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5日清晨，朝阳晖映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耸入云天的发射架。乳白色的“神舟”五号飞船内，杨利伟——中国第一个航天员正静候着一个举国关注的时刻。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巨型运载火箭喷射出一团桔红色的烈焰，托举着载人飞船拔地而起，直刺九霄……这是人类航天史上一次不同凡响的发射，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为了这个飞天梦想，一个古老的民族已经等待了几百年，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已经努力了近半个世纪。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震动了最早具有飞天梦想的中国人。中国是嫦娥的故乡，火箭的发源地，是诞生了人类“真正的航天始祖”万户的国度。在航天时代到来之际，中国，不能再一次落伍。

    翌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挥动了他那扭转乾坤的大手：“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全国各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纷纷行动起来。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空。然而，由于经济实力有限等各种原因，中国的飞天梦想只能尘封。

    1986年3月，由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报党中央的“国家高新技术发展建议”被邓小平批准。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863计划”的出台，对中国开始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然而，要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航天员送入太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首先是要有可靠性高、大推力的运载火箭；第二是安全返回技术；第三是要研究出具有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为太空中的航天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从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开始，中国航天人在短短7年时间里就攻克了载人航天的一道道难题：在北京建立了航天员培训中心；研制出了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建立了体现尖端和前沿科技集成的飞船应用系统；新建成了载人飞船发射场、陆海基载人航天测控通信网和飞船着陆场。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神舟”一号实验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航天发射场飞向太空并于第二天准确着陆。2001年1月9日，在新的一年刚刚到来的时候，“神舟”二号发射成功，这是“飞天”故乡对人类又一个新纪元的最高致意。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9个月后的12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在低温严寒条件下发射成功。

    进入新的一年，整个中国都在期盼着这一时刻的早日来临。

    在这个金色的秋日，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在万户的飞天尝试过了600多年后，又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杨利伟，向太空飞去……

    一个民族迎来了飞天梦圆的辉煌时刻！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

    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中，往往对之习焉不察，但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的生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历史化”“相对化”“艺术化”，在作品中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学经典，能否攀上文艺的高峰。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

    现实主义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有着曲折复杂的历史。在历史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可以说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试图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前者将探索的触角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后者则试图从建构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现实主义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于教条化而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体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是西方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都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做出纠正或扩展。20世纪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艺潮流。但时过境迁，30年后重新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风光无限的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而被视为“落后”的现实主义作品，却仍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学规范，也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在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已经发生了转变，不仅先锋文学作家转向了更加平实的写作，而且“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等现实主义脉络不绝如缕，在文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也没有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涉及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等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

    但值得欣喜的是，新一代中国作家已经登场。在这个充满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置身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将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选自2016年04月08日《人民日报；K现实主义：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作者：李云雷，有删改）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

材料一：

①《红楼梦》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中写到元妃省亲，宝玉应命作诗，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一眼瞥见，便劝他改去。且不说宝玉胶柱鼓瑟地有些学究气，也不说宝钗自呈才博地把钱翊的诗张冠李戴地算到了韩翊名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论里尽管有那么多对用典的讽刺贬斥，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却依然那么喜欢用典。

②一般说来，中国诗，尤其是山水诗乃是一幅幅“以文字构成的图像”的有意味的缀合。读诗的人在接触这些文字的时候，脑荧屏出现的不是文字而是直接出现了一组组连续不断的流动图像，在这组图像的依次流动中，它所伴生的情感内核也随之凸现，而诗的韵律及内部节奏又调节与控制着这些意象的流动频率。这种象、意、节奏乃是融于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视境流动与心理快感。如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头一句：黑云——翻墨—未——遮山。在读者的视境中立刻凸现出的就是乌云、乌云翻滚、(未)遮住山头这样一幅连续呈现的动态画面。这种节奏流畅的视境依次呈现——尤其是全诗引起的连续流动的视觉呈现——在引起读者心理快感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看电影正看到赏心悦目时突然灯光大亮，屏幕上打出“片子未来，请稍候”，或者吃饭吃得正香时忽然来个石头略牙，必然令人大为扫兴。事实上读诗也是如此，视境有节奏地连续，就令人感到自然、轻松，就容易“神入”诗境，而视觉突然中断或节奏被突然打乱，则令人感到别扭、难受，也就无法很舒适地进入境界。

③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文化对应关系的差异，典故便常常造成了读者读诗时的“视境中断”，比如李贺《感讽五首》之二中有四句：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寒食摇杨天，愤景长肃杀。在“合格的读者”的脑海里，依次呈现的是郊外——贾谊墓——无人凭吊(荒草衰飒)——清明时节白杨却在风中摇曳——一种悲愤的情绪、一种肃杀的情景，人们可以由此而联想到贾谊墓前过去曾有过络绎不绝的凭吊者与连绵不断的香烟，而如今却冷落荒疏，就是踏青扫墓的时候，也那么冷冷清清，因而引发一种久远的惆怅。然而，在并不具备这种“认知能力系统”的读者那里，“青蝇”这个典故便使得中间断开了，缺少了这个中介环节，不仅大大降低了诗歌的整体可感性，造成了节奏失调，甚至连诗意都会误解。像那个清代最博学的注释家王琦，就把“青蝇”按照《诗·小雅·青蝇》的意思理解为“谗谱之人”，“青蝇久断绝”就变成了“昔时谮言之人亦归乌有”这种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既然是好事又何必“愤”“肃杀”，于是王琦只好硬着头皮把它扭成“盖妒能嫉贤虽只在一时，而千载之下犹令人恨恨而不能释”，因此李贺对今世的感慨变成了替古人生气。

④但是，在熟悉典故的那些读者的眼里，这种“视境中断”便不存在了。在他们读诗时，这些深奥而有来头的典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困惑而只是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遐想。这种遐想所引起的暂时停顿，并不是录音机突然断电式的中止而是交响乐曲谱中有意识的暂时休止符号。这短暂的休止实际上成了一种更深刻、微妙的连续，正如____

⑤前者是节奏的打乱而后者是节奏的延绵，具有“认知能力”的读者读到这种用典的诗句时，他在瞬间里就理解了典故的涵义。再进一步，他又能从中更多地体会到典故在诗中的象征意义与感情色彩，并由典故为联想的契机，在脑荧屏上浮现出用过这一典故的诗句，这样，诗句的内涵顿时便丰富了许多，层次也增加了不少。这种诗歌语言现象，西方新批评派文论家阿伦·泰特称之为“张力”，它借助读者的知识使一个意象的外延与内涵迅速膨胀，在宋人杨亿看来，就叫“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换句话说就是典故像个橄榄，入口之初不觉如何，但越嚼就越有味儿。或者说诗中用典如造院“借景”，园内只有曲栏池水，但借着游人的目光，却使远山、蓝天、飞鸟都齐汇小院，使小园平添了许多景致。在“合格的读者”面前，典故已不再包裹着生涩坚硬的外壳而呈露了它的内核，而它的原型及其使用史又引起了一连串的联想，使它具有了极大的“张力”。

(摘编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材料二：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摘编自王国维《人间词话》)

临床医学人文：困境与出路

摘要：当下，医学人文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它无法融入临床路径和制度，剖析了造成医学人文悬空的诸多职业惯性与制度设计缺陷，极力推介丽塔•卡蓉的“叙事医学”范式，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医学人文关怀真正贴近临床，融入现代诊疗制度。

关键词：医学人文，叙事医学

2．叙事医学：医师领衔的临床人文突围

①2001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丽塔•卡蓉在《内科学年报》上发表“叙事医学：形式、功能和伦理”一文，首次提出叙事医学的概念。这篇文章介绍了她个人运用叙事写作理解患者，与患者一同找寻最佳治疗方案的经历，并述说了临床叙事写作的分类与功能，认为叙事写作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亲和力（信任关系）和自我行为的反思，其核心是共情与反思。

②叙事医学包含一定的先锋性，对于迷信客观主义、证据主义的人来说，叙事医学是革命性的，因为叙事医学将文学（虚构）的方法与价值引入医学，挑战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拓展了以求真务实为基本诉求的坚硬的医学实证价值。构成与循证医学的互补。

③为何要引入文学（虚构）的价值？叙事医学进行了辩护。其一是虚中寓实，医学中，虚实并非孑然一身，截然对立，生命的故事有虚（虚构）有实（纪实），即使故事是虚构的，但它给我们的感动与温暖是真实的，给我们心灵的抚慰是真实的，受伤的灵魂被救赎的境遇是真实的，情感化、心灵化的医疗祈求文学的介入，人的医学大大超越了技术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半径与尺幅。其二丰富的临床意象与证据主义之间存在着“大脚小鞋”的局促，技术的医学排斥故事（虚构），也排斥了情感与灵性。因此，临床思维中仅有实证是不够的，移步到全人医学的视野中，身—心—灵，知—情—意的认知半径才更人性，必须冲决实证主义的藩篱。

④叙事医学意在寻求技术与人文互洽，将观察视域与体验视域，科学视域与人性视域，疾病关注与生命关怀统一起来，强化知—情—意（信息、知识、技术交流—情感交融—意志交映），身—心—灵（躯体—心理—灵魂）的整体互动。叙事医学将大大丰富医学人文关怀的内涵，引入情感的爱、心理的疏导、抚慰、灵性的觉悟、安顿。但人们在顺应与接纳死亡时，爱和抚慰是单薄的，需要意志与信仰的支撑。倡导情感、灵性关爱，不是临床医学求真务实信念的全面颠覆，而是生命特别时期、医疗特别节点的反思与张望，此时开启灵性空间，有益于人性的理解与导入，在心灵深处与患者相遇，同时有利于矫正技术主义、拜金主义的偏失。

⑤叙事医学剑指医学的现代性危机，随着慢性病时代的来临，现代医学（技术主义）从无所不能滑向力不从心，技术、金钱无法抵达灵性与灵魂的视域。方法学层面，还原论屡遭质疑，情感、灵性的世界无法还原，数学（统计学）崇拜的消解，质性研究的兴起，证据主义受到挑战。叙事医学还将医患冲突的反思推到新的伦理高度，医患之间必须缔结精神共同体、情感—道德共同体，而非只是利益共同体，医患之间应该入情—入理，气顺—情投，继而神依—魂安，才能坦然承受现代医学越来越大的诊疗风险与代价。

⑥叙事医学中所指的叙事方法包括精细的阅读（精读）与反思性写作，由此重新审视医学的四对基本关系：医生与患者、医生与同事（医生）、医生与社会、医生与本我（医生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的自我）。目的是与病中的患者实现共情，同时能不断地反思（批判性思维）、优化医生的诊疗思维、实现职业自省（涉及伦理、目的性思考），以这种开放的、自我省思的姿态来建构医生的伦理与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