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

    ①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而点不着，乃轻轻地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的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繚绕黯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

    ②这时才忆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肃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

    ③秋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妖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笼之概，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摆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中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意味较和。倘是烧的得法，慢慢地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哔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④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有兴味。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

    ⑤人生在世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不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宏，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艳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在20世纪以前，我们都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神话是文学起源的观点就居于主流地位。神话是具有神圣性的关于神的故事，重在社会功用性，神话当然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那么，在中国，文学的源头究竟是神话，还是六经呢？

    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他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上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虽然是借鉴日本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写成的，但仍然把“以治化为文”认作正宗。到1923年，汪剑余将林氏著作改编为《本国文学史》时，开始引入了“神话”概念，并说：“自汉以后，神话大兴。”鲁迅、茅盾都是较早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但鲁迅撰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和茅盾撰写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中，都没有给神话位置。神话为文学史作者普遍关注，应该是在上世纪中叶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中国神话资料钩沉工作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随着苏联文学理论的传入，神话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里程。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前提，由此有人推论中国上古也应该像希腊一样有一个神话为主体艺术的时代，神话也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前提。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詹安泰《中国文学史》、杨公骥《中国文学》等，都是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来论述的。

——(摘编自《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

材料一：

    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种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一考两用”。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

材料二：

    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组合的考生，可选考95%的专业；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组合的考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可选考66%的专业，比现行高考34%的选择面，高出近一倍。

    各高校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比例 各科目考生选考比例

    （摘编自“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刊文《2017年浙江省高考选科组合报考统计》）

材料三：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后，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将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根据河南省高考方案，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指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参考条件。

    以河南为例，有专家指出，河南版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在评价内容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方面与教育部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增加了违规违纪和有无违法情况的评价内容，便于学校管理与记录。

    不只河南，全国多省份都明确将综合素质纳入到学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专家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刊文《27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综合素质成录取重要参考》）

材料四：

    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均明确要逐步减少、合并乃至取消录取批次。浙江从新高考首届学生毕业的2017年起，除特殊类型（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定向招生等）提前录取外，统一高考招生取消所有录取学校批次，纳入统一高考招生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同时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按专业（类）还是按院校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志愿设置成为关注焦点。各省级行政区域，基本上都明确高校按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基本上确定了“1门对应即可”的机制。但具体是按院校还是按专业投档，只有少数省份已经在改革方案中提及。浙江在2014年即明确“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实行基于专业的志愿运行模式，录取时直接投档到专业录取，充分尊重学生既要选学校又要选专业的选择权。

（摘编自“南昌教育信息网”刊文《借读全国各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

材料一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编纂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的先河，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有利于推动我国立法更加系统，促进制度体系更加科学严密、更有效率活力。

（摘编自《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9月21日）

材料二

记者2020年9月5日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悉，4日下午，“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第一讲成功举办，该讲座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邀请著名法学家，从中观制度和微观规则层面对民法典做出阐释，并以在线会议和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首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亮点与适用”为题进行讲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本次系列讲座既响应“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的要求，也是在民法典颁布数月后进行的冷静思考；既是同学们在疫情之后迎来新学期的“入学教育”，更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为同学们提供的“开学第一课”。

（摘编自《清华大学法学院推出<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2020年9月5日）

材料三

民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我国采取的是先制定单行法、后制定民法典的思路，民法典的出台，使原来制定的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等单行法同时废止。有些规范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要依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及时修正和废止。我们要及时修改民事法律保证民法典的统一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不只是调整民事主体关系的法律，也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重要尺度，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依照民法典进行民事审判活动，就要公正司法提高审判水平和效率。

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要通过社区、工作单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多渠道的持续宣传，让大家了解民法典、遵循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形成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人民群众只有掌握民法的基本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合法权益。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将民法典基本知识带进课堂书本，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摘编自《多措并举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2020年6月18日）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

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的开展，雄安新区乡愁家底变得清晰起来。目前，雄安全城物质类乡愁点总数2367项，非物质类乡愁遗产总数186项。

“2020年新区征迁村原有88处‘乡愁保护点’，经过我们实地调查，又新增了93处。”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乡愁专班组长辛公舜说。

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

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

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在汉语中，“青春”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存在已久。“青春”一词在本质上是一个隐喻。它的字面意思是“青色的春天”。1916年，《新青年》九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作者李大钊在文章起首就给出了关于“青春”意义的迷人描述。

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李大钊和其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和写作的知识分子可以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代表那种旨在于未来几十年间改变中国的新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把自身关于时代精神的看法，以清晰而生动的方式，凝练成了一个简单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符号——“青春”。李大钊的文章用醉人的诗意话语凸显了“青春”的生机与美妙，这个汉语隐喻具有一种焕发新生的巨大力量，它被用来表达希望与未来。在对万象更新的呼吁中，作者把青春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变革符号，它具有无穷的象征力量，影响无远弗届：从自我到家庭、国家、人类乃至整个宇宙。

“青春”的另一个衍生的、隐喻性的用法，是对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命名，把年轻的时光视为“一生中的春日”，凸显其生机和活力。潘尼的一首诗，对比了陆机的年轻朝气和自己的年迈状况：“予涉素秋，子登青春。”在这里，青春总是代表着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人人都永远珍惜、赞美着它，这成为传统文人最喜欢的母题之一。但同时，它所代表的东西就像青少年时期本身一样，也是短暂而易逝的，比如，《牡丹亭》和《红楼梦》中都出现的年轻女子的伤春之情，象征着对自身青春将逝的伤感。

“青春”的后一种隐喻性的用法慢慢地取代了它的字面意思。这个变化发生在民国初期。李大钊1916年的文章依旧包含着“青春”的这两种意味，虽然它的重点显然已经从春日转向了青春的活力。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的新文学中，“青春”明显已经只具有隐喻性的含义，而失去了其指代春日的字面意义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巴金在其鸿篇巨制《激流》第二卷中的宣言“青春是美丽的”。

与“青春”相关的另外两个词是“少年”和“青年”。“少年”一词源于单字“少”，它可以和其它许多字组合，来指代不同的年轻身份。在传统文学里，“少年”的使用频率要高于“青年”。它在古时的用法和“青春”一样，更具体地指代一个人年轻的特质，在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时，“少年”依旧是指代青春的标准用词。这篇文章暗指着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诗中为青春描绘了一幅光辉、崇高的文学形象。当梁启超决定将自己的笔名从“哀时客”改成“少年中国之少年”时，他同样召唤着“少年”的蓬勃力量，希望以此摆脱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带来的幻灭感。梁启超用这个充满朝气的新笔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少年中国说》。它在晚清进步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把“少年中国”变成了一个世所公认的，用于推广民族复兴之理念的新名词。“少年”一词也在晚清政治话语和文学写作中流行开来。梁启超的同辈们竞相自称“少年”，以彰显他们激进的政治觉悟，不论他们实际上分属何种政治立场。

民国初年，“青年”渐渐取代“少年”，成为指代年轻人的标准语汇，“少年”则慢慢被窄化为特指青少年的符号。触发这一变化的，无疑包括《新青年》的崛起，以及这份杂志所吸引、塑造和询唤的特定青年群体(尤其是学生)的成型。据钱穆所言，“青年”一词的风靡，应当归结于“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的出现。桑兵曾把现代学生在中国的出现，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联系起来，后者使得现代学堂成为接受教育的唯一选择。新一代的“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寻自身的理念，拥抱《新青年》所倡导的启蒙思想。在这一语境中，当“青年”被用作现代学生或“新青年”的专有代名词时，它就成了“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类型的青年的出现，他们与先前的世代截然不同，不像梁启超的晚清“少年”依旧先在中国的旧学传统中得到训练。自新文化运动起，“青年”代表了一种比“少年”更激进的现代身份。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中如火山爆发般的政治激进行动很快使新文化运动升级为全国性现象，“新青年”也逐渐成了一个集体名称，指向了抛弃儒学传统，追寻更富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进步青年那不断增长的力量。作为一个集体身份，“新青年”的形象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的产物，后者为前者抹上了激进的政治色彩。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中，“新青年”常常指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他们或是教育者，或是革命者，拥抱民主与自由的新思想，就像叶圣陶的《倪焕之》里的主人公一样，眼中灼烧着理想主义的火焰，执迷于对生活的新开端的渴求。自1920年代起，这种青年主人公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出现，并主导了它的情节发展。

(摘编自宋明炜《“青春”及其现代形式——〈少年中国〉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