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

列夫•托尔斯泰

    渔夫的妻子桑娜坐在火炉旁补一张破帆。屋外寒风呼啸，汹涌澎湃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一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地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食具在搁板上闪闪发亮。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五个孩子正在海风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丈夫清早驾着小船出海，这时候还没有回来。桑娜听着波涛的轰鸣和狂风的怒吼，感到心惊肉跳。

    古老的钟发哑地敲了十下，十一下……始终不见丈夫回来。桑娜沉思：丈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冷和风暴出去打鱼，她自己也从早到晚地干活，还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孩子们没有鞋穿，不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吃的是黑面包，菜只有鱼。不过，感谢上帝，孩子们都还健康。没什么可抱怨的。桑娜倾听着风暴的声音，“他现在在哪儿？上帝啊，保佑他，救救他，开开恩吧！”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在胸前画着十字。

    睡觉还早。桑娜站起身来，把一块很厚的围巾包在头上，提着马灯走出门去。她想看看灯塔上的灯是不是亮着，丈夫的小船能不能望见。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风掀起她的围巾，卷着被刮断的什么东西敲打着邻居的小屋的门。桑娜想起了她傍晚就想去探望的那个生病的女邻居。“没有一个人照顾她啊！”桑娜一边想，一边敲了敲门。她侧着耳朵听，没有人答应。

    “寡妇的日子真困难啊！”桑娜站在门口想，“孩子虽然不算多——只有两个，可是全靠她一个人张罗，如今又加上病。唉，寡妇的日子真难过啊！进去看看吧！”

    桑娜一次又一次地敲门，仍旧没有人答应。

    “喂，西蒙！”桑娜喊了一声，心想，莫不是出什么事了？她猛地推开门。

    屋子里没有生炉子，又潮湿又阴冷。桑娜举起马灯，想看看病人在什么地方。首先投入眼帘的是对着门放着的一张床，床上仰面躺着她的女邻居。她一动不动，只有死人才是这副模样。桑娜把马灯举得更近一些，不错，是西蒙。她头往后仰着，冰冷发青的脸上显出死的宁静，一只苍白僵硬的手像要抓住什么似的，从稻草铺上垂下来。就在这死去的母亲旁边，睡着两个很小的孩子，都是卷头发，圆脸蛋，身上盖着旧衣服，蜷缩着身子，两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显然，母亲在临死的时候，拿自己的衣服盖在他们的身上，还用旧头巾包住他们的小脚。孩子的呼吸均匀而平静，他们睡得又香又甜。

    桑娜用头巾裹住睡着的孩子，把他们抱回家里。她的心跳得很厉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觉得非这样做不可。她把这两个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让他们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又连忙把帐子拉好。

    桑娜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忐忑不安地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啦？…….不,还没来!…….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嗯，揍我一顿也好!”

    门吱嘎一声，仿佛有人进来了。桑娜一惊，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没有人！上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叫我怎么对他说呢?…….”桑娜沉思着,久久地坐在床前。

    门突然开了，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子。魁梧黎黑的渔夫拖着湿淋淋的被撕破了的鱼网，一边走进来，一边说：“嘿，我回来啦，桑娜！”

    “哦，是你！”桑娜站起来，不敢抬起眼睛看他。

    “瞧，这样的夜晚！真可怕！”

    “是啊，是啊，天气坏透了！哦，鱼打得怎么样？”

    “糟糕，真糟糕！什么也没有打到，还把网给撕破了。倒霉！天气可真厉害！我简直记不起几时有过这样的夜晚了，还谈得上什么打鱼！谢谢上帝，总算活着回来。……..我不在,你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渔夫说着，把网拖进屋里，坐在炉子旁边。

    “我？”桑娜脸色发白，说，“我嘛…….缝缝补补…….风吼得这么凶，真叫人害怕。我可替你担心呢！”

    “是啊，是啊，”丈夫喃喃地说，“这天气真是活见鬼！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

    “你知道吗？”桑娜说，“咱们的邻居西蒙死了。”

    “哦？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昨天。唉！她死得好惨哪！两个孩子都在她身边，睡着了。他们那么小……一个还不会说话，另一个刚会爬……”桑娜沉默了。

    渔夫皱起眉，他的脸变得严肃，忧虑。“嗯，是个问题！”他搔搔后脑勺说，“嗯，你看怎么办？得把他们抱过来，同死人呆在一起怎么行！哦，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别等他们醒来。”

    但桑娜坐着一动不动。

    “你怎么啦？不愿意吗？你怎么啦，桑娜？”

    “你瞧，他们在这里啦。”桑娜拉开了帐子。

    2月17日下午，故宫发布名为“紫禁城上元之夜”的元宵节灯会活动信息后，引发持续关注和抢票热潮，元宵节当晚的灯会活动预约票几乎是“秒光”。在18日0点时，再尝试登陆故宫门票预售系统时，甚至已经无法打开网站。一场传统灯会竟然能点燃如此巨大的参与热情，元宵佳节在如今所展现出的文化魅力，可见一斑。

    在传统节日中回归传统习俗、品味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今天许多人过节时的首选。不只是元宵节，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春节假期，许多传统的年俗和文化元素换个形式、换个空间，成了人们热捧的对象。在国家图书馆，小读者们可以参与写福字、画门神、换脸谱、做花灯、剪纸等体验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孩子们围坐在蒙古包里，亲身体验蒙古族小年祭火仪式，品尝麻糖、果条和奶茶等传统食品；在南京的一些老茶馆，不少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南京白局”“苏州评弹”“扬剧折子戏”等传统节目……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更让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放射出新的光芒。

针对以上材料，分析传统文化成为新时尚的原因。

要求：观点鲜明，表达清晰连贯，言之成理。（不超过100个字）

苏轼的另一面

李泽厚

    苏轼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新的质变点，这就是苏轼的意义。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抱负满怀、遵守儒家思想的，与无数士大夫均无不同。但，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的“遗世”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结，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残杀的恐惧哀伤，也不是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想解脱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苏词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这首小词后，“桂冠服江边，孝舟长啸去矣。那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鼻新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署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人生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正是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速，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这里没有屈原的忧愤，没有李白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更不像韩愈的盛气凌人。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的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奔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娇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提到某种透初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不要富责，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坊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晚唐后，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意”“态”，标志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论”应运而生。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予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书画“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书卷气。

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虛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选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有删改)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