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是早年台湾客家人对于大陆故乡的称呼，原意是指一个宗系之本乡，换言之，原乡是指祖先未迁移前所居住的地方。“原”小篆字体为“0”，像泉水从山崖里涌出来。“乡”字甲骨文为“0”，像二人对食形，本义是用酒食款待别人，后引申为“乡村”、“自己生长的地方或祖籍”两种解释。所谓“原乡”即“原色本乡”，意味着传承祖先的历史记忆和原味生态环境。

    原乡规划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人们对人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发展大城市和大力开发经济为指导思想来引导规划所产生的担忧，尤其是中国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过程中，大量村落被毁，村民集中在社区楼房居住所表现出来的新农村的“城市化运动”，离“原乡”的本意越来越远，这样的规划在毁掉城市之后又将毁掉美丽的乡村。于是，原乡规划理论应运而生。

    原乡规划借鉴老庄哲学顺应自然的“无为自化”思想，强调在规划过程中尊重自然，尊重景观本色，尊重乡村本色，尊重自然规律，以实现自然境域下人们生活与生产的原真性，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规划的最高境界。

    近年来，乡村旅游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需求，日益彰显出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乡村保持了完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村庄与自然环境构成一种和谐关系和有机整体，对乡村景观的向往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逃离现实生活，放松身心压力，体验农家乐趣的主要心理动因。原乡规划要求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有效利用乡村原生景观，严格保护有价值的景观景点，并通过合理的人工修复来完善乡村景观系统，形成真实的乡村景观意象。

    因此，在原乡规划理论指导下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应尽量遵循村庄现有布局，在村庄聚落的内部分区之上合理规划布局项目，并保护村庄建筑特色，不去破坏、异化现有建筑景观，这是乡村景观能够保持地方性特色，继承和发扬乡村文化传统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景观规划能够切实保护乡村遗产的关键。

    同时，还要保护好以乡村文化为主体的人文生态。其中乡村文化包括乡村物质文化、乡村制度文化和乡村精神文化，它是乡村景观文化内核的主要构成部分。乡村人文生态是在乡村居民建筑村落和田园景观背景下，所形成的乡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民俗文化的和谐的乡村环境系统。它们是乡村景观的独有表达方式，乡村旅游规划应彰显这些元素。

    总之，乡村景观规划的精髓是“原乡”，即通过景观设计、风貌控制与建筑保护，维护乡村地区的原乡风味，并在此基础上整治优化社区环境，营造良好的生活、生产和旅游氛围。乡村景观规划的根本要求是可持续性，应始终关注“人一景一地”的和谐。

（摘编自杨振之《论“原乡规划”及其乡村规划思想》）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文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在中国文化中，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是听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的，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关键，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完善和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里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会被物控制住。《管子·心术》亦云“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人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成为物的奴隶。随着科技的发展，受“科技万能”思想的影响，人类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为了满足贪欲，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异化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也使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法自然。天地有很多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光明普照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是这样地广大无私，包容万物。天地又是非常诚信的。《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所以我们人人也要诚。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

（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有改动）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结合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为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注入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近年来，自由贸易快速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过去那种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逐渐被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所取代。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同住“地球村”的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和谐生活，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让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有删改）

    材料一：

    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二：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

    材料三：

    互联网各类企业分布比例图

    （选自《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四：

    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1 5日）

    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老大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然而，这种历史叙述没有看到“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一度也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夷夏之辨，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它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部落。它产生之初，便有依文化与血统作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但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以文明程度的差异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而且逐渐被广为接受。

    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领先的地位。久而久之便使得人们习惯性地将中国与“先进文化”画上等号。然而，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丧权辱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是否仍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此问题面前，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大清即是华夏作为无须怀疑的前提，那么大清便还是文化先进之国，因此就没有必要向西方的“蛮夷”学习。即便要学习，最多也是学习器物上一些优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换言之，华夷观在此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就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慢慢注意到西方列强不仅有极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大清是否在文化上也领先于西方列强便值得怀疑。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之后，便感慨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沦为“夷狄”，而西方列强因为文化昌盛，俨然已有“华夏”气象。维新派的代表谭嗣同、梁启超则将民主、共和制度视为辨认夷夏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中国早已落后而成为夷狄了。

    因此在这些“睁眼看世界”者看来，以地域定夷夏是不符合“夷夏之辨”的本义的；夷夏是可以转换的；西方的政教风俗、伦常礼义并不逊于中国，甚至胜于中国；西方俨然已是“华夏”而中国沦为“夷狄”了。而“夷狄”必须向华夏学习，亦即大清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明成果。郭嵩焘从“夷夏之辨”的义理出发，指出“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西方）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从这个意义上说，“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并非完全扮演了阻碍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角色，它同时也给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摘编自章舜粤《“夷夏之辨”之于近代中国》）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兴起的多维因素

    ①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我国快速发展，佳作频现，媒体热捧，读者欢迎，掀起了一股浪潮。

    ②所谓“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性写作基于“想象”的特点不同，非虚构写作是围绕“采访”建构“真实性”。真实事件、真实经历、真实体验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③严谨的非虚构写作活动要求写作者要有细致扎实的采访过程。为了写作《像我这样的黑人》，霍华德·格里芬乔装成黑人进行浸入式体验，甘冒危险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等种族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区域。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跟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跑遍全国十一个省市，访谈了340余人，把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都一一记录下来。

    ④非虚构作品与虚构文学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后者偏向超越与审美，前者重在挖掘社会历史真相。从近年来全球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非虚构写作者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喜欢写作主流媒体忽视的焦点，例如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等。非虚构作家何伟认为，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富矿”，因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完成了西方400年的历史，在这一巨大的转变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每个人都身处一种被分裂和被分割的生活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种生活、多元观念同时并存，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场景。”

    ⑤面对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洞悉、分析、沉淀、总结和提炼现实生活，由此造成文学在及时、鲜活、生动、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乏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所说，当一切事情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时，“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即使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近二十年来也因调查技巧单一，表达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当代读者对事实深层次的追求而走向衰落，甚至有一部分报告文学沦为宣传文体，成了“吹捧文学”“推销文学”，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⑥和传统的新闻文本相比，非虚构作品同样具有优势。传统的新闻文本往往擅长粗线条地转述新闻事件的框架，见“事”不见“人”。非虚构作品在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下，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个人思索和公众历史、社会使命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的内核；其中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理解性，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这也是非虚构作品备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⑦有意思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专为职业作家与记者而准备的，业余的大众也可以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身边的人事。“有故事的人”“全民故事计划”等非虚构写作平台都是为一般写作者书写自身故事提供的平台。“有故事的人”是由凤凰网推出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并且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与专业文学创作、专业新闻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打破了写作的壁垒，推翻了写作的围墙，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写作的参与者。

    ⑧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体现出整个社会文艺需求和理念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曾发起一场“新纪录运动”，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与传播，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