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百年，并不孤独

张爽

    作品比作者本人闻名的例子挺多，《百年孤独》的作者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就是其中一个。巨作《百年孤独》这部小说自1967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影响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马尔克斯在获诺贝尔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中的表白提出 “以真正繁荣的理想，来改变貌似繁荣的现实”。可见他跟福克纳一样，对未来都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在马尔克斯所臆想的那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甚至“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马尔克斯不仅因其丰富的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还以其深刻独到的文学创作观和美学追求著称于世。马尔克斯的创作立足于拉美大地，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鞭挞各种各样的邪恶势力，同情弱小，反对强暴，表达人民对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的渴望，揭示重要的社会问题，暴露形形色色的社会流弊等，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展示当代拉美的社会面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的代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人们提起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的小说，便自然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是因马尔克斯的小说而闻名于世的。《百年孤独》无疑是二十世纪留给后世的一尊金鼎，它的保守保证了它的沉积与留传。

    他打破的不仅是个人的孤独、他的祖国哥伦比亚的孤独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孤独，还有世界的孤独。人类集体的孤独感，造就出勇于反抗孤独的作家——他们在孤独的挤压下，成为一股与孤独敌对（而不是妥协）的势力。

    “孤独”思想一直贯穿于马尔克斯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用自己的文字刻画了人类心灵中最深刻、最本质的“孤独”。马尔克斯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指出“孤独”的症结——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感到孤独。

    从某种意义上讲，“孤独”思想的原因是马尔克斯的创作理念在于向读者揭示二十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所处的封闭、落后、腐败和独裁的社会氛围。

    与其说马尔克斯是一位因孤独而出名的作家，莫如说他是因谴责孤独而出名的。马尔克斯在努力地提醒人类，孤独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现实，一种每一分钟都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实验。无知会造成孤独，自私会造成孤独，竞争与比较同样会造成孤独，而贫穷更是一种孤独，是孤独中最刻骨铭心的一种——甚至可能使一个落后的民族沉沦或枯萎。孤独是文明真正的敌人，不管它是来自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但孤独究竟为何物，仅靠马尔克斯一人，无法解释清楚。马尔克斯的意义在于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自身的命运以及别人（哪怕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地区或另一半地球）的命运。

    马尔克斯所谓孤独，主要是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上的。其实，物质上有限的孤独，导致的是精神上无限的孤独——孤独这个概念比马尔克斯所理解的还要广大。

    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同年，哥伦比亚发生地震，他回到祖国。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被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称为“一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1986年，他的报告文学《里丁智利历险记》第一版被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公开销毁，不过这一事件保证了它后来几版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流亡国外的著名电影导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国智利，拍摄一部皮诺切特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纪录片的经历。

2014年4月17日，这位以孤独闻名于世的老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相关链接：①秋瑾（______）~ 1907)，浙江绍兴人，别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自幼随兄在家塾读书，学习经史、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有豪侠之气，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自励。（《秋瑾史料》）②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秋瑾史料》）③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张晨怡《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

绝密30年“于敏”被雪藏

李洪鹏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一天只休息6个小时左右。数十年来，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他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选自2015年1月9日《法制晚报》）

“梨园中人”谭元寿：江河不择细流

    2014年12月20日，纪念叶盛兰诞生100周年演唱会，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三代谭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定军山》。那应该是谭元寿最近一次登台，那一年他已经86岁，孙子谭正岩35岁。

    直到2017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角儿来了之百年谭派》节目中，更多的谭迷才再一次见到谭元寿，听到他的声音。

    “父亲总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谭元寿的儿子谭立曾悄悄对我们说。

    真正的艺术家难免爱惜羽毛。尽管谭元寿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京剧大师，但他一辈子都反对别人称呼他为“艺术家”。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二十多年前，谭元寿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现场有青年演员问他，何时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谦虚，却有着“梨园世家”的自信与旷达。

    作为京剧创始人之一谭鑫培的玄孙、“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的降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份重重的期待。谭元寿在幼年时就经常看京剧大师杨小楼的表演。每次见面，杨小楼都会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肩上，逗着说，快长大，把戏唱，成好角，名天下。“杨小楼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谭元寿说。

    童年时，谭元寿就常随父亲去余叔岩家里学戏，看余叔岩先生向他父亲传授余派唱腔。听着听着，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怀抱里睡着了，睡梦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余派唱腔。”

    后来，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把谭元寿送到富连成第六科 “元”字科。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的第一天，肖长华先生给他取名元寿，从此戏班里就有了个谭元寿，在富连成学了7年，谭元寿学演了近百出戏。60多年后，谭元寿回忆起这难忘的7年，总结了富连成的“三件法宝”：一是严格教学，不分亲疏；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全年只休息两天，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

    谭先生讲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为师。父亲谭富英不仅十分支持，还对他说：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谭派哪里来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长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亲和我的儿孙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戏校坐科才出道的。没有一个是全靠家学，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师，这就是转益多师。”

    京剧成为国剧的初期，谭鑫培创下了“无腔不学谭”的历史，这一方面源于谭派的声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谭派没有门户之见，能够采众家之长，后学们也饮水思源，以艺为大。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事同一门艺术。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鲜见而宝贵的，在京剧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去求证，谭先生笑笑说：“父亲谭富英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

    家族的巨大声望，戏曲界乃至国家的厚望，在谭元寿的人生里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谭派第五代的谭元寿，全面继承谭派表演艺术，守本纳新，拓宽戏路，“做了谭派艺术忠诚而富有成效的守护者”。

    因为这样的梨园人生，谭元寿才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京剧，关心京剧的未来。

    他常说，“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尽管他唱过演过的戏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几乎能唱各种老生戏与武生戏，他说程砚秋先生花旦、刀马旦、泼辣旦、昆腔戏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流派艺术，希望青年演员在继承流派的同时，一定要多学、多演、多看，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

    他说，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口传心授，看录像谁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内涵是看不会的，很多诀窍必须口传心授，“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门户观念，一直对登门请教的戏曲界人士敞开大门，年届九十还亲手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他最担心的也是京剧，“最怕走样了，失传了。梅先生有句话富有哲理，'移步不换形’。

    我们要跟着时代，但不能为了追时代就丢了本来的样子。”

    人们说，有人才有戏，有戏才有派。因为一代代戏曲人的砥砺前行，才有京剧两百年的辉煌。无数个体的追求最会塑造出时代的模样。但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追随时尚，在新奇芜杂的各种话语中摇摆不定，而无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时代文化的准星和标尺又在哪里？（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谭鑫培是我国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其创建的谭派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艺术流派。他亲手培育了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京剧大师。此外，他还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北京青年报》）

冯骥才传序

    冯五爷是浙江宁波人。冯家出两种人，一经商，一念书。冯家人聪明，脑袋瓜赛粤人翁伍章①雕刻的象牙球，一层套一层，每层一花样。所以冯家人经商的成巨富，念书的当文豪做大官。冯五爷这一辈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几位兄长远在上海天津开厂经商，早早的成家立业，站住脚跟。惟独冯五爷在家啃书本。他人长得赛条江鲫，骨细如鱼刺，肉嫩如鱼肚，不是赚钱发财的长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过的书，你读上句，他背下句，这能耐据说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有。至于他出口成章，落笔生花，无人不服。都说这一辈冯家的出息都在这五爷身上了。

    冯五爷二十五，父母入土，他卖房地、携家带口来到天津卫，为的是投兄靠友，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高，可天津卫是商埠，毛笔是用来记账的，没人看书，自然也没人瞧得起念书的。比方说，地上有黄金也有书本，您捡哪样？别人发财，冯五爷眼热，脑筋一歪，决意下海做买卖。但此道他一窍不通，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第一个念头便是开饭馆。民以食为天，民为食花钱；一天三顿饭，不吃腿就软，钱都给了饭馆老板。天津的钱又都在商人手里，商界的往来大半在饭桌上。再说，天津产盐，吃菜口重，宁波菜咸，正合口味。于是冯五爷拿定主意，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便在马家口的闹市里，选址盖房，取名“状元楼”。择个吉日，升匾挂彩，燃鞭放炮，饭馆开张了。冯五爷身穿藏蓝暗花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中印分头，满头抹油，地道的老板打扮，站在大厅迎宾迎客，应付八方。念书的人，讲究礼节，谈吐又好，很得人缘。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独一家宁波馆，海鱼河虾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比活鱼活虾还鲜。故此开张以来，天天坐满堂，晚上一顿还得“翻台”，然而赚钱并不多。冯五爷纳闷，天天一把把银钱，赛一群群鸟飞进来，都落到哪儿去了？往后再瞧账，哟，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抖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进到客人嘴里的有限，大多给厨子伙计们截墙扔出去，外边有人接应。状元楼有多少钱经得住天天往外扔？

    冯五爷盛怒之后，心想自己嘛脑袋，《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熟，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这就开刀了。除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其余伙计全轰走，斩草除根换一拨人，还在后院墙头安装电网，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可账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又一日，住在状元楼邻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对他说，每天后晌，垃圾车一到，一摇铃铛，打状元楼里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下边全是铁皮罐头、整袋咸鱼、好酒好烟。原来内外勾结，用这法儿把东西弄走。这不等于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钱吗？冯五爷赶在一个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换一拨人。人是换了，但账本上的赤字还是没有换掉。

    冯五爷不信自己无能。天天到馆子瞪大眼珠，内内外外巡视一番，却看不出半点毛病。文人靠想象过日子，真落到生活的万花筒里，便是“自作聪明真傻瓜”。状元楼就赛破皮球，撒气露风，眼瞅着败落下来。买卖赛人，靠一股气儿活着，气泄了，谁也没辙。愈少客人，客人愈少；油水没油，伙计散伙。饭厅有时只开半边灯了。

    冯五爷心里只剩下一点不服。再一日，身边使唤的小僮对他说，外头风传，状元楼里最大的偷儿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打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据说他偷瘾极大，无日不偷，无时不偷，无物不偷，每晚回家必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术极高，绝对查看不出。冯五爷不肯相信，这胖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胖厨子的父亲给自己爷爷做饭，他家的根早扎在冯家了。倘若他是贼，谁还会不是贼？

    但是，冯五爷究竟干了两年的买卖，看到的假笑比真笑多，听到的假话比真话多，也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了。当日晚上，状元楼该关灯闭门时候，冯五爷带着小僮到饭馆前厅，搬一把藤椅，撂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说是歇凉，实是捉贼。

    等了不久，胖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头厨房出来，正要回家。他光着脑袋一身肉，下边只穿一条大白裤衩，趿拉一双破布鞋，肩上搭一条汗巾，手提一盏纸灯笼。他瞅见老板，并不急着脱身离去，而是站着说话。那模样赛是说：“您就放开眼瞧吧！”

    冯五爷嘴里搭讪，一双文人的锐目利眼却上上下下打量他，心中一边揣度——这光头光身，往哪儿藏掖？破鞋里也塞不了一盒烟呵！灯笼通明雪亮，里头放点嘛也全能照出来。裤衩虽大，但给大厅里来回来去的风一吹，大腿屁股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有嘛？是不是搭在肩上那条擦汗的手巾里裹着点什么？心刚生疑，不等他说，胖厨子已把汗巾从肩上拿下，甩手扔给小僮，说道：“外边都凉了，我带这条大毛巾做什么，烦你给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辞过冯五爷，手提灯笼，大摇大摆走了。

    冯五爷叫小僮打开毛巾，里头嘛也没有，差点冤枉好人。

    可是转天，这小僮打听到，胖厨子昨晚使的花活，在那灯笼上。原来插洋蜡的灯座不是木头的，而是拿一块冻肉镟的，这块肉足有二斤沉！可人家居然就在冯五爷眼皮子底下，使灯照着，大模大样提走了，真叫绝了！

    冯五爷听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了。有人劝他重返文苑，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念书得信书。他连念书的人能耐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都弄不清，哪还会有念书的心思？

【注】①翁伍章：嘉庆年间广州象牙球雕刻名家。其牙球雕刻极为工巧，球层可达45层。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学，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土贡言献爆狂。

    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

    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勃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海外，顾毓琇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渐渐淡出于国人的视线，所以提到这位旷世奇才，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作为一位曾经辛勤耕耘的老师，他的学生并没有忘记他。“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满含崇敬之情的诗是顾毓琇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这位学生就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称誉他是“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这28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采和传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期）

【相关链接】顾毓琇，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