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汤一介相处的点滴

汤双

    在父亲的大多数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其实是个颇有些浪漫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的人。在我们这个家里完全没有“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也没有多少“权威”。多年以来，我姐姐和我与父母之间一直是没大没小的，“人人平等”在家庭内部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如今父亲已逝，许多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大大小小的往事反而异常清晰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

    打桥牌是我们全家住在中关园280号时（“文革”期间）的重要活动。刚开始我的水平最低，是父亲和我搭档与母亲和姐姐对阵。之后技术见长，就成了姐姐和我与父母对阵。再后来，父母一方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不过他们不以为意，每次都还在记分本上由父亲与姐姐代表双方签字，以防日后有人“不认账”。那段时期，家里没什么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在打桥牌时，如果有一块从中关村茶点部买来的松花蛋糕（虽然得一分为四，一人一份），已经算是高规格的享受了。偶尔搞到一罐咖啡，简直如获至宝。那时所用的咖啡壶是放在火炉上烧的，壶的顶部是个玻璃罩，可以看见咖啡沸腾时冒出的泡泡。听着咖啡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闻着满室的香味，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一壶咖啡喝完，剩余的咖啡渣还能再煮一次——称为“二道咖啡”。不管一道还是二道，现在想来都是美味无比。尽管当时外部的政治压力很大，在我们这个“家庭堡垒”内部仍然充满着温馨与“小资”情调。

    1979年暑假，父母有机会参加北大组织的北戴河度假旅游，在北戴河，有一个夜晚，我们四人带了一台在当时还属于稀有物品的收录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一边看月亮，一边听小夜曲。明月、涛声、小夜曲，彼情彼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仍然如梦如幻。

    度假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某天中午，我们去起士林在北戴河的分店吃饭，发现可以在露天的座位上用餐，于是要求坐在那里，可服务员说那些座位是专门供外宾用的。父亲平时极少与人争执，那次却按捺不住，批评服务员崇洋媚外，并告诉服务员他的学生里就有一些是外国人，难道学生坐得，老师反倒坐不得?老先生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把外国的月亮看得比中国的月亮圆的人。然而他说的那些话对服务员全无作用，我们最终也没能在那儿吃饭。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曾随秦元勋先生学习相对论。有一次在家里与父亲聊起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正想好好卖弄一番，不料他却坚决不肯接受“光速不变原理”，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宇宙间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我自认真理在手，与他反复辩论多时，却始终无法“取胜”。通过与他辩论，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不论一个理论多么权威，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基本原理问一个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之间这种科学与哲学的辩驳时有发生，最近几年连我的儿子也加入了“战圈”。直到今年八月初我回北京看他时，我们还在聊“数学到底是人的发现还是人的发明”之类的话题。

    父亲曾与我们一起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小镇上住过三个多月。小镇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每天，他在家里写一本类似于回忆录的书《我们三代人》。晚饭后他总会带着小汤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小店，让小汤玩上一会儿里面的简单的电子游戏机，若能赢得一小块糖，祖孙俩便十分高兴。周末，我们有时会去海边捞螃蟹，或开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一个由火山口形成的小湖去划船。他后来多次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也是最喜爱的日子。最近我时常会想，当年他在散步的路上和五岁的小汤都会谈些什么呢?问小汤，他已全然不记得了。我自己倒是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庄子》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才与不才之间”（这也许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今天，反观父亲的一生，我忽然觉得他虽以儒家的道德自律，心向往之的却是《逍遥游》里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生活。

    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散无法再聚，时间也不可能倒流，但记忆却可以常存。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1927.2—2014.9），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的隔离审查，中央下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活动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草婴：一生只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赵兰英

    草婴本姓盛，名峻峰。草婴是他194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译作《老人》的笔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婴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这个笔名伴随他一生。草婴就像一颗生命力顽强的草，一生数次遭遇厄运，但他一次次闯过来了。支撑他穿闯过难关的是什么？是他品格中造就的坚韧和执着，是他内心充盈的从容和淡定。

    14岁那年，草婴考上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这是英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主修英语。可是草婴不满足，还想再学一门外语。那个年代的中国，苏联是进步、光明的象征。草婴看到一些关于苏联的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非常兴奋，由此产生强烈愿望：学好俄语，把它们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人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在一次社会活动中，草婴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姜椿芳是一个俄文通，知道草婴在学俄文，便热情地给予辅导。1941年8月，上海地下党和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周刊出版，主要登载有关苏德战争的电讯、特写、通讯、述评及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姜椿芳是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那时，上海没有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翻译一些稿子。草婴显得不自信，姜椿芳鼓励他：“翻翻就会了，你翻好后，我来校阅。”由此，在姜椿芳这位大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的指引下，草婴走上翻译之路。

    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中，草婴最喜欢、翻译最多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他说：“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然而，“文革”一开始，对肖洛霍夫的批判，各级报纸铺天盖地，说他是苏修文艺的鼻祖、人民的死敌等等。被批判为吹鼓手的草婴，丝毫不惊慌：你批你的，我信我的。有朋友劝他，把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的原著和一些外文书籍统统销毁，或者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争取主动。他却这样回答人家：“他们要来销毁，我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绝不会销毁的。”免不了，他被批斗、被隔离。

    草婴内心非常坚韧，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什么事，到了他这里，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谁轻、谁重，谁先、谁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翻译家傅雷，被扣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让草婴写材料揭发，他一个字没写。草婴后来说：“我当时就这样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他们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有良心。我不能昧良心，人家是好人，一定硬说他们是坏人。”在草婴的人生信条上，有这样几个字：心、脑、眼、骨。具体说，心，就是良心。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做得出。脑，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眼，就是要观察，明辨是非。骨，就是脊梁，任何时候要挺得直。

    1975年，又一场灾难降临。瘦得体重只有90来斤的草婴，被叫去扛水泥包，一包水泥100来斤。扛了一包又一包，一次，他人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水泥包压在他的肩上。他只听到腰背部“喀嚓”一声，人就昏倒在地。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他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只得回家。躺在木板床上，一动就痛入骨髓。结果，在木板床上吃喝拉撒一年之久，被折断了的胸椎骨，才愈合起来。这种非人的生活，有几人能挺过来？

    支撑他的，就是内心那份坚韧、那份淡定。他认为，人这一生注定有许多磨难，重要的是要有韧性，挺过去。躺在木板床上，他每天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一定要渡过难关！

    因为不拿工资，没有级别，这位大翻译家看病也成问题。很多人知道，巴金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专职作家。其实，在翻译界，还有草婴、罗稷南、傅雷、满涛、萝海，不拿工资，不定级别，不进国家编制，靠翻译稿费生活。因此，在很长时间，草婴不享受任何医疗待遇，生病后只能在街道小医院诊治。

    其实，草婴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编制人员，并且当官。但是，他放弃了。那是1977年，文学春天来临之际，上海筹办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天，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草婴家里，请他出任总编辑。他也有机会，从事外交工作。但是，他放弃了，对于国家编制和当官，他看得很淡，他选择的路子不会改变。

    草婴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很长，所谓人生苦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集中你所有精力，在你的一生中做好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那就算不错了。”就是这份淡定、从容，使他内心安静，不目迷五色心分四处，更不会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与执着、坚定。

    放着总编辑位子不坐，草婴有“私心”：集中时间和精力，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去，其他事情一律都推掉。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有限的精力、时间，怎么能够用到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面。因此，我对时间的吝啬，也可以说节约，像犹太人节约金钱一样。”

    整整20年，他埋首于托尔斯泰所描绘的世界里。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早饭后，进入书房，开始工作。亲朋好友来访，他也是坐一会儿，就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不待人家反应，就自顾自地走进书房。他的长女不幸患上癌症，卧室与草婴的书房仅一步之遥。一边是女儿痛苦的呻吟声，一边是父亲笔头的沙沙声。草婴没有停笔！老年丧女，草婴该忍受多大的煎熬？他挺住了。他想，不能因为女儿，影响工作。否则，就是“双重损失”！正在进行中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孩子！

    草婴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界有口皆碑。一般翻译一本书，他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甚至做卡片。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就有559个。草婴给每个人做一张卡片，姓名、身份、性格特点，与其他人的关系等，一一写在上面。同时，他还要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方面的书籍。直到把整部原作理解透了，烂熟于心了，他才动笔翻译。即便如此，对一个词、一句话的推敲，他还要反复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也许人们不相信，一年365天，草婴没有一天不翻译。12卷本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花了20年的时间！他每天的翻译速度是：1000字！他的每个字，是用心血“呕”出来的。

    草婴认为，一个文学翻译家是原著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他必须时时刻刻想到他们，对他们负责。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的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章太炎

张中行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年）。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摘编自张中行《负暄琐活》）

【相关链接】章太炎 (1869—193 6)，著名民主革命家、学者。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0年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七年。后创办《经世报》等，宣传维新变法。被通缉，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后回国在上海张园当众剪辫，立志革命。不久因苏报案入狱。次年发起组织光复会。后再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同时，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枢密顾问、北京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东北三省筹边使、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策动倒袁世凯，被袁软禁，至袁死后获释。晚年讲学于苏州。著有《章氏丛书》等。（摘自《档案春秋》

石敬瑭（公元892-942年），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年轻时朴实稳重，寡言笑，喜兵书，重李牧、周亚夫之行事。隶属于李克用义子李嗣源帐下，为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冲锋陷阵，曾立下卓著战功。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双方互相猜忌。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反后唐。为取得契丹的支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市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历史上留下“儿皇帝”的骂名。在契丹的援助下，石敬瑭称帝灭后唐，定都汴粱，改国号为“晋”，史称“后晋”。天福年（公元942年）忧郁成疾死，时年51岁。（摘自“百度百科”）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旷代的忧伤

林贤治

    ①世界上没有哪一位画家，乍读之下，会使我立刻想起年迈的母亲，行将荒芜的田园，和久别的胼手胝足的兄弟，除了珂勒惠支。

    ②珂勒惠支，以锋利无比的雕刀，侵入石板、铜、坚韧的木质，而直抵内心。雕刀之下没有风景。蝴蝶、春天、蔷薇园，都斑斓在别一世界。这里则是黑暗的中午，是展开在哑默中的广大的底层，人类弱小而纯良的部分，苦难覆盖他们一如绵亘的岁月；反抗的意志，乃在无从察觉的最沉重因而最稳定的处所萌芽。乌黑而深垂的手，纷纷抓起武器，从铁镰木斧直到随处可见的石头，重复着先人猎兽般充满激情的原始动作。在铁栅外面，奴隶们怒吼、欢呼，跳断头台之舞；然而，节日尚未诞生，就已经被勒死在绳圈里了。

    ③珂勒惠支一生作了50多幅自画像。这些画像，无言地纠缠着所有受难的妇女的灵魂，正如画家给妇女造像时，着意保留自己的影子一样。她们是如此相似。我看见她们常常交叠双手，抱着前胸，仿佛永远在护卫着怀中的生命；一俟无力与死神争夺，遂以手加额，在极度的疲累和无望中作不屈的沉思。母性博大、慈爱、坚忍、庄严，渴待生命的热情，于她们是上天的赐予，徒劳然而无尽；即使燃着逼人的愤怒，她们的目光，也一样流露着旷代的忧伤。

    ④版画原本是男性艺术。它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明显地具有对抗性质：坚定、沉着、富于锋芒。珂勒惠支以天生的大悲悯，容涵这一切，浸润这一切，于是，她的版画制作，通过粗犷而细腻的描线，单纯而丰富的颜色，遂传递出了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如暴风雪驰向大旷野般的强烈的凄怆的诗意。

    ⑤女画家承认，自己的艺术是有目的的：她决心以此在人们普遍彷徨失措和急待援助的时代中发挥作用。显然，艺术的作用被她过分夸大了，实际上，艺术很少有机会进入森严的社会。即如珂勒惠支，虽则没有放弃当一名“律师”的责任，所有作品都服务于“控诉”“警告”和“呼吁”，倘使法西斯政府如后来所做的那样，把强令退出艺术机构，禁止举办展览等等措施提前实行，那么，什么劳什子版画，都将完结得无声无息。然而，艺术的本体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对于一个艺术家，即使剥夺了可供他利用的所有的传播媒介，也无法剥夺艺术本身。也即是说，一个艺术家的出版自由可以被剥夺净尽，但是创作自由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在创作的任何一个瞬间，作为艺术家，他已经表达过了。

    ⑥真正伟大的艺术，是以某种具体的艺术媒介，对人类苦难所作的最富于个人特质的强大的反应与深刻的诠释；即使这苦难牵涉到了生命的最神秘、最深隐、最恒久的部分，也仍然同人类当下的存在密切相关。珂勒惠支的艺术，就是这样的艺术。她以一位母亲的无限阔大的襟怀，遮没了美术史上所有的男性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