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一：

    孔子认为：只有见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却不忘平生之志，这样的人方可谓之“成人”。中国古代男子满20岁行冠礼，女子满15岁行笄礼，行礼后，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传统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朝。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倡导各地组织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举行对国旗宣誓的成人仪式。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倡开展成人仪式活动，引导公民提高道德修养。2000年，浙江省把每年12月9日定为18岁“成人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成人节”省级立法。随后，广州、南京、北京、上海等地也以不同的形式确立了地方“成人节”。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建议以国家立法形式规范18岁“成人节”仪式，以加强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国家观念教育，把仪式所特有的庄重感转化为感动和鼓励，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章正《代表委员建言：立法规范18岁“成人节”仪式》）

    材料二：

    在孩子16岁时，英国家长一般会为他（她）举办庆祝成年的仪式，就是“成人礼”。笔者曾参加一个在祖辈安息地举行的成人礼。一阵音乐过后，年轻的主角神情严肃地面朝着祖辈的墓碑，聆听父亲讲述家族发展史：“我们家积累的这些财富，都是祖祖辈辈辛苦打拼得来的，你已经成年，要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努力拼搏，为整个家族争光。”随即，伯叔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共同的话题，最后年轻的主角也发表了“成人誓言”。笔者的一位朋友也对他的成人礼记忆犹新：父母只给他买了往返法国和英国的船票，而他在法国期间，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餐馆、夜总会或城市环卫部门打工。

    （摘编自曾祥伍《在英国参加成人礼》）

    材料三：

    （摘编自沈慧《“成人礼”前后学生思想情感变化情况调查》）

    材料四：

    2016年6月9日，安徽省教育厅、相关市区县教育局及高中的负责人观摩了省内某高中毕业典礼暨成人礼活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也派出代表出席活动。该活动共有四个篇章：拼搏、成人、感恩、飞翔。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千余名毕业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步入校园，沿着呈现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从活泼可爱到风华正茂的18年生活轨迹照片的长廊步入典礼会场。

    “我宣誓，从今天开始，我以孝心对父母，以诚心待他人，以热心对社会，以忠心对国家；我宣誓，从今天开始，在新的起点我将更加努力！因为有我，人民将更加幸福；因为有我，家园将更加美好；因为有我，祖国将更加昌盛……”千余名学生面对国旗庄严宣誓，宣誓他们已经成人，将离开父母的庇护，肩负起社会责任。礼毕，学生们纷纷将鲜花献给身边的家长，并与家长紧紧拥抱。

（摘编自《合肥高中毕业典礼暨成人礼示范活动纪实》）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赊刀人

顾敬堂

黄泥崴子是贫困村，历年来，上级部门派了好几拨机关人员驻村扶贫，但收效甚微。①天长日久，无论干部

还是群众都没有信心了。

这天，村里忽然来了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拿着一个陈旧的账本来到村委会打听。村主任看着账本上的名字很是吃惊：“这是哪年的账目呀？好几个人都不在了……咦，还有我爷爷的名字呢！”

得知村主任的爷爷还在世，这个自称赵国栋的人非常高兴，请村主任将名单上还在世的人召集来，说说这四十年前的账单。

很快，村部里来了百十号人，有些是账单上欠了债的，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村民。

赵国栋给大家问了好，然后切入正题：“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爷爷来过黄泥崴子，赊给大家一些生活物资……”

村主任的爷爷一听就惊呼道：“啊！你是赊刀人的孙子？我记得你爷爷，那时候我还是黄泥崴子的村长呢……”

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个春天，一个货郎风尘仆仆地来到黄泥崴子，他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的货物，大多是镰刀、剪刀、菜刀之类的物件。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村里好多年没见过走街串巷做生意的人了。村民们觉得新鲜，围着货郎纷纷询问物件的价格。货郎笑眯眯地说：“我这车货物呀，只赊不卖！正常一把菜刀八毛钱，我两块钱赊给大家。”

村民们顿时炸锅了：“把我们当傻子呀，两块钱谁赊！”

“大家先听我说完。”货郎不急不忙地摆摆手，“②等到家家都买上电视机，没人穿补丁衣服，顿顿能吃饱饭，桌上有细粮的时候，我再来收钱。”

“哈哈，我先赊把镰刀！”老村长立刻嚷道，“这不等于白给嘛，你说的这些事儿根本没可能！”“我赊把犁头，要是你说的事儿实现不了，我可不给钱！”又有一个人接过话头。

其他村民听出了道道，立刻蜂拥而上，一车货物十几分钟就被赊购一空。

赊刀人拿出账本，挨个记下赊账人的姓名，让大家按下手印，便推着空车子走了。

看着货郎远去的背影，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都觉得遇到了傻子，白捡了便宜。老村长却充满向往地说道：“我倒是盼着他早点过来收钱呢！”

村民们也咂摸出滋味：“是呀，要是他说的这些事都能实现，别说这点钱了，给十倍我们都乐意！”

回忆到这里，老村长感慨地说道：“谁能想到，你爷爷说的话竟然都应验了！到现在都四十年啦，当年欠的账我还十倍！”

两三块钱的欠账，十倍也不过二三十元，村民们纷纷表示都按十倍来还。

赵国栋微笑着点头说道：“来的时候，爷爷让我拿这个账本试试黄泥崴子的民风。如果大家不认账，我转头就走；如果大家认账，我就继续和大家做生意，老规矩，只赊不卖！”

村民们一听，腰杆子都不由得硬了起来。

不一会儿，村外便开来两台货车，上面堆满了米面粮油和生活必需品。大家都看向赵国栋，等他说出赊账的条件。

赵国栋指着东面的一片地说道：“等到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时，我再来收钱，并且货物的价格也是正常价，不多加一分钱。”村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片沙辣树是大家前年裁的，去年零星结了些果子，谁也没太当回事，没想到赵国栋居然对沙棘果感兴趣。

村民们面面相飙一阵，便上前围着两台车挑选起货物来。赵国栋拿出一个新账本，将赊货人的名字记了上去。

很快，两车货物被村民们搬空了，赵国栋笑昧眯地摆摆手，坐上车离开了。③有个村民看着自己堆得跟小山似的货物，得意地说道：“沙棘果怎么可能卖到三十块钱一斤？你们太傻了，为啥不多赊点？”

老村长白了他一眼道：“大城市的物价可贵着呢！人家要是没把握挣钱，会跟你拉这个？他爷爷当年的预言可都成真了！”村主任接过爷爷的话：“他们这个行当是从‘除刀人’转化过来的，古时候叫‘卜卖’，据说是鬼谷子的传人，估计是根据市场规律做出判断，预测的准确性非常高呢！”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这才带着赊来的货物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村主任八十多岁的爷爷就出现在他家的沙棘林里，给地锄草、松土、浇水。有人看到后，也跟着到自家沙棘地里忙活起来。很快，全村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沙棘果的行情肯定会非常好，否则新一代的“赊刀人”

怎么会平白把东西赊给咱们呢！

④到了冬天，红灿灿的沙棘果挂满了枝头。村主任通知大家，今天有人来收购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村民们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赊刀人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高兴的是，之前都不看好的沙棘果居然真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卖完沙棘果，赵国栋果然来了，村民们心甘情愿地给他结算了赊欠的货款。这还不够，大家都期待地问他：“啥时候你再来赊东西？”

赵国栋笑呵呵地说：“从明天起，我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正式驻村，和大家一起振兴黄泥崴子！”

村民们惊讶不已：“啊？你不是赊刀人？”

赵国栋摆摆手道：“我爷爷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专家，我现在搞的也是这个专业。当年所谓的赊刀，不过是他老人家到农村考察时，变相扶贫而已。”

“太好了，你来这儿带着我们干，肯定能领着我们脱贫致富！”村民们纷纷鼓起掌来。

赵国栋笑了，耳朵边回响起临行时爷爷说的话：“有些扶贫干部光靠热情不讲方法，把村民折腾得都没信心了。其实要想振兴乡村，首先得把倒下的人心先扶起来……”

（有删改）

材料一：

花是春天的象征，花的盛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日渐发展的城市，与纯真的大自然有了一层淡淡隔膜。都城内的诗人，未必能第一时间感知春天降临，反倒要经由卖花者的活动来获得春天降临的真实感。陈师道《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春天来到都城的讯息，是经由被卖的花朵传递到诗人那里的。

对于都城之内的诗人而言，卖花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是春日风物的真实载体。以卖花书写春日风物，成为城市尤其是都城诗人的常见手法。“京师巷陌新晴后，卖得风流更一般”（林逋《杏花》），“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独特美感。《东京梦华录》的“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就是真实写照。叫卖是宋代城市发展起来的特色。自北宋开封时就已如此，南宋亦仿照北宋。叫卖声甚至演化为专门的技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卖花声的存在，从听觉上也给予文人一种新鲜的刺激。这类卖花声通常来自流动性的商贩。正所谓“帝城只卖担头枝”，都城内流动性的卖花者极多。这类花贩所卖之花，多为朵花、把花，不会是大型盆栽和花窠。轻巧的货品，让卖花人可以轻松穿越街巷，以叫卖声招揽客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就算隔着高墙，也能由户外传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的响起与远去，都牵动着居室内的听者。这让深处居室之内的文人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外界的方式，不必看到花担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只凭耳中传来的叫卖声，就能感知时令的变化和城市节奏的展开。

对于寓居都城的诗人而言，卖花传递的时令变换，往往会牵动思乡的心绪和客居的落寞。戴复古《都中冬日》的卖花书写，书写了都城客居的情境：“脱却鹬裘付酒家，忍寒图得醉京华。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京华之地，居大不易。对于一生未仕、漫游江湖的戴复古而言，更是如此。典当衣裘，只图得一醉。幸而临安的冬季天气和暖，街头已有杏花叫卖。“昨日街头卖杏花”，不只是临安冬日的风景，同时也是对京华客子的抚慰。“忍寒图得醉京华”则有着江湖游士的辛酸无奈。

对任职都城的士大夫而言，美丽的鲜花不但装点着他们的生活，也调整着他们的心态。《六一诗话》称：“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都城明明拥有最特别的风景，士大夫却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只能从卖花担上欣赏桃花李花的盛放。卖花带来了四季流转的美好，安慰着王事鞅掌的士大夫。杨万里《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行经和宁门外卖花市》：“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第二年。”都城花市的商品紧紧呼应着四季花时，让诗人不必执念于回归故园、退居乡里。花市让杨万里感受到了都城特有的繁华，也纾解了他渴盼回乡的寂寞。

卖花书写中所折射的时序变换、所承载的客居心绪，是宋代作者对都城时间与空间的真切感知，是宋代作者对都城生活节奏的新鲜体验，更隐含着他们关于都城的新思考：该如何自处于都城之中？是在自我与都城的碰撞中伤感，还是努力融入都城生活的节奏？宋人的感受与思考，促使花卉买卖成为体察都城生活及世态人情的精妙视角，而卖花也日渐成为表达都城时序变换与诗人居处心态的成熟事象。

（摘编自周剑之《花担上的帝京：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材料二：

南宋都城临安，气候温暖，城市里面购买鲜花的非常多。宋代种花业之所以昌盛，是因为不仅买花的人多，而且购买的量也大，婉约派大词人柳永在《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中形容道：“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可以想象，在那明媚的春光下，一辆辆装满鲜花的马车从花园里出来，喧阗而又热闹。

商业发达和文化昌盛，使得扬州、成都、洛阳等宋代名城的花市也各有“色彩”。宋人家铉翁《上元夜》也写道：“沙河红烛暮争然，花市清箫夜彻天。”红烛争燃，箫声连夜，洛阳花市的繁华与热闹程度自可想象。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尤以海棠花为最好；扬州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卖的芍药的价格有时会比洛阳牡丹还要贵。

为了方便鲜花买卖，南宋政府甚至还专门设置了用于鲜花交易的花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回忆北宋时的洛阳风俗。文中对当时人们赏花、购花的情景作出细致的描写。在鲜花开放之际，吸引了各方人士来到花圃，面对群芳，举杯畅饮，纵情放歌。暮色降临，花农们用竹笼小篮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唱卖”。可见，北宋花市，当以夜间最为热闹。尤其是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在火光交错间，鲜花争妍。这盛大美景成为宋代文人雅士笔下的一幅美景。诗人文彦博曾夜游花市，在《游花市示之珍慕容》中写道：“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到肆千灯多闪铄，长廊万蕊斗鲜妍。”在灯光闪烁间，诗人夜游花市，故地重游，恍惚间，去年美景再现眼前。

（摘编自贾玺增《四季花与节令物：中国古人头上的一年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