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律成为一种人民信念

范正伟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而这种信仰能否生成，则取决于法律是否真正被认真对待。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强调，要坚守司法的人民性，“本着良知和正义运用法律，拉近司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在利益诉求多样、价值取向多元的今天，这样的观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王胜俊院长所言，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后的最后选择。人们之所以愿意在法院门口等几天、几十天，愿意到法院跑几趟、十几趟，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对法院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仰。

    对法律信仰的呵护，不仅关乎个案公平，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态。可以想象，如果当事人满怀希望寻求救济，却被“法律”冰冷的面孔拒之门外；如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就此失守，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所附着，那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本可在法律框架下化解的矛盾纠纷，会因渠道不畅，救济不力，被耽搁、被累积、被激化，最终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倡导的价值理念，更是一种重在躬行的社会实践。它不仅要求司法部门，同时也要求权力金字塔的各个层面，认真对待法律，引导人们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问题。不要把企图通过法律反映诉求的百姓，当成“法闹”“刁民”，把维护法律渠道的律师当成对手、敌人。对依法寻求帮助、“为权利而斗争”的人，给予合法救济；对输送法律、寻求公平正义的人，给予宽阔通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通过法律能够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使人们愿意在法律的框架下理性有序地解决问题；才能如人民法官宋鱼水所言，“让当事人感受到一种法律的觉悟，让社会流传一种法律的文化，最终形成一种法律的生活方式”。

    在社会大变革和矛盾凸显期，这种信仰尤为重要。一个相信法律能输送正义的人，一定会本分地维护社会稳定。反之，当法律的大门由于种种原因被关闭，人们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时，非法的手段就会被选择。

    现实中，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些非理性方式的表达，往往与当事人没有合法的救济途径有关。当举报、控告、申诉、起诉、上诉等法律渠道屡屡失灵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甚至滥用私刑成为一些人解决问题的最后选择，这值得深思。

    “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绝望了；倘若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而法律的这种力量来自司法的善良和公正，来自权力的谦抑和自律，来自由此生成的社会理性和法律信仰。只有当法律成为人们寻求救济的不二选择，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时，社会的稳定和谐才能指日可待，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坚实基础。(选自《人民日报》)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

    中国传统美学是由三家组成的，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儒家美学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道家美学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禅宗美学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占正统地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突出一个“仁”字。“仁者爱人”，其实就是讲和谐，儒家尤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是“入世”，道家的思想是“出世”，禅宗的思想是“遁世”。我们可以各列举一位唐代的诗人来说明。儒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杜甫，杜甫被称为“诗圣”，因为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道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李白，李白被称为“诗仙”，因为他是典型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禅宗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王维，王维被称为“诗佛”，因为他是典型的禅宗思想的代表人物。

    三种美学，在一代文人身上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杜甫是以儒家为主，李白是以道家为主，王维是以禅宗为主，但并不是说他们身上就没有别的思想。杜甫身上也有道家的东西，李白身上也有儒家的东西，王维身上也有儒家甚至道家的东西。比如，王维进朝做官肯定要按儒家的方式行事，上朝是儒家，退朝是禅宗。所以说，他们每个人身上三种美学都有，只不过是每个人更侧重哪一种。另外，一直讲“儒道互补，庄禅相通”，这八个字概括了三种美学、三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特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大家去过青岛崂山，就能发现山上佛教的庙宇和道教的道观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宗教能占统治地位，但是什么教派都能留下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分支，但是谁也不占统治地位。

    再一个是艺术作为精神的家园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精神的空间，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刚才讲了儒家是“入世”，但是在历代知识分子失意的时候，道家和禅宗往往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比如说中国画家中著名的“元代四大家”、“明代四大家”、清代“扬州八怪”全都是寄情于书画，在道家和禅宗里面尽情地遐想。而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功成名就以后都自杀了，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是19世纪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中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尼采自己就没有做完这场梦和演完这幕剧，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自杀了，因为他钻研越深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茨威格就是在拿了文学大奖以后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尽的，既不是经济原因也不是生病导致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越写下去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而中国的文人可以在艺术里面找到精神的家园，失意后往往到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的精神家园中寻找寄托。

为什么中文系学生不爱读文学作品

张向荣

    ①这段时间在读王敦的新书《打开文学的方式》，促使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这一现象或许不总是如此，但也绝不罕见。其实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多多少少都是文学青年。因为文学能为涉世未深的中学生提供他们可能尚未经历但却渴盼经历的人生经验，譬如爱情，譬如虚无，譬如衰老与死亡，譬如对世间不正义的感知和批判，所以中学时代，他们还是爱读文学作品的。

    ②到了大学，我相信，九成以上的中文系学生会在开学不久就遭受到老师慈爱、深邃但残酷的暴击：“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批评家。”于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原本把李白、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边的学生，慢慢就只把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布朗肖、巴丢等理论大师的名字叼在唇上了。大家开始热衷于谈论文本、风格、修辞、意义，习惯于克制自己的感动、热爱和陶醉，我们甚至不再把文学称之为“文学”，而是称其为“作品”，就像一个深谙商业之道的编辑不把手中的书称之为“书”，而是称之为“产品”。

    ③中文系具有研习文学理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文学理论被视为解读文学作品的倚天剑、屠龙刀，或者说，就是王敦所说的“打开文学的方式”。但是，对理论的迷恋，却常常使得不少中文系的学生反而逐渐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这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理论文本的确能够磨砺一个人的理性，促使他不再满足于诗赋小说戏剧带来的纯粹的美与诗意，而是紧紧追随着哲学的“洞穴之光”，力求抵达文学真正的本质；其次，理论的力量犹如庖丁解牛，能看透、看穿、看破许多文学作品的叙事陷阱、修辞屏障和抒情动机，这会使人丧失掉不少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最后，有些理论语言尤其艰涩，研习理论比阅读作品要花费数倍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反而少了。

    ④于是，许多人一只手拿起了“打开文学”的工具——文学理论，但另一只手同时却把文学给“合上”了。他们有时会觉得，只有能够迎合、言说理论的文学，没有不能解读文学的理论，如果确实没有，那就换一种理论吧。文学不仅是理论投射的客观对象，甚至成了理论的附着物，文学为理论而活。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中文系的学生，越不爱读文学作品的原因。但显而易见，文学并不为理论而活，为理论而活的只能是人。

    ⑤其实，乔纳森·卡勒早就说过，“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阅读，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重新面对文学，在一个恰当的阈值内使用理论打开这些文学呢？

    ⑥王敦《打开文学的方式》这本书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他并不是创造一个新理论，这多半是外国人做的事，也不是去介绍一个理论，这主要是中国人做的事，而是凭借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领，告诉读者怎样使用文学理论去解读文学作品。都说文艺理论的书难啃，但我觉得，更难的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应用这些理论，这需要作者具有极为娴熟的理论功底，同时又不丧失对文学的感受力，还能用恰当的话语将这种对文学的感知从字里行间解放出来。

    ⑦理论的确是灰色的，但文学的生命之树能否常青，在于能否用理论打开。领略一点文学理论的精微奇妙之处，却不被其俘虏，而是读读小说，背背诗歌，这些文学能更加显示出与现实、与人性的相切相关。

（有删改）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随着被称为中国版“博物馆奇妙夜”国宝探秘节目《国家宝藏》走红，原本“高冷”的博物馆一下子成为市民热捧的旅游“打卡目的地”。某在线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初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游客上升了50％。另有数据显示，元旦小长假南京博物院的参观量达到了6.6万人次，较平时有了大幅度增加。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迎来游客入馆参观的高潮，一股“博物馆热”似乎正在悄悄形成。

    说到博物馆，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因为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常年受国内外游客追捧之外，其他的地方性博物馆却大都是旅行社所开发旅游线路上的冷门，鲜有游客主动选择把某个博物馆当作自己的旅游目的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部门也尝试推行了免费开放政策等，虽然吸引了一部分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寻宝”，但总体的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博物馆作为收藏、研究、展示历朝历代文物遗存的地方，不仅仅具有游览、观赏的价值和意义，还起着传承、普及、弘扬传统历史文化的作用，是让国民更好地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等不可替代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里面收藏的每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博物馆收藏和研究这些文物最大目的和使命，就是把其展示给世人，让参观者自觉地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下去。

    如何更好地传承是当下业内思考的问题。而前提是，公众能够自觉自愿地走进博馆，走近这些文物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不愿意走进物馆、亲近历史文物，那自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是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给予改进和推动的。而如今的一档电视节目点燃了大众的“博物馆情”，掀起了一股“博物馆热”，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也要看到，之前一些地方的博物馆之所以受冷落，和博物馆自身的管理及展示方式滞后也有很大的关系。通过电视节目，邀请明星参与，展示珍贵国宝的形式让很多博物馆受到了启发，其在文物的展示陈列、对游客的引导和服务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必将为正在形成的“博物馆热”再添一把“火”。用更多吸引人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这些有效的实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所以我们更期待在未来民众走进博物馆由被动引导变为主动自觉，让“博物馆热”一直“热”下去。

（摘编自《为“博物馆热”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