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烙饼

汪曾祺

    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爸妈在很远的外地工作。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裤子。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再就是给他做吃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奶奶把饭做好了，就在门口嚷：“胜儿！回来吃饭咧……！”

    后来办了公社食堂。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可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掺假的饼子不好吃，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她从食堂打回饭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萧胜躺在炕上，听奶奶呼喽呼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在呼喽呼喽。他想，奶奶可能呼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起来了，呼喽呼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

    爸爸冬天回来看过奶奶。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有“营养”，叫奶奶抹饼子吃。奶奶叫爸爸拿回去：“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还是给奶奶留下。奶奶把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第二年春天，奶奶就不行了，她浑身浮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柜子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埋了。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萧胜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眼泪淌湿了枕头。

    爸爸拜望了村里的长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把一些能用的锅碗瓢盆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爸爸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也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萧胜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歪脖柳树……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一辆牛车来接他们。他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

    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摇摆着，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

    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

    萧胜的爸爸是学农业的，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锄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妈是学画画的，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他到草地里去看牛、看马、看羊。他采了很多蘑菇。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子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这是要干啥呢？爸爸说，要开会。会开了三天，参加会议的人在食堂的包间里吃了三天大餐。萧胜每天去打饭，闻到包间里飘出的各种香味。羊肉、米饭，他倒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的奇妙香味他连闻都没闻过。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他们开会。”“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擀了两张黄油面饼。烙熟了的黄油烙饼发出的香味，和食堂里的一模一样。妈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吃吧，儿子。”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大哭起来，边哭边高叫了一声：“奶奶！”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有删改）

听说书

孙犁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常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他们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儿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40岁上下。

    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馃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秆儿，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⑴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都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常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⑵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对饮

非鱼

    突然就想起那年冬天的故事。

    眼前出现了一幅晶莹剔透的画面。麦草搭的饭棚上，垂下一排长长的冰挂，掰下来一根，锥子一样，在手心里扎一下，凉凉的，痒痒的，咬在嘴里，嘎嘣嘎嘣，还有一股烟熏火燎的麦草味。

    大哥就是在这时候被父亲撵回家的。他从院门外跑进来，黑色的棉袄敞开着，露出精瘦凹陷的胸脯，棉裤弄湿了，沥沥拉拉甩着水珠。我大笑着喊娘：你的亲狗娃又闯祸了。父亲拎着一根棍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三天不打，你皮又发痒了不是？

    大哥已经撇着腿钻进了他的西屋，并牢牢地堵上了门。父亲把那扇四处走风的破窗敲得咣咣响：有本事你死里面！

    娘站在檐下，看到父亲的棍子没打到大哥，她呵儿呵儿地笑：又咋了？你们爷儿俩就是反贴的门神。

    父亲没打到大哥，一肚子火气冲着娘：惯吧，你就惯吧，早晚把他惯到监狱里去！大冬天跳水库，棉裤湿半截，看不冻死他。

    娘一听棉裤湿了，不笑了，立马换了哭腔：老天爷呀，我的亲狗娃啊，棉裤湿了看你光屁股上学，这败家的娃啊。

    于是，那天下午，大哥一直躲在西屋一声不吭，父亲在门外怒吼，母亲配合着吟唱。我一直玩着冰挂，弄湿了棉袄袖子和前襟，被母亲捎带着戳了几指头。

    这样的场景，像演电影一样，过几天就要演一次，只不过，大哥幸运的时候并不多。他经常会吃上父亲几拳头，或者挨上几鞭子、几棍子。父亲手边有啥，抄起来就向大哥抡过去。我有时候真怕他把大哥打死了，因为大哥在外面挂了彩，回来还要再受二次伤。父亲每次打他都会凶狠地说：打死你。

    娘看着父亲打大哥，除了流泪，毫无意义地喊着让父亲住手，也无能为力。她说：狗娃是你前世冤家啊，你非要他命，又何必生他。

    大哥在父亲的棍棒下，并没有成长为他希望的乖娃，而是长得和他越来越像，从脸上浓密的胡须，到宽厚的手掌，甚至说话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大哥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像父亲一样容易发怒，敢跟父亲叫板了。但父亲动手的时候却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争吵。两个声若洪钟的男人，在屋里对吼起来。其他人就完全被忽视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娘的规劝，就像落在他们肩膀上的一只蚊子，手一扬，就被扇飞了。

    我的记忆力就是这么好，想起这些故事，总要拿出来讲一讲，让那些孩子们笑笑。阳光从落地窗户上照进来，新打扫过的屋子散发着清新的味道。再有一天，就是除夕了。我给父亲送过年要穿的新衣服，大大小小十几口人提前聚在大哥家，有一种喧嚣的幸福。

    我问父亲：你怎么从小只打大哥，不打二哥三哥？

    父亲背对着阳光，我看不清他确切的表情。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一声不吭。

    我想问大哥，他说：好了，爹该洗澡了。

    大哥把父亲从沙发上搀起来，我看着两个背影一模一样的男人，慢慢地走向浴室。这个场景，如同饭棚麦草上一排排的冰挂，在阳光的照射下，光芒四射，让我想哭。从什么时候起，这暴躁易怒的父子俩变得如此沉默寡言，我竟没有发现。也许是从娘去世后，也许是从大哥成家后，也许更早。

    我站在浴室门口，看着玻璃花纹上映出的橘黄色灯光，还有蒸腾缭绕的水雾。我特别想知道，六十多岁的大哥给八十三岁的父亲洗澡，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大哥刚做完心脏手术三个月，父亲也在心脏同样的位置。放置过起搏器。

    水声停了。大哥说：搓搓背吧，省得背痒。

    父亲没有回答，浴室里安静下来。一会儿，我听见搓澡巾擦过皮肤的声音，很慢，沙沙沙的，像叶子落在地上，或者像细小的雨落在脸上。

    大哥问：重不重？

    父亲说：还行。

    浴室里重新安静下来。父亲咳嗽了一声，似乎想说什么，迟疑了一下，又咳嗽了几声。大哥说：是不是太热了，不舒服？

    父亲说：你，伤口，还疼不疼？

    大哥说：不疼了。

    父亲说：有病了，就注意点儿。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眼前出现的却是他们挥舞着手臂，瞪大眼睛，大吼着，谁也不听谁的吵架的情景。

    门开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男人又搀扶着出来。父亲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色红润。他眯着眼睛，说：四妞，今年拿的啥酒？

    我说：三十年西凤。

    他说：晚上打开，我和你大哥少喝点儿。

    那个晚上，父亲和大哥几乎不说一句话，两个人默默地倒一点儿酒，轻轻一碰，玻璃杯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一饮而尽。我们完全被忽视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幺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頗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

    “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

    “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地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

    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

    “府上在哪里?”

    “岳家湾。”

    “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朋霍费尔^①从五楼纵身一跃

蔡东

海德格尔^②行动筹划了已有半年，总是快成了，到底又没成。

以前，周末的时候，身为科大哲学老师的乔兰森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跟学生聊哲学，他说话不紧不慢，很随意地引述原典，一派闲逸迷人的风度。

那会儿，他才四十出头，圆寸发型很精神，身材又瘦高，站起来在阳台上踱步时，一步一步，像风吹动起铜管风铃，连脚步声都是清脆的。即使当着学生的面，她看他的眼神里也掩藏不住爱意。

说起来，她也算个热衷于家事的女人，兴头上跑几个超市买材料就为做一道程序烦琐的新菜。但现在大部分时候，她提不起兴致来，日子一天一天失去了柔韧性，心绪没来由就是恶劣无比。她听到了日子发出的声音，规律的让人听久了会发狂的声音。

现在，周素梅准备陪着丈夫，在回放里一集一集地找《天天饮食》看，看烦了就换成《西游记》。感谢电视，要是没有电视，这几年她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谁知他说不看，没什么好看的。

她说：“要不，就睡会儿觉去?”他茫然地摇摇头，说：“我想做个木匠。”

生病后，他说话就没头没脑地，但今天这句话还是让她愣住了。木匠?做了三十年夫妻，她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起，他想做个木匠。

她看着丈夫，此刻的他，是裸露的，诚实的。藉由脑部的萎缩退化，他再度成为长不大的孩童，那段幽密的记忆突然开始放光，纤毫毕现。

她点点头：“我知道了，知道了，原来你是想做个木匠。”

她看看表，已经五点多了。

她说：“兰森，等着我给你买点做木工活的材料；眼下，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我想一个人出去待一待，放个假，放几个小时的假，你能听懂吧?”

乔兰森点点头，他说：“马颊河的木匠最好。”

演唱会八点开始，她第一次看演唱会不熟悉情况，想着还是早去为好。她从储藏间暗格里取出麻绳，捋几圈挂在胳膊上，又搬出那把半年前她找遍家具卖场才寻获到的宽大舒适的座椅，跟沙发并排放好，确保椅子跟电视机之间的距离合适。

他看到崭新的木椅子，很欢快地坐上去。她赶紧抻着麻绳，把他拦在椅子上，先系上一道。接着捆胳膊，木椅子棱多，很容易穿梭打结，最后是绑住两只脚踝。打结的扣是死扣，但绳子绑得松，怕勒疼了他。

熟练，迅捷，闪电行动。她半张着嘴，脑子里一片空白。

看着她忙活，他一直笑，说：“你先绑我，一会儿我还要绑你。什么时候换?”

乔兰森终于被她绑在了椅子上。海德格尔行动，筹谋多时，大功告成。

她低声说：“我寸步不离地看护你，时刻提着心，在超市里买袋盐也担心，往购物车里放完东西，一回身你已经不见了。”

“我真的受不了，受不了了。”

她拿起皮包，检查了一下演唱会门票。挎上包，换鞋，开门，她听见他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你要走?”

她说：“我出去一下。”他继续问：“去哪里?”她背对着他，说：“你看电视吧，《猫和老鼠》。”

她迅速关上门，乘电梯来到楼下。经过天井时，她的步子慢了下来。她控制不住地想象家里的画面。也许，乔兰森正低着头，身子往前挣，想从木椅子上挣脱出来。就算他从麻绳里挣脱出来又如何，他被幽闭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脸上是智识诡异消失的蠢样子，不能思考，不能独立完成任何一件小事。

她猛然睁开眼睛，那只丈夫起名朋霍费尔的、早已被发现摔死在小区天井的白猫侵入进她的行程，这次白猫出现的方式跟以往不同，它不是被抱在丈夫怀中的，也没有躺在地上的光斑里。白猫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跳，摔死在小区的天井内。这幅画面如此真切，就像她亲眼看到过一样，画面里，白猫没有回头，一跃而下。

上楼，打开防盗门，冲进客厅，站在椅子前面。她惶惑地站着，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在家里。他笑了，说：“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愣了一下，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她回答道：“好玩吧?今天就到这里，先不玩了，晚上我带你去看演唱会。”

    她俯下身子去解那绑住他的绳子。

(有删改）

【注释】①朋霍费尔：20世纪德国神学家，著有《狱中书简》等。②海德格尔：20世纪德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