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间的学人——晏阳初

宋恩荣

    1890年10月26日，晏阳初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城。祖父晏礼忠是私塾教师，父亲晏乐全继承父业，在学塾里做一名教师，同时又擅长中医，常为人把脉开方。

    父亲，一派儒者风范，温善慈祥，仁心仁术，是一个旧时代典型的可亲可敬的读书人。在晏阳初的记忆里，父亲脸上总挂着慈祥的笑容，从未见过他发过脾气。还在四五岁的时候，晏阳初就跟着父亲到他任教的塾馆上学。在塾馆里，晏阳初虽然年龄最小，但读书格外认真。塾馆里就读的学童，年龄不一，程度不齐，教学是根据不同对象，个别施教。教授的内容，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些童蒙教材，以韵文形式编写，朗朗上口，易于记忆。进一步教授“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教学方法，先是由教师领读，学生跟着读，一句一句进行。最后要求熟读、背诵。晏阳初也是这样，立在老师，也就是他的父亲的案边，当着全体同学的面，一句句跟读，一遍遍背诵。每当他摇头摆脑地用洪亮的嗓音，抑扬顿挫的节奏准确无误地背下整段整段的课文时，父亲得意自足的微笑就是对他最好的嘉奖。在随后的教学进程中，父亲又把所教读的书逐句讲解。这些代表着儒家经典的古书，就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悄悄地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一粒微妙的火种。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孕育，他终于领略到这火种的存在的意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终于化作无限的动力，引导他为中国与世界的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燃起了光照天际的熊熊火焰。

    母亲，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不识字，小脚，持家勤俭，教子严明。她虽长得白净清秀，但却颇有威仪。对孩子们的待人接物，行事处世，严加管教，要求子女们注意坐相、站相、吃相，从不姑息迁就。母亲的管教，使晏阳初从小养成讲究整洁、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做事认真不苟、自制力极强的良好习惯与品质。

    晏阳初家乡巴中县，虽说是山清水秀，文化悠久，但地处偏僻，交通阻梗，信息闭塞。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之前，他们就已觉察出大山之外另有天地，古书之外另有世界。一致同意送年幼的晏阳初远离家乡去进教会办的学堂读书。

    1903年夏秋之交，晏阳初在大哥晏桐轩的陪同下，离开家乡，踏上了去往保宁府的道路。

    保宁有一间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规模很小。学生总共只有20多人，住在校中。晏阳初既来自外县，年龄又最小，初来乍到，很不适应。但还是很快地安定下来，与老师同学熟悉起来。姚牧师是学堂的校长，也是主要教师。他态度谦和，毫无一些在华洋人的骄横之气。也不像教会人员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样子。他学汉人剃去头顶前边的头发，后面挂一条黄发长辫，头戴瓜皮小帽，穿一身汉服。既有中国读书人的斯文，又不失青春欢愉的气息，望之令人精神一爽。姚牧师教读的课程有英文、数学、地理。对于中国学童来说，这些都是全新的课程，他们从中领受了科学的启蒙教育。这些课程为他们日后进一步学习西学与科学知识打下了基础。姚牧师讲述有关耶稣的故事，讲解《圣经》，又常常以儒家的学说、孔孟的言论来加以解释。从姚牧师对学生们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以身教感人中，他们看到了基督的榜样。这种基本影响与潜在影响，也使他在保宁西学堂领受了另外两项终生影响。这就是唱《圣诗》与养成爱好运动的习惯。

    晏阳初秉承了母亲的天赋，有一副好嗓子，被指定为领唱。他站在礼拜堂的前排，如初生牛犊，慷慨吟啸，有时走调作了“惊人之鸣”，还不自知，弄得教友们不知所从。慢慢习惯协调之后，渐入佳境，那庄严的韵律，清丽的诗句，竟能引人进入肃穆神圣气氛之中。

    养成锻炼的习惯，是西学堂带给晏阳初另一长远影响的收获。姚牧师努力“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善之身体，俾其身常健适，并有清洁、合理、活泼、敏慧与端正之生活”。学堂里每天都安排室外活动。晏阳初学会了打板球，最喜欢的是操练。晚年当他回忆及此时说：“青春早已消逝，但当年操练时的豪壮之情，跟随了我一生。”

相关链接：①晏阳初先生从1918年起，矢志献身平民教育，70年如一日；用晏先生的话来说，“穷干、苦干、硬干了70年，从在中国干到在世界上干。”使我特别感动的是，20年代，晏先生不仅积极提倡“博士下乡”，并且身先士卒，举家迁往农村，与“泥巴佬”同甘共苦，从事乡村改造运动，旨在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根本宗旨。（周谷城《晏阳初文集·序言》）②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晏阳初《晏阳初文集》）

袁隆平  情系水稻五十载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他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袁隆平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

    这年暑假，他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寒来暑往，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历经8年磨难，1974年袁隆平配制种子成功。

    1975年冬，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湖南省委的领导找他谈话说，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袁隆平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他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如农民一样的老头。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2014年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4期中国超级稻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纪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袁隆平）②他是世界级农业科学家，联合国首席农业顾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然而至今，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他每天至少去一次农田，几十年来，除了多一些皱纹，整个人没变过。（《一个价值一亿元的名字》）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菜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窗

钱钟书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r）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eriele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e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现，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窠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座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子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他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

    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

（有删节）

过尽行人君不来

——梅岭古道随想

王威廉

    ①这世间已有太多的路，但只有极少数的道路，才能借助历史的机缘，在蒙蒙的时间尘埃里脱颖而出，被永恒铭记。

    ②我是站在梅岭古道的关隘处，想到这些的。两侧逼仄的山崖，逼人警觉，仰视，仿佛山石随时塌陷。向山脊南北眺望，是望不到边际的葱绿。梅岭古道山体上那些被墨绿色苔藓遮盖的斧凿痕迹依然鲜明，没有炸药的年代，面对顽石，人们只能以硬碰硬，山间全是叮叮当当的巨大回音，虎口震裂，石屑飞溅，才有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刻痕，那样的艰辛，无法想象。我伸开双臂丈量，怀疑最宽处都不足五米，上上下下的石阶被上千年的踩踏，已经不成形状，我要不断低头看路，小心着脚下的石头。而路边的荒草，在风中摇摆着，显得更加茂盛，不可一世。

    ③这条路纵使早已废弃，却绝不会被遗忘。这条路就是那种从时间的尘埃里脱颖而出的道路。离古道向南再继续走一阵，就到了珠玑巷，据说那是北人南迁而来的第一站，正是从那里开始，一批批中原人扎进了岭南的密林，一直走到东亚大陆的尽头……

    ④这条路最让人怀念的，却不是它的地理意义，它和人类的其他事物一样，所能彪炳千秋的，依然是沉淀下来的文化风采。在这条道路上，数不清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他们的诗篇，赞美这儿绚烂的梅花。是的，若遇上对的时节，这里的梅花开得格外艳丽，尤其站在关隘高处向下望去，是一片灿烂热烈的花海。这样绝美的风景，怎能不引发诗心的吟唱？不过，只要读过古人的诗篇就会明白，这条道路打动他们的更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在这里感悟到了人生的道路。

    ⑤“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走上梅岭写的《赠岭上老人》格外打动我。秘密就在此：“曾见南迁几个回？”越过五岭，穿过梅关，在古代是一种流放，一种罪刑，此地虽有梅花千顷，此身却是戴罪之躯。理想就如这梅花般娇艳，可是该如何去实现呢？也许这一去就是一生，就是无法抵抗的微躯消亡，就是无法忍受的信念熄灭。古道梅关，是一道无形的界限，来和去，进与出，每一遭，都是一场命运的浮沉，无所适从的渺小个人，怎能不深深喟叹呢？

    ⑥人的命运，永远被某种更大的情势所裹挟。古道如人，像梅岭这样重要的道路，自然无法逃脱。文天祥的《南安军》一诗，读来至今让我觉得荡气回肠：“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同谁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写这首诗时的文天祥，已经被元军俘虏了，向北方押解走过梅岭，他的心碎裂了，红梅如血，白梅如尸布。岭南那原本的流放之地现在成了大宋的最后根据地，如今根据地也没了，山河彻底易主，向南向北的含义截然相反了。东坡向北路过梅岭，那是梦寐以求的还乡之旅，而文天祥的北上，却是“归乡如不归”的惨烈。国已倾覆，何来家园？对比同时期的胜利者，他们的心境是轻松明快的，率军南下灭宋的元主将伯颜，在走过梅岭时写了《度梅关》一诗：“马首经从梅岭归，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关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伯颜是那么巧妙地写出了征服者的真正傲慢，看似不经意地在行囊上只插了一两枝梅花，却是一种更强大的宣告：不是不带走你们南关的物产，而是天下都是我们的了，用不着了！

    ⑦如今，我的微躯站在隘口，被苍老的风吹着，我真切意识到时间的诡异，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地球上的这个地址还没有变，虽然也是暂时的，但这是唯一可以确信的事物了。因为石头的“暂时”，要长过无数人的生命。我只欣赏东坡先生的道风仙骨。只要能超越眼前的这一切，就能看到没有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今日岭南无疑已成中心之一，五岭的山壑也被科技的发展轻松逾越，今天要是说句“曾见南迁几个回”，恐怕有点儿戏谑和玩笑的含义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员，过五岭迄今已经十五年。来岭南不再是流放，而是相反——寻梦。那么，东坡写梅岭的诗，今天还能打动我吗？我相信东坡就是东坡，他总有在千百年之后依然直击人心的本领。

    ⑧这一次，东坡先生终于遇赦北回了。他往北走，往回走，不急不缓，终于，又到了梅岭，不管心境还是思绪与以往全然不同。他又赋诗一首《赠岭上梅》：“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成熟审慎的东坡，他也许是带着些许希望的欢悦的，但这欢悦已经被流放的生活化成了一种内心的笃定与超然。君虽然还没来，我却没有格外的焦急，我有的是旷达的耐心，哪怕青梅变成了黄梅，我却觉得那更美。只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颗酸涩的青梅。

    ⑨同行者都返回了，我一个人走下梅关的另一侧，坐在一处石台上，享受一会儿天地间的孤独。附近只有一家小店，我要了一杯褐黄色的土茶，慢慢喝着，满口苦涩，心中竟然充满了“过尽行人君不来”的感慨。我没有在这里约过、错过什么人，但依然渴望遇见什么，也许遇见的就是这一番历史的感慨吧，归根结底，渴望遇见，这是生而为人的那一份固有的期盼之心。正是这份期盼之心，让我们在道路上启程、停歇并最终抵达。

（取材于《散文》2016年第5期）

塔铺(第四章)

刘震云

离高考剩两个月了。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

大家一下都着了慌。这时同学的精神都已是强弩之末。王全闹失眠，成夜睡不着。“磨桌”脑仁疼，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

大家乱骂，埋怨学校打听不清，说这罪不是人受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一片混乱中，唯独“耗子”乐呵呵的。他恋爱的进程，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

闹腾了几日，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有的没有找到。离高考近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宿舍，就“磨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世界地理》，但他矢口否认。我和王全没辙，李爱莲也没辙，于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我爹来送馍，见我满脸发黄，神魂不定，问是什么书，我简单给他讲了，没想到他双手一拍：“你表姑家的大孩子，在汲县师范教书，说不定他那儿有呢?”

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不由高兴起来。爹站起身，刹刹腰里的蓝布，自告奋勇要立即走汲县。

我说：“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免得她着急。”爹说：“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

我说：“可您不会骑车呀!来回一百八十里呢!”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看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边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晚上上自习，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她也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在后岗集合，然后走了两里路，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开始有说有笑的，后来天色苍茫，大路尽头不见人影，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又不禁失望起来。李爱莲安慰我：“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走得慢了。”

我说：“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

于是两个人不说话，又等。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知道再等也无望了，便沮丧地向回走。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集合等待。

第二天鸡叫，我便爬起来，到那村口去等。远远看见有一人影，我认为是爹，慌忙跑上去，一看却是李爱莲。

    “你比我起得还早!”

    “我也刚刚才。”

早晨下了霜。青青的野地里，一片发白。附近的村子里，鸡叫声此起彼伏，天色渐渐亮了，东方出现一抹红霞。

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影。李爱莲指着那人影，“是吗?”

我一看，顿时兴奋起来，“是，是我爹，是他走路的样子。”

于是两个人飞也似地跑上前去，我扬着双臂，边跑边喊：“爹!”天尽头有一回声：“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小子!”

我高兴得如同疯了，大喊大叫向前扑。后面李爱莲跌倒了，我也不顾。只是向前跑，跑到跌跌撞撞走来的老头跟前。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呢?”

“别急，我给你掏出来。”

老头也很兴奋，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李爱莲也跑了上来，看着爹。爹小心解开腰中蓝布，又解开夹袄扣，又解开布衫扣，从心口，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我抢过来，书还发热，一看，上边写着“世界地理”。李爱莲又抢过去，看了一眼，兴奋得两耳发红：“是是，是《世界地理》。”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才发现，爹的鞋帮己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我惊叫。

爹仍是笑，把脚收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爹还有些逞能，“没啥，没啥……”

爹接着郑重地说：“你表哥说，这本书不好找，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最多只能看十天，还得给人家送回去。”

    我们也郑重地点点头。

爹又说：“你们看吧，要是十天不够，咱不给他送，就说爹不小心，在路上弄丢了。”我们说：“十天够了，十天够了。”

爹爬起身，准备从另一条岔路回家。我说“爹，您歇会儿再走吧。”

爹说：“说不定你娘在家早着急了。”

看着爹挪动着两只脚，从另一条路消失，我和李爱莲捧着《世界地理》，又高兴起来，你看看，我看看，一起向回走，并约定，明天一早偷偷到河边集合，一块来背《世界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