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雕花匠到画匠

    光绪四年，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名叫周之美的，要领个徒弟。托人去说，一说就成功了。

    这位周师傅，在白石铺一带，是很出名的，用平刀法雕刻人物，是他的绝技。我跟着他学，他也耐心地教我。我很佩服他的本领，又喜欢这门手艺，学得很有兴味。

    经过一段时间，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千篇一律。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果子或花木。还搬用平日常画的飞禽走兽，造出许多新花样，果然人人都夸。

    光绪八年，在一个主顾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仔细看了一遍，实在是好。向主顾借了来，在我挣来的工资里，匀出些钱，买了纸、颜料和毛笔，晚上用松油柴火为灯，一幅一幅地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订成了六本。从此，我做雕花木活，就用《芥子园画谱》做根据了。

    一位远房本家，名叫齐铁珊的，他很关心我的画。有一次，他对我说：“萧芗陔快到我哥哥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这位萧师傅，纸扎匠出身，画像是湘潭第一。我就到他家去拜师。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画像这一项，就算初入门径了。

    光绪十五年刚过年，我第一次见到寿三爷。寿三爷名叫胡自倬，号沁园。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到的人很多。寿三爷听说我到了，很高兴，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

    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名叫陈作埙，号少蕃，学问很好，也是湘潭的名士。吃午饭的时候，寿三爷说：“你如愿意读书的话，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吃过饭，按照老规矩，先拜了孔夫子，我就拜了胡、陈二位，做我的老师。

    少蕃师对我说：“画画总要会题诗才好，你就去读《唐诗三百首》吧!诗的一道，本是易学难工，就看你有心没心了!”我小时候读过《千家诗》，几乎全能背出来，读了《唐诗三百首》，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读得很有味。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看看《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还时常给我讲讲宋八家的古文。我觉得这样的读书，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

    读书的同时，我跟胡沁园老师学工笔花鸟草虫。他对我说：“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我常常画了画，拿给沁园师看，他都给我题上了诗。他还对我说：“你学学作诗吧!光会画，不会作诗，总是美中不足。”那时正是三月天气，牡丹盛开。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赏花赋诗，他也叫我加入。我放大了胆子，作了一首。沁园师看了，念道：“‘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这两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谭的韵，也押得很稳。”这一炮，居然放响，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在胡家，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得很，眼界也广阔多了，只是总想起家里的光景。那时照相还没盛行，画像这一行生意是很好的。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到处给我吹嘘，附近的人都来请我去画。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就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雕花多，又省事，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生意越做越多，收入也越来越丰，祖母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节选自《白石老人自述》）

    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他就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社会关系。任何一个个体的人，与生俱来地落入社会关系网中，有父母、兄弟姐妹，不是“自在”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家庭、家族、宗族式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文化也是这种家族文化或宗族文化。咱们习惯说“国家”，“国”是放大了的“家”。“忠”是放大了的“孝”。美猴王没有家庭的束缚，也就意味着他一开始就不受任何的社会束缚，成为一个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生态的人。

    那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石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回就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那些个猴哥猴弟。他想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他就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可以为所欲为。这既提升了个人能力，也拓展了无穷的生存空间。

    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人就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看到老猴子一个个死去，想到自己迟早也要死去。他到阎罗殿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掉。于是，孙悟空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作为个体人，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但是对社会人来说，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自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秩序，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

    孙悟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被唤醒的，原来他只有对空间自由和时间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上了天庭，孙悟空就变化了，他有对“名”的追求。原来他是没有追求“名”的意识的，当孙悟空第一次被收容到天庭时，让他当“弼马温”，他还挺高兴。可是，当他知道“弼马温”是个未入流品的官职时，他明白了人和人之间还有官职的区别，他又造反了。他个自己创造了响亮的名号——“齐天大圣”。社会教他，人和人不一样，由于有制度化的衡量标准，人总是要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当社会给你贴上标签的时候，你就得到一种精神满足。

    社会教给孙悟空知识的过程就是他个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过程。最后他提出一个最极端的口号，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孙悟空说这是“常言道”，孙悟空不识字，他从哪儿学到这“常言”呢？这显然是玉皇大帝和臣子们教的。在天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孙悟空逐渐失去原本有的“赤子之心”，导致了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

    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之后，社会就不能容忍他了。有人赞扬说“皇帝轮流做”体现出“造反精神”。但这种造反精神如果应该得到肯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了。“皇帝轮流做”，是靠能力还是靠年龄？怎么“轮流”法？如果人人想要当皇帝，这只能导致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造成社会秩序的残酷破坏。

    孙悟空打破了这种社会规律，扰乱了正常的文化秩序，这必定要受到惩罚。小说采取了寓意性的写法，用“如来佛的掌心”代表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个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自由自在，不可能再为所欲为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4.5.12）

光辉译者心

陶澜

    ①余光中常说，诗、散文、评论、翻译是他生命的四度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他翻译的作品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土耳其现代诗选》，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王尔德的戏剧《理想丈夫》《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等等。

    ②他还是那本赫赫有名的《梵·高传》的中文翻译第一人。

    ③余光中大学毕业后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范我存一直不在身边，日益浓郁的思念之情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推向了深渊。“那是我一生最烦恼的时期，身多病而心常乱，几乎无日安宁。”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英文本。正是这本书，使余光中像崇拜梵·高的绘画一样崇拜起梵·高的“苦难”来。他决定翻译此书。他把自己的宏大计划与梁实秋先生商量。恰好梁实秋先生也读过这本奇书，可是觉得书太长，又牵涉到许多西方艺术史上的专业问题，就劝初涉译事的余光中不如节译算了。但余光中认定，一本书既然值得翻译，就该全译，否则干脆不译。

    ④一动手翻译，果然艰难。余光中后来回忆道：“本已身心俱疲，又决定要揽下这么一项大工程，实在非常冒险。开始的时候，只觉不胜负担，曾对朋友说：‘等到我译到梵·高发疯的时候，我自己恐怕也要崩溃了。’可是随着译事的进展，我整个身心投入了梵·高的世界，朝夕和一个伟大的心灵相对……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的烦恼……就这样，经过十一个月的净化，书译好了，译者也度过了难关。梵·高疯了，自杀了，译者却得救了。”

    ⑤多年后，余光中更深入地道出翻译《梵·高传》的意义：“我不仅在译一本书，也在学习现代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认识一个伟大的心灵，并且借此考验自己能否在他的感召之下，坚持不懈，完成这长期的苦工。”

    ⑥余光中翻译的《梵·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轻的心灵。1957年3月，在台湾《大华晚报》连载后，《梵·高传》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梵·高不仅拯救了余光中，也为余光中赢得了许多朋友。比如陈锦芳，14岁就读了他翻译的《梵·高传》；林怀民更早，12岁就读了；作家三毛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光中译的《梵·高传》。

    ⑦余光中说，梵·高强烈的宗教情操以及色彩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梵·高的生活经历与悲悯情怀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艺术的重心从美女贵妇移向“中下层阶级”，使他能把“原本平凡的人物画得具有灵性和光辉，更重要的是，具有尊严”。从创作之初的《扬子江船走曲》到后期的《一枚铜币》，余光中也一直在诗作中表现出对平头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

    ⑧余光中喜爱梵·高早期的以《食薯者》为代表的写实之作，认为它们“阴沉之中有温暖，黯淡之中有光芒，苦涩之中有一种令人安慰的甜味”，“另具一种坚实苦拙之美，接近原始而单纯的生命，十分耐看”。余光中也推崇梵·高后期那些饶富象征意味的画作，赞颂梵·高能“从写实的局限里跃升入象征与表现”。余光中半世纪的创作历程，同样是不拘一格，不安于小成，力求超越前人、时人和自我。梵·高绘画的色调，成就了余光中诗和散文“蟠蜿淋漓”“沛然运转”“笔挟风雨一气呵成”的节奏感与奇异光辉的美感。

    ⑨20世纪80年代，他在散文中吐露心声：退休后，要“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格瑞克、劳特雷克、特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

    ⑩这也是他近来的一个想法，他最大的希望是台面的生活少一点，在书房里的写作多一点，有空多翻译一点。他说：“王尔德的喜剧我已经翻译了三本，还有一本我希望能翻译。还有一些画家的传记，我希望能翻译两三本。”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理，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金络渡

聂鑫森

    这条奔淌在湘省东部大山中的河，叫野马河。嵌在野马河中段的小渡口，叫金络渡。摆渡人，叫钟水生。

    钟水生五十好几了，身板宽厚、挺直。他怎么也想不到，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海军，转业时本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却回老家来摆渡，一口气当了三十年的“河军”！

    这块地方偏僻，还穷，又最冷清，不可能花大钱去架一座钢筋水泥桥，但河两岸总有人要来来往往，于是就有了摆渡人。摆渡人是由镇政府聘请的合同工。三十年前，钟水生每月工资七十元，眼下也就每月一千元。但每年全镇评“五好家庭”，钟水生的家总是上红榜。他的爹娘、老婆和孩子，都把农活、家务活包揽了，让他一门心思当好摆渡人。每早出门，爹总是嘱咐他：“当好摆渡人，代我们全家去感恩。”他听了都会落泪，连连点头。

    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

    野马河上的雾气渐薄渐淡，太阳逐渐露出热情的笑脸。渡口，这时候静了下来。钟水生看了看手表，上午十点钟。他用拖把开始擦洗船头上、船舷上、船舱里的泥巴脚印。野马河河滩一年四季潮乎乎的，人们都得走过这段河滩路，才能上船。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渡船穿梭来往，船上留下了许多泥巴脚印，但上年纪老人和学生伢的脚印都不会沾上泥巴，因为是他一个一个背上船的。

    钟水生除了寒冬穿套鞋外，其余季节都打赤脚。人们上船后，他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在船尾操起双桨，高喊一声：“坐稳了哟——开船了！”渡船便离开渡口，稳稳地驶向对岸。

    这一幕旷日持久，又平常真切。

    老人说：“水生呀，我的儿孙都没你这样耐得烦。”

    小学生说：“穿再漂亮的鞋子，也不会弄脏，谢谢钟爷爷。”

    钟水生灿烂地笑了，说：“应该的。我小时候上学和回家，都是由摆渡人背来背去的，我是比着他的样子学哩。”

    有人问：“那个摆渡人是谁呀？”

    “我叫他宫大爷。”

    “你已五十出头，宫大爷该过九十了？”

    “他老人家不在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野马河发大水。他为救一个坐船不慎落水的妇女，卷进了一个大旋涡里……那个被救起的人，就是我娘。那一年我正在当兵。”

    钟水生把渡船弄得干干净净。阳光下，他又想起了他高中毕业后去参军，转业的时候，爹对他说：“你回老家来吧，当摆渡人。人家嫌这工作不赚钱，又苦又累，镇政府着急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了死去的宫大爷，为了过河的父老乡亲，你必须做这件事！”

    钟水生说：“我愿意。”

    钟水生知道，他也会有划不动船的那一天，好在他有两个儿子，都在本乡本土做泥工、木工，都很乐意做摆渡人。想到这里，钟水生不由得仰天打了个哈哈。

    河岸上忽然有人喊：“摆渡的，我要过河！”

    钟水生抬眼一望，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手提一个大公文包，西装西裤一色白，黑衬衣上系一根红领带，一双黑皮鞋贼亮贼亮。他站在河滩那一端，头昂得高高的。

    “要过河？走过来上船！”

    “我是去镇政府谈投资的，这烂泥巴路怎么走？麻烦你背我过去，我付钱就是。”

    钟水生说：“你既是来这里投资的，虽不是老人、小孩，我破例背你一次。”

    钟水生赤脚下船，走过河滩，蹲下来，背起中年人。离船还有四五米远时，中年人嘀咕了一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话音未落，钟水生双手一松，腰一挺，把中年人丢在烂泥里，火爆爆地说：“背人上船，我从不收钱。你有钱，去找鬼推磨吧。”

    中年人跌得一身是泥，气得大喊大叫。

    这时候，河对岸有人招手、喊话，有人要过河到南岸来。

    钟水生抄起浆，让空空的船飞快地过河去了。

    一河波浪，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