个回来做啥？”

    “一来看爹，二来想和爹商量一下，我这片地和爹那片地要起厂子，乡里已经批了……”

    “那让我做啥？”

    “你啥都不用做，我是你儿子！”

    “好。我去问问先人。”

    八爷笑吟吟走到先人的坟前，跪下来磕了几个头，说了几句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坟头上。然后八爷站起来，一头撞向墓碑……

    后来人们才知道，八爷真倔的时候是不刮风不打雷，而且很讲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