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把灵魂融入艺术

    1930年，阎肃出生于河北保定，1953年4月入党，1953年6月入伍，曾创作1000多部（首）作品，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

    1962年，阎肃从当时风行全国的小说《红岩》中得到灵感，决定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江姐为主线，创作一部歌剧，反映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忠贞气节，为刚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鼓劲。

    在探亲的假期中，阎肃思绪像奔涌的泉水，像爆发的火山，从笔端、从心中倾泻而出，整整写了18天，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一气呵成。

    剧本写作仅18天，而打磨、谱曲、排演却用了近3年。1964年9月，由阎肃作词，金砂、姜春阳、羊鸣作曲的歌剧《江姐》公演，旋即引起轰动，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5次复排、演出1000多场的奇迹，“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1991年，阎肃创作歌剧《党的女儿》。其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变幻，而在世界东方，迎来70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前行。

    又是一个18天，他3天写一场戏，与作曲家和演员们合作，很快完成了整部戏的创作排练。作曲家王祖皆说：“耳顺之年，三天一场戏，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饱满的热情，是完成不了的。”而阎肃说：“当时，我的脑子里没想别的，就想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在哪儿、共产党员是什么样。”歌剧《党的女儿》登上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舞台，又一次盛况空前，引起轰动。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阎肃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

    当年为了在歌剧《江姐》基础上改编京剧《红岩》，阎肃主动提出去曾经关押过江姐的渣滓洞体验生活，把手反铐上，戴上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吃饭、睡觉都不解开。那七天七夜，他感受到了铁窗内失去自由的痛苦，他看到了国民党特务用来折磨革命者的各种刑具。为了体验上大刑，他还真的上了一回“老虎凳”，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他两条腿的筋都快要绷断了……

    那种刻入骨髓的“炼狱”生活，使他在进行创作时，一次又一次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笔下流出的，字字是泪、句句是血，活生生的江姐就这样被他搬上了舞台。“几度墨汁干，木凳欲坐穿。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经过两年锤炼，他对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整整修改了几十次，反复排练修改，最后连食堂的大师傅，听着排练厅传来的声音，一边和面，一边哼唱，也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

    阎肃的创作从未离开过人民和生活，他说：“一旦确定干什么，就要学会‘扎猛子’，往根上去。”65年来，他几乎跑遍了空军所有的部队，机场、阵地、边防哨所，处处留下了足迹和歌声。65年来，他为部队写了多少军歌、师歌、团歌、连歌，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阎肃说：“人年轻要多干、少争、少斗，多学别人的长处；人老了，尤其注重立德，要把名利看得很淡。”

    作为文艺界的“常青树”，阎肃在拉大幕中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在西南军区文工团时，阎肃被编入合唱队。那时候，要求演员“一专三会八能”，拉大幕、管汽灯、演出催场，阎肃什么都干。从拉大幕开始的艺术道路，到被称为文艺界的“词坛泰斗”“国宝级艺术家”，阎肃说：“我感觉自己没做什么，怎么就有了这么高的评价。我唯一承认的，就是我很勤奋，我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和阎肃合作创作了《江姐》等多部作品的作曲家羊鸣说：“阎肃不怕困难，年轻的时候，你只要提，他就干，对工作毫不挑剔，广种多收。再就是爱学习。”

（选自《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阎肃创作了许许多多被人们传唱的歌词，包括首经风靡一时的京腔京韵京曲。这些歌唱醉了听众，唱红了歌星，他也成了词坛上公认的“大腕”。（《走近阎肃》）②阎肃认为，好歌不是凭空造的，它来自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同时也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阎肃：在“风花雪月”中为兵服务一辈子》）③阎肃老师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满怀激情地创作，脑子里永远有最新鲜、最时尚的东西，他从不排斥新事物，时刻表现出“执着、随和、青春、阳光”，有“老顽童”“老时尚”“老玉米”的昵称。（《羡慕阎肃老爷子》）

马三立的笑与泪

    曲艺界认为，是马三立真正将相声从撂地摆摊带进剧场殿堂的。相声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谁不学马三立谁不会说相声，谁刻意模仿马三立谁说不好相声。”这样的赞誉在同行之间实属难得，他被公认为“相声泰斗”。

    马三立的相声，情节荒诞，但并不离谱，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他善于观察社会生活，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以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温文尔雅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因此有行内人认为，直到马三立才真正形成了本色自然、冷面滑稽、外松内紧、有条不紊、表演细腻的“马派相声”。

    马三立出身曲艺世家。祖父马诚方年纪轻轻就漂泊江湖，跟评书艺人学会说书，最拿手的是《水浒》，娶妻生子后进北京城安了家。他在什样杂耍门中颇有声望，交游甚多，其中包括相声前辈春长隆、恩绪。这两位见多识广，又有才气，所说的相声趋向雅而不俗。马诚方让儿子马德禄拜在他们门下学艺，再传至马三立兄弟。

    因深知做艺人的艰辛，父兄一直竭尽全力供马三立读书。但最终因家境窘迫，1930年，马三立迫不得已子承父业，入了相声一行，走街串巷，尝尽了江湖险恶。

    虽然生活艰难，但马三立在相声创作上却从没有丢掉过自己的风格和格调。他早年表演的传统相声，主要是最见演员功力的“贯口”活儿与“文哏”段子。中年之后，在表演对口相声的同时，马先生也善演单口相声，并且常能使所演节目给观众带来“余音绕梁”的美感。

    据不完全统计，他演出过传统相声两百多段，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相声六七十段；同时，他还创作有两百多个相声小段。他一生都扎根市井大众，评说的是家长里短，刻画的是街坊四邻，对小人物的演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作品以讽刺见长，超越了对一事一物表面现象的关注，更注重于对人性的反思与揭露。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说相声属于“下九流”，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但马三立却一直秉承老艺人敬师敬业、自珍自重的态度，对于相声也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他毕生都记得“门长”裕德隆的训话：学艺不是儿戏；干一行，敬一行，爱一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多学多看多想多练，明白相声的道理；上台兢兢业业，下台沉稳自重，不贫不贱，不奸不懒，守礼守节守义。

    在马三立看来，相声就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9年里，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1952年，他主动申请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致力于相声的整旧创新，后转到天津市曲艺团，还当上了副团长。

    但直爽的性格，又让他吃了苦头。1958年9月，“反右”运动卷土重来。电台共有500余名职工，先是揪出了4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11个指标来。领导们为难了，重又打起精神在剩余人员中查找，直到确定马三立。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其余则是长达11年的下放劳动和5年“关牛棚”做杂役的生涯。

    1961年3月16日，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此劳动两年了。当晚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他当场落泪。

    1999年4月，“马三立老人院”正式落成，在他的晚年生活中，除了大量的慰问演出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这上面，亲自安排医疗、伙食等事务，还常常到各个房间，与老伙伴们说笑聊天。

2003年，这位最会讲笑话的老爷子走了。他在遗嘱中说：“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马三立把为观众演出看成是天大的事，为此他一生都把观众视为衣食父母。他常说：“人家买票看我们的表演是对我们的抬爱，他们懂相声、爱相声，我们不能骗观众。”（选自《文史春秋•相声泰斗马三立》）②和马老谈话，丝毫感觉不出他有一丁点名人的架子。他朴实、谦虚，句句大实话，有时拿自己解嘲，却毫无哗众取宠之处。（选自《马三立：动、静、学、乐》）

张震将军的乡情

凌辉

    张震将军对老区和故乡情有独钟。他骨子里流淌着老区人民抚育他保护他支撑他成长的血浆，好几次他死里获生，就是因为老区的战友和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挽救了他。他常说：“没有共产党，没有老区人民，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命是党和人民给的。”

    报恩重在行动。张震68年的军旅生涯，以他尽心尽职，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天天在报恩，为党和人民尽了赤子之心。离休后，他仍在“报恩”。

    走访老区，悼念先烈。1999年3月，张震不顾85岁高龄轻车简行，回到中央苏区，重访了当年老战场和当地老赤卫队员和老百姓，在兴国城东上下榭（今于都县银坑镇上谢村），与群众亲切交谈当年打仗的情景。在去富田时，正碰上下大雨，当地群众冒雨迎接他，这使张震很感动。1931年5月5日，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张震所在红1团直插富田敌军侧后，他带一个排率先冲入敌阵，身中敌弹，差点“革命到底了”，这是他第一次负伤，幸亏号兵吴榜全及时赶到把他从水中扶到田坎上，及时包扎，才救了他一命。吴榜全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震重访此地，正是为缅怀救他的战友而来。他激动地对随行人员和当地群众说：“战争年代就这样，同一战壕的战友，生死与共，情重如山。”张震日夜兼程于 1999年 5月去到安徽宿县盛圩子，凭吊当年抗日时掩护他们突围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在一座座黄土堆成的烈士墓前深深鞠躬，并与夫人马龄松次子连阳临时凑了4000元钱，请地方政府在烈士墓前各立一块石碑，写上烈士的名字。不知姓名的，就刻上“无名烈士碑”5个字。

    张震每到一地，总要考察当地民生状况，了解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老区烈士后代和扶贫开发的情况，他都一一记在小本本上，当地政府能解决的，他找当地政府领导帮助解决，不能解决的他逐级向上面反映，写成书面报告，请省市和中央有关单位研究解决。他还特别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等不靠；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自主创新，闯出一片新天地。

    无私奉献，支援老区建设。百年大计，重在教育。1992年7月，张震在百忙之中，亲笔致信母校——平江县维夏中学，向母校师生问好，勉励老师和同学们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当年学校创办人——方维夏烈士的办学精神，并捐赠私人藏书358册。1997年，他将这所革命摇篮维夏中学的历史与现状向中央军委报告，经军委批准，维夏中学被列入“八一希望学校”，江泽民总书记亲笔为“八一希望学校”题写匾额，军委还捐款30万元援建该校实验综合教学大楼。2000年，张震全家又拿出个人积蓄的30万元捐建“长寿图书馆”，并赠方正电脑两台；2001年又捐赠图书7932册，价值92400余元。2005年再次捐赠他的回忆录5套。特别是他还携夫人和子女到母校视察，抱拳向老师和新校友致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母校师生以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如今这所百年名校正阔步前进，跨入省市教育教学改革实验（示范）学校先进行列，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有用人才。

    张震不但对母校很关心，而且还亲笔为平江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题词，给全县师生以很大激励。

    2006年，他又为遵义市后坝修建一座长征希望小学捐资20万元。

    张震对老区建设非常重视，2000年5月4日，他亲笔为平江老区题词：“发扬老区传统，建设新的平江”。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为修建长寿镇公路捐款10万元，为修建平伍公路捐资1万元，不让声张，还将自己珍藏的多件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军队和地方博物馆。粗略估计，张震无偿捐献给老区建设和资助希望学校及烈士后代的钱总数不下百万，而他一生清正廉洁，纯靠工资收入，个人的积蓄无多，只好向子女开口，老头子发了话，儿女们都照办，慷慨解囊相助，一家人凑集起来，这才有了上述的捐款。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张震将军，老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选自《岳阳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张震（1914-2015），湖南平江县长寿镇人，一生历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②张震将军最吉一方印章，上刻：“普通一兵”。张震一家是个幸福的大家庭，生有四子一女。为使子女们真正感受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张震将军还让儿女们分批到革命老区体验生活。正是这样的亲身示范和家风教育下，张震将军一门出六将。（摘自《百岁上将张震传奇一生成历史永恒》）

能说会道也莫言

    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莫言的责编拉着去的，那时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莫言笑眯眯坐在我对面（可爱），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翘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嘛！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符实”。就说他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兑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名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列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各章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这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12期，有删改）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步步向生，时时可死

    “我还有十年的世寿，我要全部用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06年，叶曼老师如是说。

    北京时间2017年2月15日，叶曼老师于美国洛杉矶往生。享年103岁。大德离世，人天共悲。记得叶曼先生曾说：“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了一遭。”纵观先生此生经历，应当对得起“不负此生”一说。

    叶曼女士，原名刘世纶，1914年生，祖籍湖南。她6岁以《左传》开蒙，1935年，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特别录取，就读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后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世人尊她为“当今世界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叶曼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她却对佛教非常反感，认为它只是士大夫阶级的另外一种消遣品。8岁那一年，叶曼开始吃素，她之所以吃素是因为怜惜那些被宰杀的动物，从此下决心不再吃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她吃的并不是佛家素。这样的食素，她一坚持就是15年，直到“抗战”开始，离家出外的她才停止食素。

    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叶曼从小就有许多疑问。但是列强入侵，国难当头，她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上大学后，受到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氛围的薰习，叶曼慢慢地又开始注意到超自然的问题。她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她并没有从中找到答案，于是逐渐回归到了东方思想，进而靠近宗教范围。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叶曼认识了南怀瑾。叶曼问出了她一直想知道的“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的问题。南怀瑾告诉她这是许多人共有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佛法里。叶曼开始跟随南怀瑾学习《楞严经》．之后的几年里，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楞严经》后，她才发觉，过去自己把唯识误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消遣品，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叶曼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当年的全科状元田宝岱结为伉俪。后随身为外交官的夫婿，作为大使夫人辗转于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地驻外总计二十五年，后旅居美国洛杉矶。叶曼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西方宗教，后并研学佛教、道家、儒家多年，对东方和西方文化、哲学与宗教有独到的见解。中年为明了生死而学佛，先后师侍南怀瑾先生、陈健民上师等。

    六十年代，叶曼为传播中国儒、道、佛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

    七十年代，在美国洛杉矶位于哈冈的家中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的故事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更多修心向学的风气。

    八十年代中，叶曼曾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学会（台湾），当选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期间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戏剧性的相识，让他们成为挚友。后经朴老邀请到北京拜访北京云居寺时，发现云居寺已在日本侵华时被毁损，当即发下宏愿，要重建云居寺。1990年，叶曼来往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共筹得三十二万美金善款。其中三十万美金捐赠用于重建云居寺，受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接待，朴老也特意作一条幅赞其功德。其余二万美金捐作云南以及贵州兴办希望小学，迄今为止，已建成十三所文贤希

望小学。一九九二年，叶曼获得世界佛教协会及二十七国代表参加的佛教大会赠予的金奖。

    叶曼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妇女杂志主编，并以叶曼信箱为读者所称颂。其丰富的东方与西方人生经历、通达的处世态度与洞察人性的智慧，在家庭、爱情、婚姻、信仰等人生目标与问题的抉择上，为现代人传道解惑。蔼蔼学者的风范和对国学的了解，更让她成为无数海内外朋友的精神导师。叶曼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2006年11月，叶曼先生曾接受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节目专访，回顾自己早年求学、中年向佛的经历，并说曾有大师预言自己能活到103岁，希望能把预言中的后十年过好，努力工作成就心愿。

    “人生犹如演戏，即使我是跑龙套的，也要跑好。”这是叶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则是她90高龄后还在做着很多事情，在为自己未了的心愿奔走。

    今天，大师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的智慧及风采长存世间。愿叶曼老师往生极乐，愿您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