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对中国文艺发展的影响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其与儒家思想互补，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滋养着中国艺术。

    首先，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影响了后世文人。庄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摒除欲望，宁可过卑贱贫穷的生活而保有自由，也不愿富贵而为统治者所利用，这对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和张扬的后世文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魏晋名士、李白、苏轼等无一不深受庄子影响。庄子展示的个体精神自由和思维原创力的解放，在文论中则表现为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庄子的“逍遥游”创造了一个超越、永恒、宁静的精神家园，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

    其次，庄子崇尚的“大美”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后世文艺的美学境界与高度。庄子以“道”为旨归，崇尚天地之间的“大美”，这种“大美”体现为无限广阔、宏大、雄浑、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朴素自然、澹然无极的特征。庄子的这种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文艺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博大雄奇的壮美境界的追求，如杜甫提出“鲸鱼碧海”、韩愈提出“巨刃磨天”等都是；另一方面“大美”的自然、本真、天放的本性又引导后世文人反对人为斧凿雕琢艺术，追求自然、素朴的风格境界。如刘勰的“自然之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司空图的“妙造自然”等都有庄子“自然”风格论的影子。“自然”的风格要求还影响到了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

    第三，庄子“体道”时“虚静”论对后世文艺创作主体审美态度的影响。庄子提出“体道”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虚静”思想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智所蔽，保持凝神专一、忘怀一切、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这种认识论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虚静”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陆机、刘勰率先将虚静心态同艺术想象联系起来：“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陶钧文心，贵在虚静”（刘勰）。唐代皎然还将虚静心态同艺术灵感联系起来：“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苏轼《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还有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等等无不受庄子“虚静”论思想的影响。

    第四，庄子的言意观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庄子在对“言”的广泛性、复杂性及其表“意”的歧义性、暧昧性作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诸多智慧观点，道出了言、意关系的奥秘，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玄妙的意境，一种主体独特的、内省式的领悟，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并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但见兴趣，不见文字”、司空图的“韵味”说和“四外”说，以及后来的欧阳修、严羽、王士祯、王国维乃至于绘画、书法领域等无不受庄子言意观的影响。

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言下之意，法律法规的制定固然重要，公民是否将法治内化于心，更能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要建设法治中国，就离不开对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

    谈到法治，在现实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人负责写，有人负责学，有人负责讲，有人负责信，但是在学的人不讲，在写的人不用，在用的人不信，出现了分离的倾向。这便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是缺乏法治精神的表现。“法治”与“法制”一字之差，却有根本不同。法治，是法治精神的培养，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法制，是制度规则的设定，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前者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后者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如果仅仅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有依照法治行事的思维，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学用分离、讲信分离的倾向。

    “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话，其意也是在强调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才能使法治精神真正成为“慢慢诞生的风尚”，成为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呢？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首先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公共规则意识，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社会基础。所谓公共规则，就是人们为了维护公共生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公共生活准则。公共规则意识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确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人们在处理权责问题时，不感情用事，而是依据所定规则作具体分析。法治是对公共规则的制度化提升，是用法律的手段使人们约定的规则得到权威的确认。只有在全社会具有良好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法治精神。大家都知道“中国式过马路”，不必看红路灯，只要凑齐一堆儿人就能过去。这是典型的公共规则意识的匮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法规吗？不是的，交通法有明文规定：红灯停，绿灯行。所以说，形成法治精神的前提必须是公共规则意识的建立。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次就是要在全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基本要求。之所以把法治纳入到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表述中，一方面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另一方面是核心价值观建设呼唤并能促进法治的健全和完善，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培育法治精神，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的完善，还要着力在规则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等方面加以深化，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孙子兵法》讲“朝气锐、昼气惰”。法治精神的涵养应以青年为主体，充分发挥青年人的影响力。这是培育法治精神的群众基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所言，青年之于国家，意味着希望和未来；青年人最具朝气，具有感染他人的特殊能量，青年人最具活力，拥有活跃社会氛围的独特魅力；青年人最具可塑性，其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时期，其思想正处于建构时期，能够较快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法治精神的培育应当以青年为主体。

    培育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让法治精神内化于心。

（选自2014年10月22日《求是》，有删改）

“读屏时代”更需要深读静思

张砥

    2019年秋学期起，全国各省（区、市）将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北京市教委日前透露了本市普通高中新教材编写修订情况，其中古诗文背诵篇目将由原先的14篇增加至72篇。面对这一新变化，点赞者颇多，而学生“头大”、家长“焦虑”者，也不乏其人。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成诵是一项基本学习方法，背诵名篇更是代代相传的实践经验。大幅增加古诗文背诵篇目，是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之举，更是在树立一种价值导向，那就是经典永远不会褪色，阅读永不会过时。

    毋庸讳言，在习惯了刷屏浏览点点戳戳的生活之后，对于很多人而言，千余字的文章已是不能承受之长，3分钟已是最大阅读续航。有人感慨“书太难读”，似乎以前甘之如饴的小说，如今大家都读不下去，更不必说品读那些大部头的传统经典了。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然而“数字阅读”却在极大削弱人们阅读复杂深奥内容的能力。以色列学者做过这样一项实验：让一群工科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分别用电脑和纸质图书阅读同一材料，然后回答问题。这些在“读屏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想当然地认为用电脑比读纸书更快更有效，然而答案恰恰相反。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当代人的阅读取向，让深读与静思成为奢侈品？

    首先是“数字阅读”的特性使然。阅读本是一项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行为，而“数字阅读”的最大问题，就是极易将注意力分散。满屏的“超链接”像一双双充满诱惑的手，将人不断拽入各种阅读场景，透支着本就稀缺的专注。与此同时，一旦适应了这种虚幻的阅读假象，人们的心态就开始悄然改变，“灯下展卷”的悠然不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与时间赛跑”的浮躁与焦虑。这种不假思索的浅阅读，无形中消解着学理逻辑的价值，加剧着思维的浅薄，君不见，一看标题就开骂者大有人在，“标题党”“键盘侠”争锋，俨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阅读，绝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获取的过程，更关乎人的精神趣味。正如一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筛选的信息同样不值得读。而这，恐怕就是读屏与读书的区别所在。换而言之，虽然数字化浪潮带来了阅读场景的深刻改变，但通过读书沉淀思想进而形成系统思维的人生成长规律不会变。曾几何时，电视的到来引发了人们对“肢体萎缩”的深刻担忧，而身处“读屏时代”，比蜷缩沙发带来的“肢体萎缩”更危险的，无疑是“大脑萎缩”：思维在光怪陆离中变得僵化，在众声喧哗中变得无知。习惯了“数字阅读”的跳跃、零碎和浮光掠影，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归传统阅读的节奏、系统与静心思考，找寻那些日渐退化的思维能力。

    在数字世界中流浪，还是在传统图书中安居，这既是习惯，也是选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经历了不少反思后，改变也正在发生：实体书店逐渐告别负增长，一些“高颜值”特色书店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文化景观。事实说明，回归“深阅读”并非遥不可及，只要加以多措并举、因势利导，全民阅读的潜力就能被激发出来。

    书的分量，在思想亦在品格。“读屏时代”，勿忘阅读品格，我们就不会在网络信息中迷失方向。

（选自《北京日报》2018年8月31日）

    晋军在《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中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文章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其“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结构的力量”并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全部涵义。

    何为社会结构？米尔斯认为这个概念最通常的用法是指各项制度的组合。也就是说，“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并非由于头等舱、女性、儿童自带免死金牌，而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即阶层）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左舷的二副一律不准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而右舷的一副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允许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这就造成了二等舱男性的幸存率比三等舱还低的事实。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行动的力量，而这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另一层含义。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使得差异意味着不同的生存机会，这就是社会结构。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结构的某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影响了人们可能获得的机会，“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恰源于此。然而，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于是，结构的效力要受到每个人行动选择的限制。“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与失效都跟个体的行动选择息息相关。然而，每个人行动时都选择自己当时认为的“最优解”，但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行动的重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节选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

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节选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