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的战争！”

宗璞

    ①昆明下着雪。红土地、灰校舍和那不落叶的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几个学生从明仑大学校门走出，不顾雪花飘扬，停下来看着墙上的标语：“这是你的战争！This is your war！”

    ②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动员大会。盟军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由于言语不通，急需译员。教育部决定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其他年级的也可以志愿参加。

    ③历史系教授孟弗之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一起走的几个学生问：“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国热情。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将是志愿者？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

    ④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三年级的，愿意参加翻译工作。”弗之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得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他们年轻而带几分稚气的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个，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⑤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快步往回走。这时，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绕到前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中文系的，似乎姓蒋。他小有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也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蒋姓学生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弗之站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地说：“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是不能打折扣的，一切照规定办。”弗之走得很慢，自觉脚步沉重，回到住处时，只见院子里腊梅林一片雪白。

    ⑥此刻，弗之的外甥、生物系学生澹台玮正在萧子蔚老师的房间里。玮是三年级，但学分已够四年级。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子蔚感到玮有些心不在焉，已有点猜到他的心思。待讨论告一段落，玮说：“萧先生，我要做的事是要和您说的。”子蔚微笑道：“不是商量，是通知？”玮道：“也是商量。”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只觉得战场和敌人越来越近，科学变得远了，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可是你并不在征调之列。生物化学是新学科，需要人开拓，要知道得到一个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我也很矛盾。”子蔚站起身，走到窗前。雪已停了，腊梅林上的雪已消了大半。玮也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玮转身向着子蔚：“我会回来的。”“那是当然。”子蔚说。玮向子蔚鞠了一躬。子蔚向前一步，拉着他的手郑重地说：“我尊重你的决定。”玮再鞠一躬，走出房间，回头说：“萧先生，我去了。”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又到窗前，看他出了楼门，沿小路往腊梅林中去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西征记》，有删改，标题为选者所拟。）

千层底

李佩甫

    见他娘有男人，却过的是没有男人的日子。

    男人当年推着独轮车去禹县送草药，说是七日方回。走时还捎了土坯，俗称“娘娘土”，路上喝茶时捻一块土沫放在碗里，消灾。可他一去没回来，后来有人说他被动路的劫了，也有的说他被当兵的抓了，再后就有人说他去了台湾。兵慌马乱的，谁也说不清，都说人没死。

    人没死就不算寡妇。

    新媳妇守空房是很愁人的，好在有了见儿。开初，娃儿小，上有老人，下有娃儿伴着，也不觉得太苦。就日日盼着。夜里醒来，听见门响，就以为是男人回来了。匆匆开了门，大月明地儿，风凉凉的，树影婆姿心里一寒，有泪。开了几次门，不见人，亲亲娃儿，就又睡了。

    娃儿一点一点长，慢慢能叫娘了，离身了。白日好说，有活儿忙着，夜里空落落的，难熬。那日子像磨一样，推着推着，就推不动了。就想，小孩嘴里吐实话，问问娃儿吧。就把娃儿叫过来，问：

    “娃，你爹啥时能回来？”

    娃儿没见过爹，娃儿愣愣的。

    娘就说：“你说个数？”

    娃儿看看娘，就说个数，娃儿说：“三。”

    娘先是一喜，觉得日子并不多。尔后就不语了，觉得这不是个好数，是个不吉利数，不是成双成对的数，娘的脸沉了，过一会儿，娘又问：“娃，你再说个数？”

    娃儿再看看娘，看了很久，说：“三。”

    娘叹口气，眼里泪花花的，转过脸去了。娘还是不甘心，忽又转过脸来，擦擦眼里的泪，直视着娃儿，说：

    “娃，你再说个数！”

    “三!”

    娘就琢磨这个“三”。想想，又觉得是个好数。爹、娘、儿，加起来不就是三吗？再说，儿说了三回三，三三见九，九九归一，那是一定回来了。娘又喜了，喜得心里扑咚扑咚乱跳。往下，她又想，是三天？还是三年？三天太短了，不会那么短。兴许是三年？

    娘心里有盼头了。夜里睡不着，就起来给男人做鞋。做那千层底布鞋。底儿、面儿都是用的好布料。知道不急穿，就慢慢做。先糊袼褙子，把布一层一层贴好，晾干，尔后照着男人的破鞋剪下样儿来，捻下好麻线儿一针一针纳……那鞋底厚，瓷实，针针见情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子像山一样堆着，一针一针扎过去，日子就过得快些。此后每年做一双，做好的就放柜里。

    做满三双了，男人仍没信儿。娘就想，兴许是九年？就又做下去，一年一双……

    后来，老人下世了。儿也长大了。娃争气，先上小学，后上中学，上着上着就上出去了。村里人说，见他娘有福啊，养了个好娃，将来情跟着他享福了。娘笑笑，心里却很若，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儿子偶尔回来一次，叫声娘，娘心里很热。看看娃，爹一样大了，娘心里酸，暗暗落泪。过几日，娃走了，娘还是一个人独过。中秋节了，桌上多放双筷子……这时候，就有人来说合。说人怕是不在了，就是在，也不会回来了。老德人不错，就过一家吧，有个照应。见他娘心里湿湿的，就说：“叫我想想。”

     夜里，风呜呜地刮着，见他娘心里很乱。数数柜里的鞋，已有十七双了。十七个年头，夜夜孤寂，那日子就像是针尖儿上走过来的。老德是个好人，她知道老德是个好人。老德待人诚，脾气也好。去林子里拾柴，老德常常帮她。老德不多说闲话，给她拾掇一捆树枝儿，让她背回去烧。想着老德，心说：就不做了吧？但又看那鞋，一双双在柜里摆着，有半柜那么多了。十七双啊！那十七双鞋叫人喜悦，是劳动的喜悦，期待的喜悦。那仿佛又是一种奖赏，好像说，看，你已等了那么久了！……思谋到天亮，见他娘想，已到这份上了，万一回来呢？那一双双不就白做了？就做吧。就又做了。

    过几日，见他娘又把鞋都翻出来看，一双双摆在床上，摆一大堆。尔后把鞋一双双标上记号。心说，那一日差点儿就吐口了。要是答应下来，十几年就白熬了。她想，不能白熬啊，不能白熬。

    做到儿子娶媳妇了。儿子带着城里的女人回来看娘。城里媳妇洋气，花枝枝一般，还带着洋镜子，也叫一声娘。娘听了心里热热的，就掉泪了。夜里数数柜里的鞋，已有二十四双了。摸摸，再摸摸……听见儿子跟媳妇在耳房里笑闹，见他娘就走出屋门，默默地在院里站着。

    叹一声，又叹一声，就望见老德茅屋里的灯亮了。老德也很孤，老德还没睡哪。这几年，见了老德就很不好意思，就觉得欠了人家什么，勾着头默默地走。可老德并没有冷他，照常让她去林子里拾柴烧，有时还帮她背回来。进了院，她就说：“他叔，歇歇，喝碗水吧。”可老德不歇，老德把柴放下就走了，默默地……心说：人不就一辈子吗？不做吧，不做了。

    想了，就有热热的一股从心里涌出来，浑身躁。见他娘走出院门，走上村街，来到林子边上，却又站住了。心说：就不做了吗？已做了这么多了，就不做了……迟疑地站着，想想，再想想，又勾回头走。

    二日，儿叫一声娘，媳妇叫一声娘，叫得她心麻。就着半截烂镜看了，头上已有白发，脸上的老皱儿一道一道的。心说：老了，还是做吧。万一人回来呢？

    就接着做。纳鞋底已纳得手麻了，针都捏不住，就咬着牙往上扎，扎着扎着就扎出血来了。见了血，反而愉快了。鞋底上一线线带着红染，那已不是情份了，而是沉甸甸的一种东西，叫人不能歇手。那鞋底就越纳越密，越纳越瓷实，见他娘就为这瓷实纳下去……

    那年秋后，见他娘死了。死的时候还坐着纳鞋底呢，一针没穿过去，人就不行了。村里人连夜给见捎了信，见回来了。埋娘的时候，见翻了翻屋里的东西，也没找着啥值钱的东西，就见柜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三十双千层底布鞋。

见哭了……

(节选自《李佩甫文集》有删改）

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人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已丧失说话能力。

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

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了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时间是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光太强了。然后我看到至少有三千人，包括最高法官，都在盯着我。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双手扶着栏杆，不为所动。我心里已盘算好了，说不定这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

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嘈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不动。我鼓起全部的勇气，不出声。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孤注一掷。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

“我过得比你们好。”我说，“我不能说细节，不过我兴致一来，便穿过一条没人知道的秘密通道，可以从我牢房直通某栋美丽别墅的花园，当然不能跟你们说是哪一栋，反正这附近多得是。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很照顾我。还有……”

我故意停下不说，卖个关子。台下的人群一脸的迷惘与失望，好像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猎物跑掉。

“还有一位少女深爱着我。”

“够了，不要再说了！”有人痛心大喊。得知我过得那么幸福，想必触痛了他的伤口。

“所以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声嘶力竭，“我求你们，好心人！可怜可怜我吧！让我留在这里！嘘我，快，嘘我呀！”

我意识到群众中传开一股愤恨不平之意，他们恨我，只是还在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我真的快乐吗？他们苦恼不已。他们依然犹豫不决。

我整个身体探到露台外面，做作地颤着声音喊：“答应我，大慈大悲的先生小姐们！你们又没有任何损失！求求你们，嘘我这个幸福的犯人吧！”

人群中传出一个恶毒的声音：“你想得美！才没那么好的事！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说完就鼓起掌来，第二个人跟进，然后十个、百个，全场响起一片如雷般的掌声。

我胜利了，这些白痴。我身后的门打开了。“你走吧，”他们说，“你自由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

半壶水

孔立文

    夕阳染红了整个大漠。一只狼，一只披着细碎残阳的瘦狼，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陆归林眼前：这雄奇瑰丽的画卷。

    他轻轻地解下了外腰带，这个两端有铁环、铁扣的军用腰带，可攻可防。

    狼伫立在远方，略仰着头，对着他示威。这绝对是一只历经苦难和沧桑的老狼，它啼血的嗥叫声中包含着悲伤、绝望和忧郁。

    “我要杀了它。”陆归林坚定地对自己说。他抡起军用腰带，冲向那狼。狼奔逃而去，速度极快。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它又出现在他的身后。这狼和他打起了游击战。几个回合下来，陆归林已是精疲力竭。他走，它就走；他停，它也停。而且距离总是三四十米。

    夜色来临，他找了个斜坡，对着那只狼，枕着交织的双手，仰面半躺着。狼也停下来，卷在地上。

    漠野苍茫，四周静寂。中午的那场沙尘暴使陆归林脱离了勘探队的战友，在寻找队伍中误入了这茫茫沙漠。漫天的风沙和徒劳的奔跑，他的迷彩服硬得成了一块铁板。他太累了，累得全身像散了架，两腿如灌了铅。不知不觉中，他竟然在清冷的沙漠风中睡着了。一觉醒来，他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了前方狼的眼睛。狼的眼睛正一闪一闪的，这让他睡意全无。

    新的一天来临，陆归林又开始了沙漠上的舞蹈。指北针留在了军车的驾驶室里，陆归林只能靠太阳判定方位，他的目标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沙海滚动着热浪。狼，也已经被饥饿和干渴折磨得摇摇晃晃。

    陆归林轻轻地晃动了一下水壶，他要再听一下水的声音，水的声音就是生命的声音。昨天发现自己迷路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壶里的水，那时壶里的水只剩下现在这半壶。他知道在沙漠里迷路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没敢动那水，实在渴得难受，他就轻轻晃动一下水壶，水晃动的声音总能让他充满希望。

    当太阳如蛇一样缠着他的时候，陆归林下了喝水的决心。他拧开水壶的盖子，手有些抖，干裂的嘴唇也抖动起来。当他把壶口放到唇边时，他看到了那狼。他一下子就有了主意。

    一个半埋在沙丘里残缺的动物骨架出现在他的视野。他把这个白花花的东西拽出来，扯下一块扇形的骨头，铺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水倒在这个骨头的凹处。可是水落在上面连湿都没湿一下，就不见了。倒，再倒……骨头上终于出现了一汪清水，那一汪清水就像镶在少女颈间的一枚珍珠，光彩夺目，绚烂动人。

    狼果然向他走了过来，当狼毫无防备贪婪地舔食那汪清水的时候，陆归林高高举起军用腰带，却迟迟下不了手，他原本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干掉这狼的。但是，他放弃了，他不知道自己这是为什么。他喝掉了壶里所剩无几的水。

    水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沙漠中划过一声尖锐有力的嚎叫，狼高昂着头，像获得了新生一般。狼对着他持续地嚎叫，然后竟独自蹒跚而去。它走走停停，不断地转头，并发出模糊不清的叫声。

    陆归林读懂了狼的语言。他跟在了狼的后面，机械地跟着。它走，他就走；它停，他也停。而且距离的把握，也是三十米左右的样子。

    傍晚将至，当他跟着那狼费尽全力爬上一个硕大的沙坡时，奇迹出现了——映入眼帘的是迷人眼的绿色，久违了的绿色！在绿色与绿色之间，是银光闪闪的水面。一条河横亘于草地之间，河的那一端，是林带，是庄稼地，是村庄……绿洲，这就是孕育生命的绿洲。陆归林踉踉跄跄地奔到河边，疯了一般，他捧起那清凉甘冽的水大口大口地喝……

    忽然，陆归林的耳畔传来一片呐喊声，猛地一抬眼，他看见一群人正在追赶那只狼。再看那只狼，速度如闪电一般，从河畔奔向了他们刚刚走出的茫茫大漠。

（选自2018年第8期《微型小说选刊》）

父亲是个兵

邓一光

    1945年，东北的战争态势捉摸不定，苏军冲入关东军将大和民族的骄子碾成肉酱，大部分大中城市落入苏军之手，少部分为抗日联军占领，楚汉两界开始频繁易主，新的军事势力迅速地渗透东北。东北是什么？中国最大的重工基地，最大的产粮区和军事工业所在地。

    1945年11月，冀东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火力接触，国共双方终于为争夺东北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11月7日，我的父亲揣着十九旅代旅长兼山海关卫戍司令的委任状，带着几名参谋警卫星夜赶往山海关。在他们身后，相隔一天时间，父亲的老四十八团也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山海关。同时，国民党13军石觉的部队在美式道奇十轮卡车的运载下，已抵近山海关。

    裆里磨得皮开肉绽，半伏在马背上不断地摊开军用地图看，途中与国民党开展遭遇战，丢掉通讯参谋和警卫员，自己的左腿被子弹击……

    如果仅仅是上述这些小麻烦，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犯下他此生最大的一次错误。就在父亲星夜赶往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的军事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方山海关守军仅八千，面对全美式装备的三万国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守军请求避免正面作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部队在11月14日开始不顾一切地往下撤。

    所有这一切父亲都不知道。

    父亲碰到第一支大逃亡的部队时简直惊呆了。父亲问：你们是哪支部队？营长喘着气抹一把汗说：十九旅四十六团×营的。父亲说：谁让你们撤下来的？营长说：还能是谁，当官的呗。父亲说：现在我命令你停止撤退，原地待命！营长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命令我？营长说完，跳上马背，朝马屁股上猛抽一鞭，快步去追自己的队伍。父亲怒气冲天，钢发乍立，一把拽出警卫员胯下的盒子枪，对准营长的坐骑就是一枪。马应声倒下，把马背上的营长摔了个老王抢瓜，父亲吼道：让你的人立刻停下来！再走一步，我打烂你的头！

    父亲就这样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走出了最致命的一步，在山海关战役后被指认为建制独立思想，受到行政撤职的处理，从此一蹶不振。实际上，父亲不久就知道了摆在他面前的严酷局势，并且拿到了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的电报，他完全可以要参谋长通知部队按原撤退方案进行，然后调转马头，轻轻磕一下马肚子，轻松地离开那个造成他人生误区的是非之地。从我日后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来看，就父亲个人的军人生涯而言，他所指挥的战斗胜多败少，他属于那种素质和运气都不差的军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动机使父亲放弃了这个机会，反而做出了坚守山海关的决定？

    11月15日上午，13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山海关，总指挥是名将杜聿明。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13军以整团的兵力实施强攻，潮起潮落，云卷云舒。那架式，极似一群去赴宴的饿鬼。

    守军则苦多了。没有太多的重武器，装备落后。战斗一开始就用上了全部兵力，八千男儿，各据一隅，顽强抵抗。美丽宁静的山海关被飞机炸弹、120毫米榴弹炮和82毫米坦克炮弹整整翻了一个个。

    入夜时，进攻停止了。父亲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清点伤亡人数、清理弹药和抢修工事。父亲也许在这个时候还抱有一线幻想，他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下山去袭击13军的一个野炮阵地，企图扰乱敌方的阵脚。父亲没有等回那个派出去的连队，山脚下密集的枪声疏落之后，父亲知道，再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

    16日凌晨，旅指挥所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父亲带着那个脸无血色的宣传员来往奔跑于各个阵地，父亲能够说的只有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名战斗员。

    事过半个世纪后，我已经知道了，就在父亲和他的八千兄弟顽强坚守山海关时，在他们身后不远的绥中守军已经开始撤退，绥中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只是死死守住他自己的阵地，用他军人的荣誉、信念和十九旅八千兄弟的血肉之躯。

    父亲拖着他那条肿亮的伤腿在战壕里移动。在每一个战死或战伤的战士面前停下来，目光深沉地看着他们。父亲浑身浸透了鲜血，阵地上，到处都是十九旅士兵安静的尸体。

    撤退的命令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送到父亲手中。四边的枪声此刻已稀落了，远处的山头用力支撑着一大片令人心怵的铁青色积雨云，天空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部队这个时候正在抓紧空隙补充弹药、掩埋尸体。父亲从电文纸上抬起目光，看了看面前被打废了的山海关，良久，才沙哑着喉咙对身后的参谋长吐出两个字：“执行！”

    17日凌晨1时，山海关守军留下两千余具遗体，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撤离阵地。

（有删改）

九  指

于博

    那天傍晚，太爷阴沉着脸，眼珠子通红，手里攥着一把菜刀，左手放在莱板上。那模样确实吓人，让人有点儿喘不上气来。

    屋外，大黄狗每天都摇着尾巴乱窜，这会儿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在窝里趴得老老实实。连那几只芦花鸡也不咕咕地觅食了，缩着脖子堆缩在垡子墙根儿下。

    太奶跪在地上，拼命抱住了太爷的大腿，一个劲儿地求饶。太爷大骂一声，抬腿把太奶甩出一米开外，接着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左手小拇指齐刷刷地断掉了。小拇指在莱板上蹦了一下，像个小胡萝卜。

    跪在太爷面前的大爷、二爷还有我的爷爷吓得浑身打战。太奶哆哆嗦嗦从地上爬起来，对着二爷的后背使劲儿捶了一下，哭着说道：“二小子，你造孽呀！”二爷此时都已经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张嘴大号。

    太爷狠心自断手指，说来有点儿心酸，也有点儿让人不容易理解。能有多大的事呀，十指连心啊！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参加工作了，走上仕途，我才猛然开悟，也因此从心底里敬佩起太爷来。

    太爷原在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民国初年，由于生计问题，太爷拖家带口闯了关东。经过一路风雨，艰苦跋涉，终于在松嫩平原腹地的一个叫二佐的村子安了家。

    太爷会木匠活儿，而且手艺相当不错。

    第二年，二佐的大地主孟宪章的儿子大婚，太爷起早贪黑和几个木匠为他们家赶制家具。

    那个时候，二佐立村也没几年，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加上民风淳朴，彼此之间来往也都很密切。孟宪章虽然是个地主，但心地很善良，人也随和。他们家的老二庆才与我大爷年龄相仿，都在十三四岁左右，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玩耍，有时二爷也跟着一起疯。太爷给孟家打家具，大爷和二爷去得就更勤了。

    这天下午，大爷和二爷在孟家玩藏猫猫，屋里屋外乱窜。玩得正在兴头上，孟宪章突然站在院子里，说他的玉扳指不见了。在下房打家具的太爷和其他几个木匠闻声赶来。

    孟宪章说：“玉扳指明明在八仙桌上放着了呢，怎么会没了呢？”就问他儿子拿没拿。

    “没拿。”庆才回答得非常肯定。

    “你呢？”太爷厉声质问大爷。

    “没拿。不信你翻！”大爷态度坚决。

    “老二呢，你们不是在一起玩了吗？”太爷满脸狐疑地问道。

    这一问，庆才左右看了看，挠了挠脑袋：“真是呀，刚才还在呢，藏哪儿了？”

    大伙儿连喊带找，结果没有看到二爷。

    太爷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抓起大爷的胳膊回了家。

    玉扳指被太爷在二爷狗皮帽子的帽遮里翻到了。

    太奶战战兢兢地说：“俺给孟家送回去吧，再抓只小鸡赔个不是。”太爷的脸抽搐一下：“这就拉倒了？家里出了这么个白眼窝儿，叫俺咋样做人？”于是，太爷狠狠地杖打了二爷一顿，接着用手颤抖地指着二爷说：“你偷老孟家一个玉扳指，今儿个俺就赔人家一个手指头。”

    断指后，太爷攥着滴答血的左手，大声说道：“穷死不能下道。这下道就是不许偷。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都给我听好了，这是家规。打今儿个起，谁要是犯了，就不是我的子孙，死了也别进祖宗的坟茔地。”

    太爷和木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临死竟没攒下一副棺材板。大奶说：“东山里木头多得是，实在不行就偷着放一棵，咋的也不能让老爷子在那边没有房子呀！”已经成了一家之主，继承了太爷手艺的大爷，脸立刻铁青起来。他眼珠子一瞪：“咋的？你想让俺也成九指？你忘了家规，要败坏家风不成？”最后，大爷用一斗高粱米从孟庆才家换了一棵落叶松。

    树被放倒，连根也挖了出来。说来也怪，整净泥土，那松树的根须正好九条。大爷端详着这有九条树根的松树墩子，突然跪倒在地……

    大爷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树墩子修理得铮亮，成了一件坐具。但这九条根须的树墩子从来没有人坐过，像个宝物似的摆在家里。

    等他们哥儿四个分家时，我父亲特意要了这个树墩子。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委办公室。结婚那年，父亲说：“我实在没啥陪送的，就把这个树墩子给你吧。不要小瞧它，它可是个宝贝呀！”

    树墩子被我摆到了办公室。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它安静地卧在办公室的一角，那九条根须就仿佛是我太爷的九根手指头。直到现在，我早已在处级岗位上任职七八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动过一丝邪念，因为我怕我也会变成九指！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