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

一

    他二十岁的时候，她正好十岁。

    她坐在台下，晶晶亮的眸子中全是台上英武的他。

    他是学校请来的英雄，笔挺的军装上一张黝黑却棱角分明的脸，因为激动透着健康的红晕。

    他在台上大声地念着手中的演讲稿，只剩下三根手指的右手高高举起，如同一面灼目的旗帜。在一次实弹演习中，面对一颗滋滋作响的手榴弹，他毫不犹豫地拣起来扔出去，挽救了被吓呆的战友。

    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朦胧中台上的他是那么高大英俊，连他那浓重的乡音都显得那么亲切。

    “他真是个英雄，我会一辈子记住他的。”她在心里默默地想。

二

    他三十岁的时候，她二十岁。

    学校组织去农村体验生活。

    如果不是村干部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他曾经是英雄，她是一丁点儿也认不出他了。

    埋头在田里劳作的他跟其他的农民已没什么两样，披着一件灰扑扑的褂子，失却了红晕的脸还是那么黑，却变得暗沉，村干部介绍的时候，他憨憨的笑，脸上，怎么也找不到十年前年轻的影子。

    他坐在田头抽着烟卷，好几次她都想走过去跟他说几句话。看着烟头一明一灭，她终于还是没过去。

    她实在想不出该对他说什么话。

三

    他四十岁的时候，她三十岁。

    他在她所在的城市摆了个摊，卖鸡蛋煎饼。

    五岁的女儿吵着要吃煎饼，她先认出了他的手，抬头看他的脸，恍若隔世般，已然很陌生了。

    她忍不住悄悄告诉女儿卖煎饼的是一个英雄，女儿懵懂地吵闹着，要去看英雄。

    她带着女儿折回去，女儿仔细看着那只残缺的手，然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匆忙带着女儿离开。一边哄着女儿，一边回忆自己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只手，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只有敬佩。

    她还记起来当时听完报告回到家，小小的她弯曲起两根手指，模仿三指的样子，想象着那种悲壮。

四

    他五十岁的时候，她四十岁。

    她在民政局混上了科长的位置，工作还算清闲，生活不好不坏。

    当他在她办公室外面探头探脑的时候，她根本就没认出他，原来他是来申请困难补助的。

    她给他倒了杯茶水，他受宠若惊地捧着，只会一迭声地说谢谢。她陪着他办完了所有手续，而他不知道为何受到如此礼遇，越发地惶恐不安，一个小时里说了不下五十声的谢谢。

    望着他佝偻着背离开，她开始努力回想他年轻时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他真的曾经是个英雄吗？”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觉得那么茫然。

    五

    她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她在办公室喝着茶，翻着报纸，四十年前的他突然映入眼帘。犹如被雷击般，她手中的茶杯怦然落地。

    他在回乡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伙劫匪，一车人里只有他挺身而出，搏斗中，他被刺数刀身亡。报道还提到，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年轻时他就曾因救人成为部队里的英雄典型。那张穿着军装的年轻的照片，据说是他唯一的一张相片。

    一瞬间，泪水又涌上了她的眼睛，恍如四十年前她含着泪眼坐在台下仰望。

秋水

田中禾

    鸡子叫头遍金保就醒了。妈起来做饭，风箱呼嗒呼嗒的，猪在院里哼唧。他睡不着，可又不想起来。麦种完了。他早对秋水说过：“种罢麦，一定要找个门儿挣钱。”可如今，啥门儿也没找到。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格子，直射在金保的床前。他想起从前在学校可没这么笨，总在前十几名里。下了学，庄稼种得也不赖。起先，他想投稿儿，买书，订杂志，没日没夜地写。寄出去十几篇石沉大海的文章，一场梦也就结束了。后来他想学修收音机、钟表。谁知那进修班跟哄人差不多，白扔了30块学费。

    “唉，钱难抓呀！”他叹了口气，开始穿毛衣蹬裤子。“哪云彩眼里有个挣钱门儿呢？”他皱皱眉，“反正今年我的棉花争气，一级就卖了400斤，还不说加价款。玩去！”

    他一脚踏进厨屋，喊：“妈……”厨屋里雾腾腾的。风箱呼嗒呼嗒，没有人应声。他又喊“妈”，却听见妈在背后说话：“你瞧你，还不快穿上袜子鞋！真真是……”

    妈一手端着糠瓢，一手向屋里指着。金保听见灶前传来低声的嗤笑，他一看，原来是秋水在那儿拉风箱。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哟，这么早来了？”

    “早？太阳晒着……”秋水没把下句话说完，咯咯地笑着使劲拉风箱。

    妹妹放早学了。秋水把馍饭端上桌，妹妹忙忙地喂鸡，妈给猪拌食。

    “吃！都吃了再弄。”秋水这么说着，夺过妈手里的糠瓢。

    “二姨！”——没过门，她还不便叫妈。“今年花收得好呀？”

    “好哩。”

    “卖了多少一级？”

    “总有两三百斤吧。”

    屋里忽然有些沉默。问到花，就等于问钱。谈到钱，大家就未免神经紧张。

    “金保，我看你别老盘算挣钱，倒不如先盘算到手的钱咋花？”秋水叫着金保的名字，眼睛却望着妈。秋水的眼睛不大，很秀气，滴溜溜的，很有神儿。

    “那还用说，先尽你们办事用呗。”妈款款地说。

    秋水的脸一下子红了——她还和在学校那会儿一样，爱红脸。

    “我不是说那……”

    “我刷，我刷！”金保站起来去拾掇碗筷，话头就这样打断了。

    秋水把扯旗一样搭在屋里绳上的脏衣服收下来，拿了棒槌和棉油皂去下塘。静静的塘边立刻响起嘭嘭的声音。银亮亮的水珠迸溅起来，清澈的塘水泛起涟漪。金保最爱看秋水洗衣服。她半蹲着，向水里探着身子，短发辫一只向前一只向后，两只手在石条上来回搓，细细的腰肢随着胳膊起伏。

    照往常习惯，过了午，金保就推出自行车送她回家。七里路，走一后晌。可今天，她竟把脸一摆说：“我不回呢。”“不”字咬得挺重，连妈都感到诧异了。

    她斜着身子，用手指着背后的水塘说：“你瞧这水多好！清得像水晶一样。”

    他很有些茫然，好像读一首朦胧诗。

    “俺姨夫在县鱼苗场。我跟他说了，这一冬，你帮他干义务工去，跟他好好学。开了春，买千把尾鱼苗，把这口塘承包了。”

    “那……那靠得住吗？”

    “我知道你专走保险门儿。没听俺爷说：喂猪不如喂羊，喂羊不如养塘。如今鱼价一年年涨，街上都卖一块二一斤了！”

    “这是过水塘，下了雨，鱼都跑了！”

    “我知道！”秋水拿火辣辣的眼睛盯着他，“你呢，要你那手干啥！”

    “得一笔本钱。”

    “你呀……那卖花的钱呢！压在箱底能生儿吗？”秋水声气不高，金保却如猛地听了炸雷——天爷，那宝贝钱，他连摸都怕摸脏呢！

    妈倒先应了：“保儿，你这上不得山打不得狼的脾性！秋水说了，你就试试。”

    “家里你放心。”秋水说，“我住俩月，等你过年回来再走。”

    金保咧开嘴笑了，一头扎进屋去收拾行李。他弯着腰，忙活着。呼啦，从他肩膀上摔下来一本书，只见那上边有四个字：淡水养鱼。

追风筝的人（节选）^①

卡勒德·胡赛尼^②

    “把风筝给我！”阿塞夫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了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的狂笑。

    我仍有最后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 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失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

    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儿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的伤口上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注】①节选部分背景：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小说中“我”（阿米尔少爷）的助手是“我”的仆人兼儿时唯一关系亲密的玩伴哈桑。“我”为了赢得爸爸的欢心，要在这场斗风筝比赛中获胜。在斗风筝过程中，“我”成功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赢了比赛，但要取得最终胜利还要捡到那只最后掉落的风筝。哈桑全力以赴替“我”去捡风筝，却遭到了阿塞夫等人的欺辱。②卡勒德·胡赛尼，美籍阿富汗作家。③哈扎拉人是在阿富汗长期受到普什图人歧视甚至迫害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哈桑就是哈扎拉人，而“我”是普什图人。

写对子

袁省梅

    爸揉着肩膀说，今年的对子，你给大伙写吧。大学生哩。

    羊凹岭的人把“对联”叫“对子”。

    我说，那有啥啊？我写就我写。

    柜子上已经放了好多的红纸，都是邻居送的。门口贴的大对子，屋墙上贴的小条子，门上贴的斗大的字，都是父亲写。不知写了多少年了。印象中，每年刚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有人送来红纸。过了腊月二十五，到年跟前了，家里的活多得绣疙瘩，父亲却什么都不干了，从早到黑，坐在炕桌前写对子。母亲一会唤我扫院子，一会叫弟弟拉风箱，她两手浸在面盆里，要蒸过年的花馍，还要洗萝卜剁肉馅包饺子，就是不催父亲一下。

    写对子，就是父亲年前的活。

    父亲盘腿坐在炕桌前，一会儿抓大笔，一会儿握小笔。大笔是写院门上大对子的，小笔是写小条子的，屋墙上的“身体健康”“福如东海”，三分宽的小条子，要用小笔写。墨已经研好了，纸也裁好了。不用父亲动手，这些，有人做。父亲开始写字，桌前炕下就围了人，大人，孩子，都有。看写字，也有等着拿对子的。父亲坐在炕桌前，把一支毛笔在砚盒里舔了又舔，不说话，看笔。提起笔，顿一下，运气似的，才按下笔，刷刷刷，刷刷刷，四个字的小条子，七个字的大对子，就写好了。写好，还是不说话，提着笔，让人展着对子看，摇头，不满意的样子。没见过父亲点头，对自己的字。周围看的人却点一下头，再点一下，说，满羊凹岭，就叔写的好。

    裁纸。研墨。润笔。

    父亲让我在自家的对子上写，别把邻居的对子写坏了，又得花钱买纸。我心里一鼓一鼓的，不服气。可刚把毛笔按在纸上，手就开始抖，一抖一抖地按不住。七个字，写得很艰苦，出了一身白毛汗。

    刷刷刷，父亲坐在炕桌前，也写了一副同样的字。

    父亲把两副对子摆在一起，让我看。我说都一样，都是一个是一个。嘴硬。

    一个还能成两个了？父亲笑得笔上的墨都筛到了桌上。

    父亲的字还是硬朗，遒劲，起承转合，自然而然，我在心里说，嘴却硬，贴墙上谁看呢？一场风一场雨，就烂的看不清眉眼了。

    海海来了。海海不识字。他家的对子年年都是叫我帮忙贴。

    父亲让海海看哪副好。

    海海搓着一双糙手，呵呵地笑，端详了半天，说，这副好。他指的是父亲写的对子。他说，这上头的字瞅着稳当，结实。

    我的脸胀得像谁捏住了脖子。

    海海拿着他的对子走了，是父亲给他写的。他说，叔写的对子好，看上去稳当，结实。

    还是这句话。

    父亲说，不要小看羊凹岭的人，人粗，心眼亮着嘿。又说，写字，要用心，手到，心就要到。初一早上，巷里人都来给父亲拜年。每年都是。本家的，旁姓的，都来，很热闹。与父亲同辈的叔伯，老胳膊硬腿的，跪在我家祖宗牌位前，说是给祖宗磕个头。父亲不让，早都跪下了，说一年就一次。晚辈来了，也是先给祖宗磕完头，又给父亲磕，给母亲磕。

    母亲高兴，父亲也高兴，忙着递烟端茶，抓一把花生一把红枣，塞到娃娃的口袋。

    我的大学还没毕业，母亲病逝。寒假回家，家里清锅冷灶，我的心情也清冷伤感，看着父亲满脸黑深的皱纹，我想父亲再不会给邻居写对子了。可是，刚过二十三，父亲到巷里碰到邻居，就叮嘱，今年早点把红纸送来，他妈不在了，写完了，还要准备年饭理。家里又像往年一样，人来人往，说笑不断。年跟前时，巷里的婶子嫂子也来了，她们不往对子上凑热闹，她们一来，就帮我揉面蒸花馍、煮肉包饺子。年三十祭神祭祖的鞭炮，我家是巷里第一个燃放的。因为我家的饭菜早早就准备好了。

    父亲叹口气，说，看邻居对咱多好，就帮人写个对子。揉揉肩膀，又说，哈时候你能给人写对子？我也好歇歇。我不敢看父亲，盯着门上的对子看，看得心里涌涌荡荡的。

（摘编自小说集《生命的储存罐》）

野草莓

吉布鹰升

    妈妈松土的时候，找到了一只雏野鸡！听到这个消息，我乐不可支，情不自禁地拍掌，惊喜地跳起来。

    “雏野鸡要喂什么？”我问。

    “当然是喂小小的、白白的蚂蚁蛋，小蚯蚓和麦粒也可以。”尔果说。

    “要是我爸回来就好了。他可以帮我喂雏野鸡，也能编竹篓什么的，把雏野鸡放在里面多好。”我说。

    “关雏野鸡的竹篓我倒是可以给你编，不过养雏野鸡很辛苦。再说，你不是要跟你爸到外地读书吗？”

    “是啊……可是，我想这儿的家。”

    “不过上学最重要。你看，像我这样的，想到县城读书都没有条件。你呀，还是听你爸的吧。”

    “尔果，你说我奇怪不？我不想离开这里，但又想看看城市是什么样的。”

    “瞧你，想这么多干什么，你又想你爸了。”

    我的确很想念在远方工作的爸爸，望着渺茫的远方，我的眼里噙了幸福的泪。我说，“尔果，要是我真的到外面读书了，咱们要多长时间才能见面？要是那所学校里的孩子欺负我，咋办？”

    “不会的，你怕什么！”

    此时，我们的羊群已经迈着细碎的步子从山冈下来。葱绿的山冈，湛蓝的天空挂了几朵雪白的云。山冈下广袤的坡地上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燕麦已经抽出了穗子，在风中如波浪起伏。不一会儿，夕阳西斜，羊群从山冈归来。每天这个时候，羊儿们都知道该回家了。

    风轻轻吹，送来一阵阵草木清香。山地岩石和树林投下的阴影越来越长。归鸟的叫声渐渐沉寂。“嘟霍——嘟霍——”的声音传来时，我想到了妈逮住的那只雏野鸡。

    我们赶着各家的羊儿往村子方向走去。羊道上，羊儿们迈着细碎的步子，腾起了一阵阵细细的尘灰。村子里，木板房疏疏落落，一缕缕炊烟升腾。房子附近，广袤的土地里紫色和雪白的洋芋花如星星密布。

    牧羊人吆喝着羊往山下走去。不一会儿，羊儿们回到了棚舍里。

    “哥，你回来了？”阿依高兴地说，“妈带回了一只漂亮的小鸟。”

    “你说的那只小鸟不是雏野鸡吗？”我问。

    “不是。”阿依回答。

    “那是什么呢？”我问。

    “我不知道，但小鸟很漂亮。妈说它叫‘兹兹瓦沙’。”

    “你吃的野草莓是妈采来的吗？”

    “当然是了。”

    妈是没有时间去采野草莓的。再说，妈劳作的地方是没有野草莓的。

    我进了屋，妈正在烧火煮饭，我问她：“妈，你不是逮了一只雏野鸡吗？”

    “是啊！可是被伍萨要走了。”

    妈说的伍萨是个会养野鸡的孩子，他家和我家隔了一条小河。我没想到妈逮住雏野鸡的事一下子被全村人知道了。

    妈往火塘里加柴，说：“伍萨是专门拿这只‘兹兹瓦沙’来换雏野鸡的。你看，这只‘兹兹瓦沙’多漂亮！”

    “我才不管，我要雏野鸡。雏野鸡养大了，可以用来逮其它的野鸡。”

    “孩子，你养不活雏野鸡。与其这样，不如让别人去养。”

    “我不干，谁说我养不活！”我几乎哭了出来。

    “伍萨怕你伤心。为了逮住这只‘兹兹瓦沙’，他差点儿从悬崖上摔下来。”

    “妈，这怎么说？”

    “‘兹兹瓦沙’把巢筑在陡峭的悬崖上。伍萨爬上悬崖，用帽子扣住那只小鸟，下来的时候脚滑，幸好他抓住了崖上的一根树枝。”妈说，不时“噗噗”地吹着火塘，然后抬眼望着我，“那些野草莓也是长在悬崖斜坡上的。他去采来这一竹篓的野草莓花了好几个小时，多不容易呀。”

    我看了看竹篓里的草莓，一颗颗色鲜而饱满。

    “人家拿野草莓和小鸟来换，你还哭，亏你还是个小伙子，就这么小气，叫人笑话。”妈注视着我，“再说，你爸要带你上学了，你哪有时间养雏野鸡呢？”

    “城里是没有野草莓的。孩子，你快吃吧。”

    那只“兹兹瓦沙”扑棱棱振翅飞起来，却被困在竹篓里。阿依手指着竹篓，说：“哥，我们把它放了吧，它好可怜！”

    我望了望阿依说：“好吧！”

    “兹兹瓦沙”扑棱棱从我手里飞走，高兴地飞过我家上空，飞向远方。阿依吃着野草莓，望着小鸟消失的远方说：“小鸟多高兴，它会感激我们的。”

    我也从竹篓里抓了一把野草莓放进嘴里吃了起来，甜甜的，很是舒心。

（节选自《小溪流》，有改动）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①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 ， 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

    有一天，吃过晚饭，②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她激动了半天，说，哎呀，这就是宁夏啊。原来她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从此杳无音讯，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所以，她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

（节编自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