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上海统计局对不同年龄市民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调查

材料二：

    我国生活垃圾主要处理方式为填埋与焚烧，其中填埋占主要地位。填埋处理具有方法简单、技术门槛低的特点，是我国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的处理方式，但填埋场占地大、使用年限短，不但可能影响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还会造成大量有机质的浪费，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相悖。与填埋不同，焚烧处理占地小、能极大程度地实现减量化并产生电能，近年来发展迅猛。在我国大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生活垃圾可回收比例和垃圾热值较高，因此在确保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分类回收的前提下，宜采用以焚烧为主的处理方式，既能满足减量化的要求，又可产生清洁能源；在其余中小城市，生活垃圾热值较低，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因此更适宜采用填埋为主、结合堆肥等资源化技术的处理路线。

    农村生活垃圾全量收集难度较大，运输成本高，收运过程易产生二次污染。根据有机垃圾易腐的特点，考虑运输和处理的经济性，农村有机垃圾适宜就地处理（例如堆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化，未来可将农村与城市垃圾进行区域一体化利用。

（摘编自金宜英《生活垃圾分类后去往何处？多元化方式将取代填埋》）

材料三：

    让群众支持生活垃圾分类，不能让大家在花花绿绿的分类图前犯怵，而是要让他们觉得分类有趣味，易掌握。目前，生活垃圾分类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前端介绍得很详细，后端利用却很粗放。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两者对应起来。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无疑分别自成体系，有模糊不清的垃圾，丢入其他垃圾桶中，高温焚烧肯定有效。湿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区分，除了汤汤水水，其余既可发酵，也可被焚烧，两种资源化利用方式都可以，不必纠结哪种方式更优而唯一指定类别。总体上，厨余垃圾处理系统相对较弱，觉得不好生物降解的都可归到其他垃圾中焚烧掉。厨余垃圾处理产生的残渣最后也是送去焚烧发电厂，具有兜底的地位。

（摘编自殷明励《生活垃圾分类要和后端利用结合起来》）

材料四：

    网约垃圾“上门回收员”顾名思义即客户通过线上预约，线下回收小哥上门“取件”。目前，全国已有数千名上门回收员。

    据介绍，从事“上门回收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大概有两种，一种专职从事垃圾分类工作，另一种则是在相关工作中兼职。专职回收员的工作一般分为定点回收和上门回收。有的人上午做定点回收，下午上门回收。比如之前垃圾分拣公司的员工，此前这些公司只负责接收“游击队员”回收回来的垃圾，并进行分类打包，再出售给不同类别的垃圾处理公司；而现在，公司中的一部分员工直接向居民进行回收，做起了专职回收员。而兼职人员则包括小区的清洁员、物业公司员工等，他们原本已有一份工作，垃圾回收为他们增加了一些收入。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用户使用垃圾回收程序也很方便。比如在支付宝平台上，打开支付宝“城市服务”，选择“垃圾分类回收”，按流程提示选择好上门地址、上门时间，就能坐等社区回收员上门，称重、计算价格之后，卖废品所得会自动转进居民设置的提现账号。针对低价值的回收品，可按重量兑换“能量”。如，1公斤塑料瓶可兑换1公斤“能量”，随后在环保商城里兑换实物或优惠券。

（摘自温婧《垃圾分类催生网约上门回收员》）

    韩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当路者忌其功，驿奏玉与夏寇有谋，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军节度副使，且觇其军。

    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①之举，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公直曾为书约玉，玉不预知，其书乃为安抚所得，及使者觇玉军，且疑预公直之谋，即实其罪。玉道出华州，囚死于郡学，临终书二诗壁间，士论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临终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儿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读者恻然。

（选自《金史•韩玉传》，有删改）

【注释】①勤王：指当君王的统治受到威胁而动摇时，臣子起兵去救援王室。

材料一：

所谓文化，通常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而文化自信则是指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文化自信就其内涵而言，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二是作为这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主体的文化性格。这就是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主体的担当性格的有机统一。

当然，作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同一种文化类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合规律性发展的文化之链，但是它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客体与主体的不同方面、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整体把握和理性对待。否则，就可能在所谓文化自信、繁荣文化的旗号下造成混乱。

那么，继承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这涉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它自身的文化特质问题。事实上，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质就是“自信”，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精神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它最初萌生时的神话传说中，就是以自信、自强为精神特质的。人们所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不就充满了一种发奋而自信的精神吗？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理性化、理论化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些不正充满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担当而自信的精神吗？宋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时期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不是充满了一种无畏而自信的精神。

如果说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坚定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上，那么它的落脚点和目标指向就应该放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上。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就无所谓文化，而任何优秀的文化也只能是海市蜃楼。因此，培养和造就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才是我们要着实下功夫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唐凯麟《如何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

材料二：

《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周刊》记者就“中国文化自信”这一主题专访了原文化部长、作家王蒙，以下为访谈节选。

朝花周刊：您为什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话题？

王蒙：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因此，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朝花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它和世界先进文化可否对接？

王蒙：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也许，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古老，甚至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它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对国家前途已经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中积极、优秀的方面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和打交道、能够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朝花周刊：在全球化时代里，该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怎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始终焕发光彩？

王蒙：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见证，更是今天中华民族固本开新的精神动力。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传统，有些人陷入到了深深的文化焦虑中。这种时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与善于实现引领、整合、包容、平衡与进一步提升，以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心骨，积极构建生气勃勃、富有创新活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态格局。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不是“老大帝国”的狂妄自大，这是建立在转化与变革的举世瞩目、发展与创新的累累硕果之上的坚实自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困难，化解矛盾。我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自信，我们创造的业绩使我们能够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托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创造我们的文化辉煌，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专访王蒙：中国文化自信，是从善如流的自信》）

“草蛇灰线”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技法术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否定小说技法研究的状况依然存在，但“草蛇灰线”等技法术语进入了真正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小说评点中这一技法术语的价值。但是已有研究就材料而言，相对单一，谈不上全面深入，鉴此，本文拟作详细分析。

据现有文献，“草蛇灰线”较早出现在唐代，唐人杨筠松撰堪舆书《撼龙经》已有提及。明人所撰《灵城精义》亦有记载：“气脉所以分别？凡脉之行必须敛而有脊，乃见草蛇灰线，形虽不甚露而未尝无形也。”可见，“草蛇灰线”的使用较早出于古代风水典籍，指山势（龙脉）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态势。在诗文等文学领域，“草蛇灰线”较早出现于明末刘宗周《圣学宗要》，用以指“圣学”相传中的时断时续的态势，扩大了这一术语的运用领域。此外，诗论、散文批评、戏剧批评中也借鉴了这一术语。

在小说批评中引入“草蛇灰线”一语可追溯至明代“戏笔主人”所撰的《<忠烈传>序》，他认为：“意则草蛇灰线，文则中矩中规，语则白日青天，声则晨钟暮鼓。”而金圣叹是最先在小说评点中较为广泛使用“草蛇灰线”这一技法术语的，翻检《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草蛇灰线”一词总共出现四次，形成了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据此，我们从三方面对“草蛇灰线”在小说批评中的使用进行探讨。

首先是作为“结构线索”的“草蛇灰线”。《红楼梦》第八回在写及宝钗与宝玉互赏佩玉之后，脂砚斋的夹批为：“余亦想见其物矣。前回中总用草蛇灰线写法，至此方细细写出，正是大关节处。”以“金玉”作为贯串上下文的线索；又如第二十六回正文叙及“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你就和他要来吃，也是一样。”其后有评语：“闲言中叙出黛玉之弱。草蛇灰线。”作为“结构线索”之“草蛇灰线”，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前文对同一物象有意无意地反复叙写，至后文关键处加以点破，从而显露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贯串线索，给人以出其不意的“蓦然阑珊”之美。

而作为“伏笔”和“照应”的“草蛇灰线”法，在小说评点中更为普遍。毛氏父子在评点《三国志演义》中较早体现了此意蕴。在第二十一回叙及刘备得知公孙赞已死但不知赵子龙下落时，其后夹批写道：“不独玄德欲知其下落，即读者亦急欲知其下落，乃此处偏不叙明，直至后古城聚义时方才出现。叙事真有草蛇灰线之奇。”

隐喻式“草蛇灰线”在批评家笔下并不多见，但它给小说批评带来的影响却是重大的。细究而言，“草蛇灰线”的隐喻象征意蕴实为古代所谓追求“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的演绎形态之一，它延续了在创作和批评中对“尚简用晦”之处加以不断指涉和发挥的传统。

从上述各种用法来看，结构线索以及伏笔照应两种意蕴成为这一术语的主导内涵，隐喻象征仅为“草蛇灰线”意蕴的支流（正因如此，“草蛇灰线”在典型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批评中体现更为普遍，而在诸如结构较为松散的《儒林外史》中表现并不是很明显），而且前者着眼于艺术手法的体现，后者偏重于意蕴内涵的解读。此三者共存于“草蛇灰线”这一术语之下，更多的在于外在形态上的共通性（所谓“有意无意”和不露痕迹）而非实质内涵的等同性。

（摘编自杨志平《论“草蛇灰线”与中国古代小说评点》）

自然界有许多植物的叶子会运动，比如含羞草合欢等豆科植物白天张开叶子，晚上会合上叶子“睡眠”；捕蝇草的叶子能闭合起来，捕食苍蝇等昆虫。像含羞草、合欢等植物的这种“睡眠运动”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关注，可是植物为什么会睡眠，却一直是个不解之迷。

18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德梅兰把含羞草放到光线照不到的洞穴里，发现它的叶子依然以24小时为周期开合。这说明含羞草体内存在一种不受外界光线等环境因素影响的“生物钟”。19世纪，达尔文在《植物的运动本领》中说，植物在晚上闭合叶子睡眠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夜晚低温之害”。20世纪80年代，德国希尔德奈希特的研究报告指出，叶子的开合是由一种称为“膨压素”的植物激素控制的。此后，日本上田实等人从植物中抽出包含数千种化合物的萃取物，最后成功分离出两种活性物质，一种是可使植物叶子闭合的“安眠物质”，另一种是可使植物母子张开的“兴奋物质”。

植物睡眠之谜之所以长期不得其解，就是因为此前没有人想到使叶子开合的竟是两种不同的生理活性物质。人们进一步了解到，豆科植物叶下珠的安眠物质是一种含葡萄糖的配糖体，白天配糖体水解，安眠物质浓度降低，夜晚配糖体重新合成，兴奋物质浓度相对降低，而配糖体的合成分解是由叶下珠体内的生物钟控制的。相反，铁扫帚的兴奋物质是配糖体，在夜晚配糖体水解，兴奋物质浓度降低，叶子随之闭合。如果用人工合成的半乳糖代替葡萄糖，由于半乳糖在铁扫帚体内不会水解，反而成为一种睡眠阻断剂。使铁扫帚始终不能睡眠，以致两个星期之后铁扫帚因缺水枯萎而死。

解开植物睡眠之谜，将为某种“绿色”农药的诞生铺平道路。目前的除草剂还无法只让田菁等豆科杂草枯萎而不损害豆科作物。研究人员已经人工合成了使田菁失眠的睡眠阻断剂，实验结果是田菁第三天就整株枯死。由于这种阻断剂只对田菁起作用，因此不会影响大豆的生长。

（摘编自《植物睡眠之谜》）

材料一：

①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②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①“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

②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③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行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行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④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的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⑤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对“孝”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早期作品《游叙弗伦》中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于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行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⑥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但是每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著，金小燕、韩燕丽译《“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①“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须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②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③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