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人工智能技术许多突破是在智商领域产生的。从 AlphaGo到自动驾驶和语音助手，我们正亲身经历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前不久，科学家们研发出在专业麻将平台上晋升十段的人工智能系统。与棋类活动相比，麻将是一项更困难的挑战，因为它具有更复杂的隐藏信息和不确定性。这些突破有助于人工智能协助人类应对更多复杂的决策问题，例如智能交通、金融投资等。

    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领域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失忆者假说”有力挑战了这种看法。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经历”是否有限。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

    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期长度；通过对历史上皆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休会到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或有所感悟，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外不能从中体会到底。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摘编自李笛《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

材料一：

随着算法推荐成为信息分发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即算法加剧了信息茧房的产生与泛化。由于缺少直接观测信息茧房的量表，所以需对信息茧房的公认特征进行剖析。

在信息供给端，当前，传统媒介、社交型媒介、算法型媒介等不同模式的传播渠道并存。不同媒介的信息分发各有侧重，满足着用户不同维度的信息需求。例如倚重人工的传统媒介，强调社会共性信息解决，通常扮演了“压舱石”的角色。而社交媒介则成为各类偶发性信息与意见交换的重要场所。因此，媒介使用的多样性意味着用户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与观点，为了解和评估事实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

但是，对算法持负面态度者坚持认为，算法型媒介通过刺激多巴胺分泌致使用户成瘾，并“收割”用户有限的空闲时间。这种时空的侵占降低了用户与其他类型媒介接触的可能，信息渠道变窄，使媒介多样性受到影响。

在信息茧房中，“每个人的世界图景都只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而不是世界本来应该拥有的样子”。基本上人们提到信息茧房时，都会涉及到信息偏食等致的视野局限，以及由此对观念、态度与决定等的影响。

认知均衡理论认为，网络带来了信息大爆炸，面对复杂纷乱的信息，人们容易感到无所适从，为缓解心理焦虑，往往根据个人喜好或既有经验进行筛选和过滤，以保持认知的平衡。技术忧虑者担心算法推荐加剧了上述心理认知，用户将信息选择的权力交给算法，算法根据用户惯习投其所好，形成所谓“过滤气泡”。

如果“过滤”仅涉及个人的娱乐爱好，倒也无可厚非。但算法忧虑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算法的“价值无涉”可能等致舆论治理的危机，尤其使得传统媒介“压舱石”功能失灵。但一些观点认为，用户对于不同信源的信任程度并不一致，用户未必就相信自己日常接触的媒体。

在人工智能主导信息分发的时代，所谓把关的权力并未轻易让渡给智能算法，而是通过开放算法原理、加强人工审核、优化推荐系统，引入专业内容生产团队，为算法持续注入了人本与理性的价值。

实际上，信息分发所依赖的算法，已具有越来越多元的发展趋势。不同的算法型信息分发平台很少会使用同一种算法，采用多种算法的信息分发平台所具有的社会构造，从信息流动来说，总体上能够有效地避免“茧房效应”的发生。

在传统的新闻生产中，传播的主导权掌握在新闻媒体手中，媒体控制着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新闻文本的“解码”者而存在。算法则将媒体的传播主动权部分分流到了受众手中，使用户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的议程设置者。同时，由于不同用户的需求与个性是各不相同的，经由算法推送的新闻经过用户的分享，使得多种声音同时存在。

（摘编自喻国明：《算法是信息茧房的缔造者，还是打破者？》）

材料二：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生活世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层层过滤、慢慢引导、逐渐上瘾、摆脱不掉的“阿得拉社会”（阿得拉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聪明药”）正在全方位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的智能过滤机制中，也潜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封闭性——用户被孤立和隔绝，个性化的过滤泡里只有你一个人；隐蔽性——你置身于过滤泡内部，却几乎看不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强制性——算法的决策权在过滤程序手里，你无法选择，也无处可躲。

其实，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关“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确认偏误等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指向“信息过滤”的问题。然而，在智能时代，当这个问题以过滤泡的形式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的时候，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忧虑在于，当这样的信息过滤机制成为常态，我们该如何生活其中？

首先，要分清“技术趋势”与“技术事实”。技术发展是一个多种矛盾相互激发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大的趋势，同时还蕴藏着多样的可能。在未来，过滤器将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技术趋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要求掌握过滤技术的实践主体考虑公共利益、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给出更加优化的过滤方案，

其次，在自动化时代要保有“健康的怀疑精神”。在智能时代，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我们丧失“生命知识”。我们沉浸在被“编排”好的知识体系和感官体验中，也在失去批判思考的能力。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种“健康的怀疑的精神”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再次，要敢于反视结构，能够反思自身，信息理论家维纳有句名言：自然世界由“无数可能与信息有关的人”组成。这句话阐明了两层关系：在一个信息和控制主导的世界里，人是由与信息相关与否的关系来定义的；而这样的关系形态，最终被建构成了“自然世界”，取得了合法且坚固的优势地位。

最后，要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关注个人应有权利。算法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存在着技术门槛和社会边界，但同时又是一种集体生产；它使用技术语言为现实世界打造了一个“数字孪生”，是一个多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网络”。

在过滤泡的运行过程中，不仅是科技公司、程序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对算法进行了集体建设。虽然目前阅读和开箱算法都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但算法时代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及时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关注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保持对这种“在20世纪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技术形式的了解、监督和评估，这也是成为数字公民的应有之义。

（编自方师师《如何在“算法过滤”的世界里生活》）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定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性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能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讲究形象性、跳跃性，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离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要加上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及放飞联想和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不该遗忘的“自省”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有一句名言：“认识错误是拯救自己的第一步。”古罗马哲人塞涅卡对它的解读是：一个人要是尚未认识到自己在做错事，他是不会有改正错误的愿望的；在改正错误以前，你得发现和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惟有如此，及时反省，我们才能将自己从过失和失败中拯救出来。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看来，这些先哲们早已将自省当作一种自学的行为了，他们所推崇的“自省意识”，千百年来一直作为精神财富施惠于人类。  

可是，在这个日渐浮躁的时代，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高度富裕，另一方面却是精神世界的极度贫穷——自省意识的缺失便是明证。每当我们惹了麻烦，做了错事，伤害了他人，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主动承认错误而是如何逃避责任；每当我们遇到考试失利，求职碰壁，壮志难酬等困境时，我们最先想到的不是自身努力的不足，实力的欠缺，能力的差距，而是习惯在悲伤、沮丧、悒郁、愤懑的同时，将自身的过失和失利的原因归咎于他人的干预和外在的环境，却缺乏对自身灵魂的拷问，缺乏深沉的自省。于是，我们对心灵的防护能力和对神经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差，陷于困境的我们往往要在痛苦的深渊里艰难地挣扎，却难以及时觅到逃离苦难的出口和冲击成功的出路。 

缺乏自省可怕，不正确的自省同样可怕。有些人一旦陷于失败或遭受打击，惟有自怨自艾，强吞下失利的苦果，从此一蹶不振。还有些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将自省意识等同于严苛的自责，他们对自己求全责备，这只能助长自卑的心理，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加深内心的苦痛。自省既不等同于自怨自艾，也不是求全责备，它是精神层面的上的反省，是对灵魂的追问。自省的前提是承认过失，即知其“失”，同时要知其所以“失”，进而在行动中纠其“失”。自省不是外在的强加，而应该像吃饭睡觉那样成为我们自觉的行为。

具备了自省精神的人和民族注定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

(选自《中华活页文选》)

材料一：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客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穿。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两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源》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