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千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孕育了众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据了解，建国初期我国约有1万多家老字号，分布在餐饮、零售、食品等众多行业。

    老字号承载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新时期开展诚信兴商的核心内涵和宝贵财富。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转换的影响，我国老字号企业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问题。部分老字号企业组织化程度低，技术、管理落后，市场开拓能力较弱。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老字号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合理的发展规划，老字号传统特色技艺和文化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老字号的发展。

（摘编自《关于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

材料二：

    目前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1128家，发展良好的如片仔癀、稻香村等仅占20%—30%，受困于缺资金、缺人才和缺品牌三大问题，多数企业经营欠佳。以云南为例，该省老字号企业共计89家，但只有38家实现持续3年盈利。

    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这个“新”不仅体现在对传统产品的改造上，还体现在发展理念的转型、销售方式的变化中。要创新理念、开阔视野，打破固有格局，多角度地提升老字号品牌的市场活力；要创新产品形态和营销模式，善于用互联网思维挖掘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在知名度、忠诚度方面赢回顾客群，在“互联网+”的大潮中找到生存之道。

（摘编自《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2017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中华老字号”的招牌和“非遗”文化赋予老品牌新的增长点，但其传承百年的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久经考验的制作技艺，正如同仁堂古训所言：“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中华老字号传承百年有其坚守，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诚信严谨，追求卓越品质；品牌新星上榜百强有其专长，稳健中开拓进取，用人才，重服务，讲诚信，担责任。不管是老字号还是百强企业，透过各家官方网站上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创新、诚信、卓越”的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品牌永不褪的底色。

（摘编自《从“老字号”到“百强企业”，看中国品牌本色》，2017年5月10日新华网）

材料四：

    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消费者对所属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比较熟悉，但对于其他城市的认知度却偏低。对于国外老品牌，消费者的认知度较高。中华老字号品牌与国外老品牌相比的不足，大多在于传播、推广、销售上缺乏延展性与国际化发展策略，使得品牌不断老化，国外老品牌有90%经过品牌延伸来重塑品牌形象，恢复、提升品牌活力。

    消费者对中华老字号的印象仍停留于老字号的“传统”上，未能直观地感受老字号的发展与创新，据统计，最能直接吸引改变消费者的途径是通过创新来重塑视觉形象实现品牌的崛起。在中华老字号的改造和创新中可以系统而又规范化地重塑品牌视觉形象，结合多元化传播推广模式，全面塑造、提升品牌形象。

（摘编自周怡洁《中华老字号品牌的形象重塑》）

材料一：

    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新华网4.16）

材料二：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人民日报4.16）

材料三：

《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北京财经4.13）

材料四：

    国家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人民日报4.15）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对这个节日是怎么起源的，又源于何时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近读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二有关于中秋节起源的记载，对回答中秋节是怎么起源和源于何时这两大问题大有作用。现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属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

    此文所记为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事。

    圆仁关于中秋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的记载，大致可信。因为我国古代一些专记岁时的专著如汉崔亮《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梁宗擦《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韩鄂《岁华记丽》等书，均未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事；类书如编于唐初的《艺文类聚》、唐中期编《初学记》等，其岁时部亦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日用书《书仪》，也不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唐以前，中秋节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再来看看当时文人在八月十五的聚会，就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八月十五夜，他们都习惯于在一起吟诗赏月。如《白居易集》中，就留下了《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卷三十一）等五首以“八月十五日夜”为题的诗作，若不是把此日夜当作节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中唐人已经把八月十五日夜当作节日，说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当非无据。

    此节得以从新罗“引进”，有其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首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八月十五夜的月亮，唐欧阳詹所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中；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种看法，代表了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意识。“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正好说明八月十五日夜是立节的佳辰。

    其次，关于月的诸多神话传说，也是中秋节形成的节俗文化基础之一。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传说，均极为优美和富于传奇性。

    其三，古礼“秋分夕月”和秋社俗，也应是中秋节形成的又一个文化基础。秋分和秋社均为八月节，其时间一般都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甚或同时。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秋社日为八月十五日，次日即为秋分。社日是农业大国的重要农事节日。社为土地神，“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社日是祭社神的日子，分春秋二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秋社。前者“祈年”，后者“庆有年”。两次社祭，家家户户“结综会社”，非常隆重。秋社和秋分这两个传统节日在八月十五日前后一两日或同时，毫无疑问对中秋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节）

    张文瓘字稚圭，贝州武城人。隋大业末，徙家魏州之昌乐。幼孤，事母、兄以孝友闻。贞观初，第明经 ， 补并州参军。时李勣为长史，尝叹曰：“稚圭，今之管、萧，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与属僚二人皆饯，勣赠二人以佩刀、玉带，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请，勣曰：“子无为嫌。若某，冘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因极推引。再迁水部员外郎。时兄文琮为户部侍郎，于制，兄弟不并台阁，出为云阳令。累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乾封二年，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遂与勣同为宰相。俄知左史事。时高宗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复征讨四夷 ， 京师养厩马万匹，帑廥寖虚。文瓘谏曰：“王者养民，逸则富以康，劳则怨以叛。秦、汉广事四夷，造宫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减半。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臣愿抚之，无使劳而生怨。隋监未远，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赐缯锦百段，为减厩马数千。改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断疑狱四百，抵罪者无怨言。尝有小疾，囚相与斋祷，愿亟视事。时以执法平恕方戴胄^①。后拜侍中，兼太子宾客。诸囚闻其迁，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严正，未尝回容。诸司奏议悉心纠驳故帝委之或时移疾佗^②宰相奏事帝必问与文瓘议未若不者曰往共筹之。或曰：“已议。”即皆报可。

（节选自《新唐书·张文瓘传》）

【注释】①戴胄：唐初大臣，曾任大理寺少卿。②佗：他。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开展学习活动，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色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过《改造我们的学习》后，你认为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学习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