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墙

李永生

    很老的一片围墙。墙体已有坍塌，墙面斑驳陆离，几根乌黑的木梁横七竖八地残留在上面。冬天，常有猫或狗趴在上面晒太阳，被人惊醒了，躬躬腰，倏地窜下去，墙上的土坷垃便呼啦掉下来。

    墙是九爷家的，这里曾经是他们家的三间瓦房，后来房老了，九爷家就在另一块地方盖起了新房，老宅院渐渐荒废，就剩下了这几堵破墙。

    儿子想铲掉老院的这些残垣断壁，在上面起幢二层小楼。九爷就是不同意，因为那堵墙上写着一行字。字已褪色和破损，但仍能让人读懂，那是八个黑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九爷自小脾气就刚烈，现在不让拆，儿子也不敢反驳。

    九爷记得，那时候他刚六七岁，那个比他高半头的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小哥哥，在房墙上写这些字的情景。

    九爷还记得，鬼子包围他们村后，要老百姓交出八路伤员，那个八路小哥哥怕连累老百姓挺身而出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的情景。九爷说，那是八路的宣传墙。那些字里有小八路的魂哩！

    儿子脑瓜活络，不几天就又想了个鲜招儿——把那堵写着标语的墙盖在房里面。

    不出几个月，楼房盖了起来，那堵“八路墙”果真被盖在了房里，还被巧妙地做成了“电视墙”。儿子还买来望远镜、水壶等仿军品挂在墙上，就有了战争效果。不过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指着那墙说：“做的真好，跟真的一样。”九爷忙说：“就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客人笑了，拿起那个仿制的望远镜说：“大爷真逗，这个也是军队用的真家伙么？”

    那夜，九爷没睡好，大早起来对儿子说：“怎么会这样？真的成了假的，咱的墙不能受那假玩意连累！咱得找些真货。”

    儿子说：“爹，干嘛那么认真！”

    九爷说：“得认真，不然咱对不起牺牲的小八路。”

    其实，儿子当时出此鲜招，只是缓兵之计，单等哪天老爹归天，再把墙拆掉。不过现在见老爹一脸认真，只得点头。

    九爷开始打听战争遗物，九爷他们村是革命老区，战争遗留物不少，当天便在本村找到了半截八路军的武装带。九爷很高兴，回家便挂在了墙上。九爷继续满村寻，很快就又搜罗到一些东西，比如有日本饭盒、指挥刀、地图、弹药箱、八路军的鸡毛信、报废的小甜瓜手榴弹、《支那事变画报》。九爷认真地把他们布置好，每件东西放在哪里都细细斟酌……那面墙也就越发琳琅满目起来。

    望着那么多好东西还有老爹兴奋的目光，儿子脑子一拐弯，忽然改变了原来那个想法，忽发奇想，说爹不如咱们就办个抗日战争纪念馆吧，咱也让人参观，给您找个乐子。九爷更高兴了，每天精神抖擞，斜挎水壶，背上口袋，打上绑腿，活脱一个老八路，继续开始了他热火朝天的寻宝之旅……

    那天，九爷听人说三十里地外的杨村有户人家挖出了一把日本指挥刀，大喜过望，踹上一千块钱就奔杨村去了。

    可是有买家比他先到了。来的是两个日本中年男子。当九爷得知买主是日本人时，急了，把主人扯到一边说：“这刀我买。”主人向他张开了手。这时，两个日本人似乎已看出九爷的来意，胖子迅速从书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钞票。九爷也立马把怀里的一千块钱掏了出来。主人望望九爷那薄薄的一叠钞票，又望望日本人手中那厚厚的一叠，表情显得很复杂。九爷歇斯底里地喊道：“给我留着。钱先欠着。”主人摊开手，说：“我就要不动窝的钱。”那两个日本人一听，连声“哟西”，放下钱，就要拿刀。这时，九爷眼里似要喷出火来，他一把抓住主人的衣领，指指两个日本人，恶恶地说：“他们为什么……？这东西都没了，谁还会承认糟践过咱中国？”旋即扑通一声，九爷竟给年轻的主人跪下了。

    九爷平日在村里德高望重，虽然脾气急，但跟乡亲们从没红过脸，现在这个样子，让人很吃惊。刀的主人怔然片刻，望着九爷一头白发，忽然喊一声“折杀我了”，一把扯过刀，也扑通朝着九爷跪下了，双手捧着那刀递给九爷。两个日本人望着眼前的一切，呆了……

很快，九爷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了，“电视墙”和那把指挥刀是游客必看的重点。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文友

阿成

    鹤岗的梧桐也有我的文友。

    黑龙江境内的业余作者，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看到谁成功地发表作品了，或者征文得了三等奖、优秀奖、提名奖了，就通通信，在血泪般的成绩面前，发泄一下，无比自豪一下。省内的大作家，我们也扯不上。人家裤兜子里的家伙都是玉的，我们怎么能比？

    但是，我们不服他们！

    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之间经常走动。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另外，大家都在省内，走动起来很方便，车票也不太贵，吃住也不敢挑剔。彼此见了面，就是一个聊啊。

    通宵达旦地聊！

    我先是在鹤岗下的火车。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那趟火车，有一个乘警是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不仅车票钱省了，还白吃了一顿他们的“工作餐”。

    下了火车后，我再转长途汽车去梧桐。都说好了，我的那个文友在车站等我。

    我下了长途车，便和文友像外国人那样拥抱起来，互相叭叭地拍了背。这种样子当地人是看不惯的。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文友无奈地跟我说，住他家里是不行了，他的那个娘儿们，又从娘家整来一大堆的亲戚，大人小孩的，人五人六的，连老爹的寿材上都睡了人了。唉，怎么创作呢。

    我吃了一惊说，那我住哪儿？当天返回去可没车了，咋也得明天早晨走哇。

    他说，放心吧，安排妥了，在一家老房子里。事先我都收拾好了，搭了两个板铺。还说得过去。大夏天儿的，还用被褥么？

    我说，不用不用，能聊天就行。我能让住几天？

    他说，两天。

    我说，两天够了。就是想跟你聊啊，都想疯了。

    事后，我们又弄了点酒、烟和吃食，出了小饭铺，就去了那个老房子。

    那个老房子虽然破，但比预想的还要好。我们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屋子里。屋子里的两个板铺也行，平平的，阔极了。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构思。比如爱情啊，打猎啊，土匪啊，七大姑八大姨，爹妈兄弟呀，还有机关改革，美好的理想，自杀，疯子，流浪汉等等。但是，好像编起来挺困难。目前就是咱们兄弟嘴小，等以后吧……奴隶要翻身哪。不远的将来，也有咱们不断接受采访，不断上电视的那一天！

    我们仰面躺在板铺上聊天的时候，文友说，你也别瞧不起咱们睡觉的这个地方。

    我说，我没瞧不起。我又不是托尔斯泰，我刚才讲的话，也不过是展望未来。

    文友说，这个地方，日伪时期是梧桐伪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之后，就死在这里。

    真的？

    文友说，赵尚志可是抗联队伍里的一个大人物啊，他担任过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还有一些衔我记不住了。日本鬼子想抓他想得眼珠子都红了。后来，他们和梧桐警察分驻所共同下了一个套，把赵尚志抓住了。

    什么套儿？

    文友说，挺复杂的。我简单说，就是派了一个假装收山货的特务上山，取得赵尚志的信任后，勾他一同去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就是现在咱俩住的这个地方中埋伏了，是不是？肯定的。

    对。并且那个特务还冲着赵尚志的腹部干了一枪。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呢。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说，你背背我听听。

他开始背：“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得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文友问，咋样？写得挺客观吧？

    我说，写得好！

    后来，我提议，用酒祭奠一下赵尚志。于是，我们翻身下床，把碗斟满了酒，将酒一圈一圈儿洒在地上，并说了些佩服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坐长途车离开梧桐的时候，车又路过了那座老房子。看着它离我们车越来越远了，在灰尘里变得迷蒙起来，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有删改）

荼蘼^①

许地山

    我常得着男子送给我的东西，总没有当它们做宝贝看。我的朋友师松却不如此，因为她从不曾受过男子的赠与。

    自鸣钟敲过四下以后，山上礼拜寺的聚会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的羊，争要下到山坡觅食一般。那边有一个男学生跟着我们走，他的正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里拿着一荼蘼，且行且嗅。荼蘼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过是一种无聊举动便了。

    “松姑娘，这枝荼蘼送给你。”他在我后西嚷着，松姑娘回头看见他满脸堆着笑容递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说：“很多谢，很多谢。”宗之只笑着点点头，随即从西边的山径转回家去。

    “他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想他有什么意思，他就有什么意思，”我这样回答她。走不多远，我们也分途各自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荼蘼。那花像有极大魔力，不让她撤手一样。她要放下时，每觉得花儿对她说：“为什么离夺我？我不是从宗之手里递给你，交你照管的吗？

    呀，宗之的眼、鼻、口、齿、手、足、动作，没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跃着，没有一件不在她眼前的花枝显现出来！地心里说，“你这美男子，为甚缘故送给我这花儿？”她又想那天经坛上的讲章，就自己回答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而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②

    这是她爱荼蘼花，还是宗之爱她呢？我也说不清，只记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坐在榕树根谈话的时候，他家的人跑来对他说：“松姑娘吃了一朵什么花，说是你给她的，现在病了。她家的人要找你去问话咧。”

    他吓了一跳，也摸不着头脑，只说：“我哪时节给她东西吃？这真是……

    我说：“你细想一想。”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才提醒他说：“你前个月在斜道上不是给了她一朵荼蘼吗？”

    “对呀，可不是给了她一朵荼蘼！可是我哪里教她吃了呢？”

    “为什么你单给她，不给别人？”我这样问他。

    他很直截地说：“我并没什么意思，不过随手摘下，随手送给别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许多东西给人，也没有什么事，怎么一朵小小的荼蘼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还坐在那里沉吟，我便促他说：“你还愣在这里坐着么？不管她是误会，你是有意，你既然给了她，现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哪有什么意思？”

    我说：“你且去看看罢，蚌蛤何尝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过是外间的沙粒偶然涉入它的壳里，它就不得不用尽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来罢了。你虽无心，可是你的花一到她手里，管保她不因花而爱起你来吗？你敢保她不把那花当作你所赐给爱的标识，就纳入她的怀中，用心里无限的情思把它围绕得非常严密吗？也许她本无心，但因你那美意的沙无意中掉在她爱的贝壳里，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踌躇了，且去看看罢。”

    宗之这才站起来，皱一皱他那副冷静的脸庞，跟着来人从林菁的深处走出去了。

（选自《空山灵雨》，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六月版）

【注】①荼蘼，蔷薇科，开白色花。花语为“分离、伤心、不吉祥”；佛家认为，荼蘼是花季最后盛开的花，开到荼蘼花事了，只剩下开在前生后世的“彼岸花”。传说“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互相错过，终生无缘相见。②这是《马太福音》中圣女玛丽娅感激上帝的话。

镜中人

杨绛

    ①我屋里有三面镜子，方向不同，光照不同，照出的容貌也不同。一面镜子最奉承我，一面镜子最刻毒，一面最老实。我对奉承的镜子说：“别哄我，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灯下看美人’一霎时，我会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却不是我的真相。”我对最刻毒的镜子说：“我也未必那么丑，这是光线对我不利，显得那么难看，不信我就是这副模样。”最老实的镜子，我最相信，觉得自己就是镜中人。其实，我哪就是呢！

    ②我曾用过一个最丑的老妈，姓郭。她第一次来我家，我吓得赶忙躲开了眼睛。她丑得太可怕了：梭子脸，中间宽，两头狭，两块高颧骨夹着个小尖鼻子，一双肿眼泡；麻皮，皮色是刚脱了痂的嫩肉色；嘴唇厚而红润，也许因为有些紧张，还吐着半个舌尖；清汤挂面式的头发，很长，梳得光光润润，水淋淋地贴在面颊两侧，好像刚从水里钻出来的。

    ③从前的老妈子和现在的“阿姨”不同。老妈子有她们的规矩。偷钱偷东西是不行的，可是买菜揩油是照例规矩，称“篮口”。如果这家子买菜多，那就是油水多，“篮口”好。我当家不精明，半斤肉她报一斤，我也不知道。买鱼我只知死鱼、活鱼，却不知是什么鱼。所以郭妈的“篮口”不错，一个月的“篮口”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她讲工钱时要求先付后做，我也答应了。但过了一月两月，她就要加工钱，给我脸瞧。如果我视而不见，她就摔碟子、摔碗嘟嘟囔囔。我给的工钱总是偏高的。我加了工钱嘱她别说出去，她口中答应却立即传开了，然后对我说：家家都涨，不止我一家。她不保密，我怕牵累别人家就不敢加，所以常得看她的脸子。

    ④她审美观念却高得很，不顺眼的，好比眼里夹不下一粒沙子。一次，她对我形容某高干夫人：“一双烂桃眼，两块高颧骨，夹着个小鼻子，一双小脚，走路扭搭扭搭……”我惊奇地看着她，心想：这不是你自己吗？

    ⑤我们家住郊外，没有干净的理发店。我自己进城做个电烫，自己做头发，就可以一年半载不进城。我忽然发现她的“清汤挂面”发式，也改成和我一样的卷儿了。这使我很惊奇。一次我宴会遇见白杨。她和我见面不多，却是很相投的。她问我：“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笑说：“我正要问你呢，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们讲了怎么卷：原来同样方法，不过她末一梳往里，我是往外梳。第二天我换了白杨的发式。忽见郭妈也同样把头发往里卷了。她没有电烫，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我不免暗笑“婢学夫人”，可是我再一想，郭妈是“婢学夫人”，我岂不是“夫人学明星”呢？

    ⑥她来我家不久，钟书借调到城里工作了，女儿在城里上学、住宿。家里只我一人，如果我病了，起不了床，郭妈从不问一声病，从不来看我一眼。一次，她病倒了，我自己煮了粥，盛了一碗粥汤端到她床前。她惊奇得好像我做了什么怪事。从此她对我渐渐改变态度，心上事都和我讲了。

    ⑦她掏出贴身口袋里一封磨得快烂的信给我看，原来是她丈夫给她的休书。她丈夫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她有个儿子在地质勘探队工作，到过我家几次，相貌不错。她丈夫上军官学校的学费，是郭妈娘家给出的。郭妈捎了丈夫末一学期的学费，就得到丈夫的休书。那位丈夫想必是看到郭妈丑得可怕，吃惊不小，结婚后一两个星期后就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儿子。郭妈的儿子和父亲有来往，也和这个小他一二个月的弟弟来往。郭妈每月给儿子寄钱。我最受不了的事是每月得起着鸡皮疙瘩为郭妈读信并回信。她感谢我给她喝粥汤，我怜她丑得吓走了丈夫，我们中间的感情是非常微薄的。她太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辞她；她就哭，又请人求情，我又不忍了。因此她在我家做了十一年。

    ⑧奇怪的是，我每天看她对镜理妆的时候，我会看到她的“镜中人”，她身材不错，虽然小脚，在有些男人的眼里，可说袅娜风流。肿眼泡也不觉肿了，脸也不麻了，嘴唇也不厚了，梭子脸也平正了。

    ⑨她每次给我做了衣服，我总额外给她报酬。我不穿的衣服大衣等，还很新，我都给了她。她修修改改，衣服绸里绸面，大衣也称身。十一年后，我家搬到干面胡同大楼里，有个有名糊涂的收发员看中了她，老抬头凝望着我住的三楼。他对我说：“你家的保姆呀，很讲究呀！”幸亏郭妈只帮我搬家，我已辞退了她，未造成这糊涂收发员的相思梦。我就想到了“镜中人”和“意中人”的相似又不同。我见过郭妈的“镜中人”，又见到这糊涂收发员眼里的“意中人”，对我启发不小。郭妈自以为美，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她和我的不同，也不过“百步”“五十步”的不同罢了。

（有删改）

修鞋匠

侯德云

    元旦前几天，我走在路上，感觉好像地面不平。原来是鞋出了问题：后跟磨偏，挺严重。于是我不由得想起修鞋匠老刘。

    老刘长年累月在路边的老柳树底下忙碌。他的修鞋摊，夏天有凉棚，一张很大的太阳伞；冬天有暖棚，暖棚像帐篷一样，里边生着火炉，烟囱冒着烟。后来暖棚升级换代，变成一辆报废的微型面包车，锈迹斑斑，但还算完好，一个窟窿眼儿都没有。

    我一年总有三回五回，找老刘修修鞋，有时也找他擦擦鞋。老刘是那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能修鞋，能擦鞋，还会修伞……老刘脾气不太好。修鞋时，手上忙一分子，嘴上也忙一分子，叨叨叨，骂人。我对老刘骂娘这一业余爱好，颇有些腹诽。不过，至今我仍然觉得，老刘虽然手脏嘴黑，但他赚的钱，很干净。我敬重所有赚干净钱、花干净钱的人。

    发现鞋跟磨损的第二天中午，我去了老刘的修鞋摊，也就是“微面”。敲门，没回应。透过脏兮兮的车窗往里瞅，发现里面没人，只胡乱堆放一些杂物，他的修鞋工具，也在里面。

    怎么回事呢？你老刘享受教师待遇，放寒假了？

    我站在“微面”旁边好一会儿，才陡然想起，这么大个城市，不可能只有老刘一家修鞋摊。于是信步走去，从十字路口拐弯，向南。走出不到百米，发现路边一棵合欢树的树杈上，挂着一张纸牌，牌子上写着“修鞋，电话17153……”。合欢树旁边，是一堵墙。墙下，放着掌鞋的铁脚、补鞋机和马扎。还有一个木箱，上了锁。

    我掏出手机，给纸牌上的号码打电话。对方是一个老男人。我说修鞋。老男人说他吃完饭就来。

    终于见面，发现这位修鞋匠跟老刘完全相反，瘦。年龄看起来也大些。

    天有些阴，北风打着口哨，呜呜呜，像哭。瘦老头的衣装有些凄凉。一项老式火车头棉帽，一件黑灰暗格的外套，肥大且鼓囊囊的黑棉裤，老式大头鞋。这些天，我穿羽绒服都有点儿冷，这老头，你说他一天天怎么熬过来的。

    瘦老头扔给我一双棉拖鞋。我脱了皮鞋，递给他，说，打掌。

    瘦老头把一只鞋放下，拿出削皮刀，给另一只鞋的后跟削皮。这是程序。不削皮，鞋掌就粘不上。削了皮，涂上胶水。然后剪一块鞋掌，比量一下位置，嗯，好，粘上，压紧。把鞋倒扣在铁脚上，用鞋匠锤，砰砰砰，钉钉子。弄好一只，再弄另一只。

    瘦老头不像老刘那么爱说话。他不说，我说。

    我：老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瘦老头：70了。

    我：退休了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遭这份罪？

    瘦老头：退休？一个农民退什么休？

    我愣了一下：不是有社保吗？

    继续问下去，弄清楚了，瘦老头家住城市郊区，低保户，每年四千块救济费，不够日常开销，这才出来修鞋，平均每月有千八百的收入。

    我想起老刘的“微面”：那边，大柳树底下，那个老刘，好像不干了是不是？

    瘦老头：你说他啊，60了，退休了，拿养老金回家享福了。咱不能跟人家比啊。

    我：你怎么不搬到他那个地角啊，我觉得比这边好点儿。

    瘦老头：他倒是愿意我过去，想把那个车壳子卖给我，五百块。买不起啊。

    我吓一跳，一个“微面”壳子，竟然要价五百块。

    打好鞋掌，我穿上，试了几步，很好，地面很平坦。

    问瘦老头，多少钱？回答，五块。我递一张十块的票子给他，说，不用找了。

    瘦老头抬起头，看我的脸，笑笑：多要你的钱，怎么好意思。于是他硬找给我五元钱。

    这是他第一次抬头看我。

    瘦老头看我的瞬间，我眼前陡然飘来一大片一大片的雪花，密密麻麻。

    下雪了！一冬天没下雪，但愿这回，能正经地下它一场。天上有更多的雪花，朝我们姗姗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