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及政策文件，为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发布，意见指出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也在加深，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

    我国志愿服务在公益事业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补充，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为初心，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7月，全国志愿者总数达91541104人，志愿团体总数达470846个，服务总时长共计960886172小时。这说明我国志愿服务在近两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和慈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图：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志愿服务方面的信息？

表：你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三：

    现阶段，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发展已进入深水区，存在政策保障不够完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够规范，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志愿服务组织在总体上也存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传统的以政府推动型的志愿服务亟需转型。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平台广泛，类型多样，全国有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志愿者平台，平台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互相独立，信息难以共享，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志愿服务的“互联互通”。民政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志愿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实现相关部门间的志愿服务数据共享与汇聚的目标。此文件为未来三年“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北国网）

材料四：

调查显示，在18—69岁的调查对象中，有38.2%的人曾经有过志愿服务经历；近一年以来有25.5%的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18—69岁人口的占比情况，可推断我国18—69岁的人群中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大约有3.96亿人，其中近一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简称活跃志愿者）大约有2.65亿人。非群众身份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跃志愿者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高，活跃志愿者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更好。

    总体上看，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其队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他们不仅创造了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还具有美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但我们在推动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时，需注意分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志愿服务参与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要在全面发展志愿服务的同时可重点发展“老年关怀”“医疗护理”“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领域；也要加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建设，多层次、多领域、多时点地提供培训机会，推动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网络化；还要整合现有的各类志愿者管理和服务平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志愿者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效用最优化。同时，需要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财政扶持力度，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增加志愿服务对民众的吸引力。

（摘编自《中国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调查报告》）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拉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材料一：

从上世纪60年代互联网诞生，到2018 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从“无图无真相”到短视频盛行，互联网“景观”也让越来越多人“沉迷”。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流行色”，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无论是校园学子还是城市打工者，在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余，手游、短视频等无疑有效弥补了大家娱乐资源不足的短板，给大家提供了愉悦身心、消遣寂寞的路径，因而短视频的流行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直到有更受用户欢迎的网络新产品应用取而代之。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材料二：

8月24日，抖音创作者大会在上海举办。抖音总裁张楠发表演讲说：“从日活跃用户总数的增长速度和未来趋势来看，短视频已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继微信之后，成长最快的产品。就在上个月，我们也对外公布了抖音的最新日活跃用户总数超过3.2亿。而且我们在后台发现，这个数据仍然在不停地增长，完全没有减缓的趋势。”基于此，张楠预测到2020年，包括抖音、快手，以及其他短视频产品在内，可能仅仅在中国，整个短视频行业的日活跃用户总数将达到10亿。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三：

昨天，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先后对“快手”“火山”进行依法约谈，责令其全面进行整改。要求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列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

网信办解释道：“快手”“火山小视频”出于博取眼球、获取流量目的，任由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在“流量就是收益”的互联网盈利模式下，视频平台靠增加点击量、拓展传播面来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冲动可以理解，不过不能忽视技术无罪、监管有责的基本原则。任何谋利行为均应遵守法律底线，不传播、不热捧有违社会伦理的内容。视频平台应积极采取技术手段，删除、封禁相关视频和账号，不充当滋生和传播不良信息的温床和通道。这才是视频平台的应有担当，也是其避免重蹈快播案覆辙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摘编自《法治日报》)

材料一

当自然召唤我以美 ， 我心急火燎地想要进入它的世界。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我在邻居家的后院里 ， 驻足欣赏一朵向日葵。和雏菊、蒲公英一样，向日葵实际上是一个花序，是由一群小花交织所组成的群落。在向日葵花朵的中心，每朵纤细的筒状花都有能够产生花粉的合生花药、能够迎接花粉的雌蕊柱头，以及内含胚珠的子房，而胚珠日后将发育成种子。另一方面，沿着花中心的边缘，舌状花一瓣一瓣地连成一圈。这对蜜蜂而言就像是一圈环状指示灯。

环保人士奥尔多·利奥波德曾写道：“对美的物理研究好像仍停留在黑暗时代。科学家推演着弯曲时空的数学公式，却不曾试着解答美的方程式。”谁都知道北方树林在秋天的景象：大地，红枫，加上披肩松鸡。用传统物理学的方式来看，在每平方米的土地上，一只松鸡只能代表千分之四左右的质量或能量；然而少了松鸡，大地一片死寂。没有花，世界对人类来说也是死寂的。所有的植物，几乎都要靠花来繁殖。

现在我们要开始探讨美的物理属性了。哲学家和科学家已经携手合作，整理出了宇宙的一些规律：宇宙有趋于复杂的倾向；宇宙是个紧密连结的网络；宇宙以达到对称为目的；宇宙有自己的节奏；宇宙倾向于自成一体的组织系统；宇宙依靠反馈和回应维持；宇宙是善变而不羁的……

这些宇宙间的规律可能就是构成美的元素。可以确定的是，它们正是花的元素。

美的物理以数学为基础。向日葵的种子数量呈螺旋状递增，有二十一、三十四、五十五、八十九粒的不同类型。有的花特别大，甚至会有一百四十四粒种子。每一个种子数都是前面两个的总和。这样的模式几乎随处可见，例如松针、软体动物的壳、鹦鹉的喙与螺旋状星系等。

第十四个数目之后，每个数字除以前一个数字，就会得到名为“黄金比例”的长宽比。古埃及的金字塔、希腊帕特农神庙以及几乎所有的美术甚至音乐创作，依循的都是这个比例。

更巧妙的是，美的物理属性自有一套独一无二、自成一体的组织架构。科学家已经知道，不论是花对外界的敏锐度或采取行动时的个体差异，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植物会对这个世界做出回应，有自己观察、触碰、品尝、嗅闻、聆听这个世界的方式。

向日葵会随着太阳改变方向，早上向东转，下午向西转。它的茎部有对光敏感的细胞，可以“看”到阳光，而茎生长的方向带动了花转动的方向。在植物中，有些细胞能够看到光谱中的红光，有些可以看到蓝光或绿光。植物甚至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波长的光，比如紫外线。

大部分的植物都对触碰有反应，例如捕蝇草会迅速合起来，轻碰豆科植物攀爬的藤须会使它卷起来，而风的吹拂会让幼苗长得矮而结实。

它们也“尝遍”了我们周遭的世界。向日葵用根品尝泥土以探寻养分。它的根可以深入地下两三米，品评出最好的食物来源，然后向那边长去。研究显示，有些种子若闻到或尝到烟的味道，会更快发芽。某些特定的声波也可能会促使植物更快发芽。向日葵和豆科植物一样，都会因听到某种类似人声但分贝较高的声音而长得更快。

花和传粉者有其他的办法经由声音找到彼此。有种热带藤蔓植物靠蝙蝠传粉，它会用有凹陷的花瓣反射蝙蝠发射的声呐。蝙蝠呼唤花，花也做出回应。

我们对花所知越多，它们就越活泼灵动。

（摘编自沙曼·阿普特·萝赛《美的物理》）

材料二

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

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一：

词原是歌筵酒席间演唱的歌辞，然而后人却又往往从这种歌辞中看到了比兴寄托的深意。比兴寄托有广义的解释，也有狭义的解释；有字面的解释，也有引申的解释；有就作者方面而言的说法，也有就读者方面而言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先讲“比”“兴”二字。词天生有这一特质，容易把作者引向比兴寄托的路子，也容易引起读者比兴寄托的联想。本来“比”“兴”二字是写诗的两种手法，如果换一种较新的说法，我以为比兴就是指心与物相结合的两种基本关系，“兴”是见物起兴，是由物及心。

见物起兴是说你看到一个物象，引起你内心的一种感发。以《诗经》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外在的物象，所谓“物象”，是眼睛所能看见的、耳朵所能听见的，凡是感官所能感受的统称物象。这在中国诗歌中有很久远的传统。即如《诗品·序》中就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陆机的《文赋》也曾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都是说你看到外界的景物后引起了你内心的感发，是由物及心的物与心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兴”。李后主《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由于看到“林花谢了春红”而引起的感发就属于此类。

什么叫“比”呢？“比”是以此例彼，是说你内心中有一种情意，要借助于外在的物象来传达，因为诗歌这种美文，如果只讲抽象的概念中的情意，便不易引起读者直接的感动，所以常要把抽象概念的情意与具体的物象联系起来，才能引起读者的感发。由心及物的例证如《诗经·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是用一只吃粮食的大老鼠来比喻剥削者，这是他心中先有一个剥削者的概念，然后用硕鼠这一形象来表现的，是先有内心的情意然后找形象来比喻，是由心及物的心与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比”。秦观的“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减字木兰花》），说你要看到我内心中那千回百转的情意，就像篆字般曲折的小篆香一样，寸寸燃尽，以此形容其回肠的寸断。这也是“比”，是先有其回肠的情绪而后以小篆香来做比喻的。

所以一般说来，比兴就是表达情意的两种基本方式，或者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这是对“比兴”最简单的解释。

不过，“兴”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兴”只是纯粹直接的感发，并没有明显的理性的衡量和比较，所以有时是正面的感发，有时是反面的感发，而且同样的物象可以引起不同的感发，所以“兴”这种感发的范围是非常自由的，不是理性所能够完全掌握的。相对而言，“比”是比较有理性的。总之，“比”与“兴”基本上原该是指诗歌创作中“心”与“物”相交感时的两种方式和作用，但是汉儒却对“比兴”有了另一种解释，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而“兴”则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因为从《诗经》的作品分析，用兴的方法写的对象不一定都是美的，用比的方法写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恶的。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比兴”就开始有了另外的意思，就是“言在此意在彼”的一种美刺托喻的意思。这以后，在诗歌创作中说到“比兴”就再难只以单纯的心物交感的比兴来衡量，而有了一种言外之意可以追寻体会的意思了。

（摘编自叶嘉莹《诗显而词隐》）

材料二：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了要让一个诗人亡一次国，然后李煜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几个句子出来。就是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的有点轻浮、有点淫乐转到那么深沉。就是一个亡国，忽然让这个才华横溢的人领悟到繁华到幻灭。所以我们读到《虞美人》，读到《浪淘沙》，读到他这些后期的作品的时候，忽然带动了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验。这种在亡国之后产生出来的创造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五代词刚好是诗词这两种文体的连接，因为在唐诗的黄金时代之后，你要写诗超过李白杜甫，想都不必想了。所以要另辟蹊径，另辟一条新路出来，反而走到了通俗的这个世界上去，把通俗重新开创新经验。当时有一批傻傻的人，还在那边继续模仿唐诗的，全部都完了。反而走到流行歌曲的这批人出现了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代词的变革意义，就是词根本就是流行歌曲。

大家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林花谢了春红”这样的句子，我们会隐约感觉跟唐诗不一样。“太匆匆”，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民间感情，就是觉得好快啊。所以你会发现，把这些东西变成歌，变成现代的流行歌曲非常容易，因为它本来就是歌。我们现在读的《虞美人》《乌夜啼》都不是文学的名字，而是音乐的名字，等于现在我们讲的“降G大调”之类的意思，升调、降调的意思。

（摘编自蒋勋《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

材料一：

历史发展到19世纪的中叶，由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几十年反反复复的热流终于慢慢地冷却下来。面对大革命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人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到了1848年革命以后，在冷静地考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悄悄地整上了文学舞台，这就是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强劲生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浪漫主义文学认为“生活应该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生活就是如此”。

现实主义文学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任情感流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它们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但如果把现实主义文学说成是“向社会举起的一面镜子”，那是不确切的。文学不仅是对现实消极的反映，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一个追逐各种时髦思潮和表层热点的作家，不过是浅薄的鹦鹉。他们的学舌作品将随着潮流的东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伪现实主义。真正的艺术家必然不屈服于社会的庸俗的流行观念和被权威保护的现实。他们同这样的现实角力，而殚精竭虑地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蔽因而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力量是相对稳定、模糊不清的，它一旦被作家、艺术家揭示出来，就能在人的内心唤醒一股如雄狮般的力量，引起社会性的“轰动效应”。这种力量，在人的内心深处、深不可测的渊底躁动着，当天才的闪电照亮深渊的时候，它就会欢腾起来，使读者感到一种淋漓酣畅、如瀑布宣泄般的快感。

（摘编自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

材料二：

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使小说走上了一条艰涩、困难的道路。阅读和讲述这些小说也同样成为一个困难的事情。但这也许恰恰说明20世纪的人类生存和境遇本身更困难，更复杂，更难以索解和把握。小说的复杂是与世界的复杂相一致的。也正是日渐复杂的现代小说才真正传达了20世纪的困境，传达了这个世纪人类经验的内在与外在图景。我们理解与阐释现代小说的重心也开始转移，一方面我们想看到小说家表达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另一方面我们更想了解小说家是怎样表达世界的。这就是20世纪小说研究的一个根本转变。研究的重心从内容偏向了形式。

20世纪小说形式的复杂化可以说根源于小说家世界观的变化。与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对比可以发现20世纪小说观的根本性改变。人们把19世纪以前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观称为反映论，这种反映论认为小说可以如实地反映生活真实甚至反映本质真实，读者在小说中最终看到的正是生活和现实世界本身的所谓波澜壮阔的图景。反映论有一种自明的哲学依据，就是认为生活背后有一种本质和规律，而伟大的小说恰恰反映和揭示了这种本质和规律。而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规则不同，小说家大都认为生活是无序的，没有本质的，没有什么中心思想，甚至是荒诞的。小说不再是对生活、现实和历史某种本质的反映，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说法即是“弄虚作假”。他说，“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作文学”，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一种“乌托邦的功能”，而他给现代主义下的定义就是“语言的乌托邦”。现代主义小说观把小说看成一种虚构，一种人工制作，是小说家人为的想象和叙述的产物。

20世纪现代小说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个人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小说创作彼此之间越来越缺少通约性，小说越来越成为小说家个人精神的漫游与形式的冒险。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卢卡奇认为这种分裂在荷马史诗时代是不存在的，史诗时代的特征是自我与世界的“总体性”，没有分裂。荷马史诗其实不仅是荷马一个人的歌唱，而是整个希腊时代一个大写的“人”的整体性的合唱。而现代人不同，总体性丧失，个人是被整个世界放逐的人，是存在主义式的异化的人，在世界中感到陌生，对一切都不信任，对一切都有疏离感。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小说家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个中心离散的、经验破碎的世界。叶芝有一句著名的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因此，现代小说家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正是支离破碎的经验世界本身，一个只有漂泊没有归宿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小说家又总是在幻想小说能够呈现出某种整体的世界图式，追求某种深度模式和对世界的整合把握，甚至在小说中追求个体与人类的拯救，同时正是这种整合的向往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冲动和主导创作动机。这种内在的矛盾和悖论，使现代主义小说在形式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摘编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