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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年高考语文原创押题预测卷(江苏卷)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七月”的诗

刘功业

    写诗几十年的他,依然保持着那颗童心、爱心和诗心,总是澎湃着一团火,洋溢成一片海。胡适和艾青两位诗界先贤都主张诗要让人读得懂,力求把诗写得明白晓畅的观点,对他也有强烈的影响。他立志要在通俗与高雅之间走出一条诗路来。

    诗人是强大的。诗人又是弱小的。他说,“读书、写作是我的理想,但为了生存,怎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有时候,杨东彪很恍惚自己的社会身份。他既要在纷杂的职场里谋生,应对竞争,追求效益;又渴望着以诗人之眼透视世事人生、大千世界的善恶美丑,以诗人之心,塑造一个纯净、和美的梦中之国,追寻到那个魂归何处的终极命题。他渴望成为“灵魂之鹰”,“想做一棵树,向阳光生长”,为自己寻到一个灵魂的栖息地。纯真爱情的缠绵曲折,沧海桑田的时空变换,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诗人情怀的起承转合,其中都隐藏着无限的奥秘,都值得用诗来赞美,来讴歌,来呈现。

    杨东彪并不满足于风花雪月的诗作。他的目光更放开去,关注的不仅仅是乡野的土地,还有被炽热的太阳炙烤着的陷入现代化焦灼的都市。“一座座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让夏日的阳光变得更加刺目。”这无疑造成了一种新的光污染,同样导致生态灾难。“太阳总有一天将忍无可忍。”关注现实的诗人不免为之愤懑难平,却又无可奈何。诗人的感叹虽然无法改变什么,但发出声音,却是面对现实必须真诚举起的使命与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08日12 版,有删改)

(1)、请结合文本内容理解第一节结尾加点词语“通俗与高雅”的含义。

(2)、作者说“有时候,杨东彪很恍惚自己的社会身份”,请结合文本概括“社会身份”包括哪些内容?

(3)、结合文意,你认为作为诗人必须真诚举起的使命与责任是什么?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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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齐如山先生

梁实秋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有一组人员从事平剧修订工作,我那时适在北碚遂兼主其事,在剧本里时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搔首踟蹰,不知如何落笔。同人都是爱好戏剧的朋友,其中有票友,也有戏剧学校毕业的,但是没有真正科班出身的,因此对平剧的传统的规矩与艺求颇感认识不足,常常谈到齐如山先生,如果能有机会向他请益,该有多好。

    胜利后我到北平,因陈纪莹、王向辰两位先生之介得以拜识齐先生。齐先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除了演剧的事情之外,他的兴趣旁及于小说及一切民间艺术,民间生活习惯以及风俗沿革掌故均能谈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以知齐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

    齐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剧本、道具、乐器、图书、行头等等,抗日军兴,他为保护这一批文献颇费了一番苦心,装了几百只大木箱存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胜利之后才取出来。这时节“中国国剧学会”恢复,先生的收藏便得到了一个展览的地方。我记得是在东城皇城根一所宫殿式的房子,有三间大殿作为展览室。院里有汉白玉的平台和台阶,平台有十来块圆形的大石头,中间有个窟窿,据说是插灯笼用的,我看有一块妨碍行路,便想把它搬开,岂知分量甚重,我摇撼一下便不再尝试。齐老先生走过来就给搬开了,脸不红气不喘,使我甚为惭愧。还有一次在齐先生书斋里,齐先生表演“打飞脚”,一个转身,一声拍脚声,干净利落,我们不由得喝彩,那时在座的有老伶工尚和玉先生,不觉技痒,起身打个飞脚,按说这是他的当行出色的拿手,不料拖泥带水里倒歪斜的几乎跌倒,有人上前把他扶住。那时候齐先生已有七十多岁,而尚健康如此。

    中国国剧学会以齐先生为理事长,陈纪滢、王向辰和我都是理事,此外还延请了若干老伶工参加。因为这个关系,我得有机会追随齐老先生之后遍访诸位伶工,听他们谈起内廷供奉,以及当年的三庆四喜,梨园往事,真不禁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由于我们的建议,后来在青年会开了一次国剧晚会,请老伶工十余位分别登台随意讲说他们的演剧的艺术,在当时盛况空前。我们为国剧学会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在齐先生领导下,我们不时的研讨如何整理、研究、保藏、传授国剧的艺术。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还经常看到他的写作,年事已高而笔墨不辍,真是惭愧后生,最近先生所著《国剧艺术汇考》出版,承赐一册,并在电话中嘱我批评,我不敢有负长辈厚意,写读后一文交《中国一周》,不数日而先生遽归道山!

    先生对于国剧之贡献已无需多赘。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之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门学问,只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有可观,这点道理虽是简单,实行却很困难。齐先生之于国剧是使用了他的毕生的精力,看他从年轻的时候热心戏剧起一直到倒在剧院里,真是始终如一的生死以之。他搜求的资料是第一手的,是从来没经人系统地整理过的,此中艰辛真是不足为外人道,而求学之乐亦正在于此。齐先生的这种专精的精神,是可以做我们的楷模的。

    齐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做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他不吝与贩夫走卒为伍,他肯尝试各样各种的地方的小吃。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人吃“豆腐脑”,在北平崇文门外有一家专卖豆腐脑的店铺,我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这等的一个地方,果然吃得很满意。他的儿媳黄瑗珊女士精于烹调,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齐先生的指点。齐先生生活丰富,至老也不寂寞。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风度。老成凋谢,哲人其萎,怀想风范,不禁唏嘘!

相关链接:①齐如山与梅兰芳谊兼师友,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为刚刚崭露头角的梅兰芳编写了大量新戏,并进行排演。在舞蹈动作、服饰化妆、剧本文学性各方面皆卓有创造,开一代新风,为梅兰芳创建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百度百科)②1933年,因种种原因,梅兰芳举家南迁上海,齐如山则留在了北平。齐如山对这次分手十分无奈和惋惜,此时写给在上海海兰芳的信,让后人读出了凄楚伤感和他的骄傲倔强:“我从民国二年冬天给您写信,至今已20年了。……我大部分的工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万伯翱《我所知道的齐如山》)③齐如山在剧本创作中有着充分的观众意识,在《编剧回忆》中,他特别提出了“编剧需迎合观众”的看法。他认为剧作家应运用一切办法抓住观众……考虑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梁燕《京剧巨擘齐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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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之人范用

    2010年9月14日,范用去世,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放上了范用的照片,旁边有一句巴金当年题赠给他的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

    从打包、收发开始做起,范用由出版社的一名小员工,最后做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他在三联70年,有人说,三联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范用的风格。

    1969年,当范用和原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仍不忘交谈读书感受,他们的美丽构想是——将来条件成熟的话,办一本读书杂志。

    1979年,范用和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杂志。杂志一创办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干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此文激起巨大波澜。有的人很会联想,说《读书》刊登此文是为提倡大家读《金瓶梅》这样的书,主张给“坏书”开绿灯。人民出版社党组在讨论《读书》杂志后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随后多年,《读书》杂志的每期清样,范用都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直到退休。

    范用在出版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而有眼光,屡吃螃蟹。“文革”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有人为此向香港《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挠《随想录》的刊登。

    范用得知后,气愤之极。他打电话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保证一字不改。巴金同意了。

    全本《随想录》在“三联”的出版是轰动性的,直指对“文革”的反思。巴金也由此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被人关注和打量。这其实并非易事。要知道,直至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时收有《随想录》,但其中《“文革”博物馆》只有存目,而没有正文。

    谈到《随想录》的完整出版,范用曾经说过:“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什么叫‘自由化’?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

    除了《随想录》,范用经手出版的经典还有《傅雷家书》、《牛棚日记》等书。除了创办《读书》杂志,他还创办了《新华文摘》。此外,范用还热衷于书籍的装帧艺术。他出过一本《叶雨书衣》,将书籍装帧娓娓道来。“叶雨”是他的笔名,谐音“业余”,自谦之说。对于其书籍之装帧水准,张中行曾言:“南有钟叔河,北有范用。”

    多年来,范用挨过不少批评,他常被批评的一点做出版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凭其个人兴趣和爱好。范用的回应是: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范用退休后,曾在《一封感人的来信》中写道:“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他个人的爱好和志趣。出版社出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而且是慎重的选择,这就有高低优劣之分。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应当自信走一条正当的路,对得起读者、作者的路。”面对市场化的浪潮,这是范先生对出版同行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个出版家内心的坚守。

    戈宝权描述范用说: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

    范用的读书法曾让王蒙感叹:今日书今日毕,好书读完不过夜,不好的书确认与搁置也不必过夜。千万不要把书放在一边待读,待下去就会愈来愈多,永无读日。

    刘再复去美国多年,年年收到范用的贺卡。他评价范用说:“范用仅读过小学四年级,最后却成了博览群书、高立书林、独生夜响的书界风骨,这完全是得自乾坤造化之心。”

相关链接:①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吴丛丛《书痴范用》②范用1985年被“一刀切”退休,不过风采依然,见过范先生的人都知道,范用很有范儿,喜欢戴顶深色贝雷帽,穿红毛衣,戴红围巾,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风度翩翩,书卷气十足,甚至被朋友们戏为“最爱美的出版家”。——黄离《我和范用的“缘”》③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张惠卿《〈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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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选自《南方周末》2019年3月28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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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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