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之柳

徐斌

    在我国民间，柳树一直被视为降除瘟疫的象征。战国名医扁鹊用柳叶熬膏治疗疔疮脓肿，三国神医华佗用柳枝治疗骨折。世界各国的外科手术刀，也模仿柳叶形状制成，国际上统称“柳叶刀”。古典小说中南海观音的形象就是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播撒雨露，祛病消灾。

    “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的生命力不但为人们所赞颂，而且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柳树还一直被看做是柔情的象征。“春风杨柳千万条”。漫游郊野，绿树那轻盈婆娑的风姿，展示着仪态万千、欣欣向荣的春天气息，把大千世界装扮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柳树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常选的对象，《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佳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如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在《咏柳》诗中运用拟人手法，形象地刻画出杨柳柔长的枝条、嫩绿的新叶在春风吹拂中的迷人姿态。白居易在《杨柳枝》中唱道：“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诗人把绿柳比作婀娜多情的少女，勾勒出一幅美妙的春景图。

    柳丝柔长，风吹而成缠绵难舍之状，故古人常借柳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如雍裕之的《江柳》：“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中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

    在众多植物中，杨柳抽丝发芽是较早的，因而常为敏感的诗人捕来作为报春的多情使者。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诗中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与粉红色的桃花仙映成趣，构成一幅阳春三月、生机盎然的景象。柳枝纤细苗条，柳叶瘦长微翘，这些都与美女的身材、眉毛特征相吻合，古人多以杨柳来描摹美女，“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以柳叶喻女子漂亮的眉毛，极有特点，以至于成了人们赞美女子容貌的习惯用语。

    春风杨柳美景，又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最佳去处，明月作证，杨柳为媒，杨柳自然也就成了爱情的象征。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出了一对情人约会时的甜美，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难怪婉约派词人柳永在酒醒后，发出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喟叹。

    柳絮飘忽不定，正如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因此杨柳还是古代文人笔下的闲愁象征。“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在《青玉案》中用烟草、飞絮、梅雨来状写多而不断、缠缠绵绵的闲愁，可谓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我国民俗摄影自兴起以来，始终在民俗文化的继承、保护、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为之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日渐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今天，民俗摄影不断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逐渐兴盛起来。民俗摄影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但拍好民俗实属不易，其前提是要深刻认识和理解民俗摄影的本质及真谛，在取与舍上下功夫。

    民俗摄影应去伪存真。民俗摄影以纪实为原则，本质是真实再现民族历史、诠释民族文化，其作品的灵魂是它的真实性。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应该是民俗文化的缩影，通过现场客观记录，真实反映民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自然状态，在此基础上拓展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今，一些地方为达到不同的目的，民俗表演形式越来越多样，如果拍摄者对所拍民俗活动事前不了解、不研究，在拍摄活动中就很难把握关键，甚至被一些制造出来的“伪民俗场景”牵着鼻子走。民俗摄影者不可以逸待劳，过度强调自己的主观意识，要有历史学家考证历史的严谨态度，不断深入学习和研究所拍主题，以及与民俗活动相关的宗教、历史和艺术文化，用理性去实录民俗活动，让图片表现历史文化遗存，真正使民俗摄影不失真、不失据。

    民俗摄影应以小见大。富有长久生命力的照片都是以小见大，并能打动人心的。照片背后的东西远比照片本身更重要，单靠视觉冲击力的作品难以长久。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既能全面记录民俗活动，为继承、保护民俗文化搭建平台，又可以全面展示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将民俗文化发扬光大。拍摄时，要从小处着手，抓住能代表民俗事项本质属性的突出特征。只有点、面结合，主体、客体、陪体相得益彰，创作者才能很好地把握叙事情节和抒情达意的融合，让受众系统了解、欣赏民俗文化的真正内涵和魅力。

    民俗摄影不可舍近求远。“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识庐山真面目”、舍近求远、贪大求洋、创作选题盲目等，是目前拍摄民俗的一些显著问题。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李泛曾多次深入我的家乡云南寻甸拍摄大量有关彝族的生活题材，成果丰硕。在交流中，他勉励我们立足本土，充分发掘寻甸这个民俗拍摄的宝库。通过拍摄和积累，我也深刻认识到，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题材可以让自己在拍摄上得心应手。民俗摄影就在身边。

    民俗摄影不可急功近利。巴西摄影家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花了八年时间筹备摄影展“起源”，这是他众多摄影专题中的一个，其作品完美与震撼的背后是摄影家的辛勤付出。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未尝不需要这样的积淀。只有放眼脚下、潜心钻研，对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一个一个专心挖掘和拍摄，长期坚持，才能不断积累起全面而系统并且具有一定价值的民俗影像资料。

    民俗摄影的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的对视与理解，是具有人文内涵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摄影小视窗，民俗大舞台。只有真情投入民俗摄影创作，小视窗中的画面才能具有生命力，民俗摄影的真谛才能彰显，也才能为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节选自2016 年1月17 日马克军《光明日报·民俗摄影的取与舍》）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并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集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还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语言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的节日仪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不被人重视。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对来年的美好希望与祝福。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思想、智慧存在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节日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代表。因此，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赋予传统节日更多的现代性，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否则，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中国传统节日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载体及仪式。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尽可能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龙灯、窗花、舞龙等，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船，元宵节的逛灯会、猜灯谜，重阳节的爬山、赏菊、登高望远等，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的体现。这些节日符号与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展示过程也轻松活泼、贴近自然，使人们在其中体会亲情，感受欢娱，传递温暖。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

（摘自范如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有删改）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层次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谣言为什么不缺受众

    谣言从来不是新鲜事。马克·吐温曾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就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技术的进步让谣言跑得更快、传得更远了。

    相关研究显示，微信平台的活跃用户数量已超过6亿，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微信中的联系人多是同事、朋友等平日里打过交道、联系较为紧密的人，当现实关系延伸到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每一条转发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被再次转发扩散。《小龙虾是一种处理过尸体的虫子，外国人从不吃》《肯德基的鸡都长着六个翅膀》《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这些看着眼熟的文章是不是曾经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出现过？在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类似已辟谣的文章达280148篇，而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举报处理总量达到21695437次。微信官方推出的公众号“谣言过滤器”将谣言分为七类，分别为失实报道、儿童走失、财产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科学常识、迷信。数据显示，2015年失实报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29%，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为食品安全（20%）与人身安全（12%）。《倒着输银行卡密码能自动报警》《长期喝豆浆会致乳腺癌》等入选年度十大谣言，举报次数最多的《微信朋友圈降权》达到了233210次。

    很多人疑惑，许多诸如“六个翅膀的鸡”等谣言明明漏洞百出，为何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甚至反复传播？在不少专家看来，网络推手和商业营销是部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猎奇心理是谣言传播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尹雪赓分析认为：“从传播规律来看，人们更关注新奇、颠覆常识的讯息，出于这样的心理，谣言也就更容易得到传播。”

    失实报道之所以能成为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主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满足了不少人的猎奇心理。此外，失实报道还符合部分网民的固有观念，因而更容易取信于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健指出，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中，网民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更容易强化原有观点，甚至倾向于有选择地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本来信念的讯息，而拒绝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

    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相关谣言一直是各大网络平台经久不衰的“牛皮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此类谣言正是抓住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和自身健康、财产人身安全相关的信息，公众往往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追寻更深层的原因，管健分析了网络谣言背后的社会心态。她认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归因于害怕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从众心态和责任的分散、个人意念与逆反心态的外化投射等层面。管健说：“个体的知识储备和经验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越是不确定，就越会依赖别人。在焦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而是更多地去观察模仿他人的做法和观点，这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此外，从众与责任分散弱化了谣言传播的负罪感。”管健说，网络世界中，公众作为普通看客，常常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自己的判断、认识上也会慢慢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在群体活动中，很多人会持有责任分散的心理，觉得法不责众，因而更容易表现出有违社会规则的态度。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要求公众去辨别信息的真伪实际上很难做到，尤其是突发事件，公众急于想要了解事件真相及其进展，但又无法掌握一手材料、缺少专业判断能力。因此，辟谣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平台的共同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12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