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犀利的观点认为，无智和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我以为不无道理，这种观点同样契合当下的散文写作。无智，就是指文章按照别人的思路来写作，没有自己的精神发现；无趣，就是指文字没有温度，文章里面很难生长出令人心生暖意和美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自先秦以降，直到晚明小品，出现了无数令人称道的名篇。后来八股文一统天下，用一色词章占领文坛时，古文走到了绝路。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希望找到新的智慧的表达方法，为汉语写作开掘新的可能。1917年白话文兴起，胡适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写作。直到上世纪30年代，众多民间沙龙和社团活跃文坛，它们有不同的美学追求，所创办的报纸杂志也各有特色，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就此出现，也涌现一大批有智性的作家。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散文写作受到一些制约，直到80年代有所改善。近几十年，散文写作较为老实、温吞，辞章也不乏优美之处，但往往缺少智慧的表达。

    在我看来，文章若想写好，除了作者的天赋和感觉，智慧和学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总的来说，文章不可缺失者三，一是具神思，二是能兴感，三是有美质。学者因兼具智慧和学养，其为文便兼备自由神思和美质，我称之为学者之文。现当代的学者之文有很多代表，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到后来的钱锺书、黄裳，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学者之文的精妙之美。除此之外，朱自清、俞平伯和废名等人也都属学者为文，都在有意地找寻属于自己的智慧的表达方式。

    而这种趣味和智性，对民国时期的散文以及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学者之文侧重于个人心灵的凝视，着重于纯粹审美和静观的写作。其中智性的凸显，标志着智性散文开始出现。当代“智性散文”的形态具体怎样，目前还很少有人界定。我给“智性散文”作了一个可以继续丰富的定义，即以感性方式呈现认知世界和表现自我的诗化智慧。这方面的代表有钱锺书、唐弢和吕叔湘。

    用智慧来写作的作家，情况比较复杂，作家里面有深厚学问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仰赖自己的天赋和生活经验来写作。其中一类有学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归到学者之文，如钱锺书的《围城》，非常优美，但实际上是学者的叙事语态。另一类作家，是发自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与学术的关系若即若离，巴金、萧红的散文都是这样。萧红的散文甚至是天籁，完全不仰仗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是东北黑土地上心灵和上苍交流碰撞而成的特殊文本，直到今天，她的写作依然受人称赞。这些都属于作家之文，它是靠天才、靠生命内延的丰富性以及对丰富性的深切打量和咀嚼产生的，一个时代不过几个这样的作家而已。

    中国几千年文章的发展之道，非常讲究文章学的内涵。文章学讲究写作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规律。以上谈及的学者们对文章之道有自己的会心之处，所以每每下笔，辄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现在很少讲文章学了，“文学”的概念与“文章学”也相去甚远。后来由于战争、革命，提倡大众文化，鼓励一般作家的写作，学者之文便越来越小众，成为象牙塔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文学发展的不幸。

（节选自《人民日报》）

    气节是我国传统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立身处世之道。气和节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

    “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提高和责任的加重。

（选自朱自清《论气节》，有删改）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格调作为诗论术语，是要求诗歌既具有美的形式，又具有大格局、高境界：前者是调的审美含义决定的，后者是格的人格、道德含义决定的。这两个字起初是并举而非连用的，连用之后，有时也还分而论之。

    皎然《诗式》中说谢灵运的诗“其格高，其调逸”，这里的格是就内容整体而言的，是谢灵运特立独行的人格转化成的精神境界；调不单指音调，是就形式整体而言的，指其音调和谐而自由，遣词造句纵心任情。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论格而不论调，如说郑谷诗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此格指的是诗的境界。又说晚唐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此格是诗人胸怀、境界赋予作品的总体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诗前三者大体对应于格，后二者则是对应调。严羽系统地探讨诗法，后世诗法及文法的基本问题大多不出此范围。宽泛意义上的格调论，包括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整体上效法古典还是重视新变的古今之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沧浪诗话》中都有所涉及，故而严羽被视为开后世格调论先河之人。

    “格”、 “调”在诗文评中的连用标志着格调论正式出现，但其含意不固定，有时偏于 “格”的含义，是就内容而言的思想境界：有时偏于“调”的含义，是就形式而言的审美性。

    因为格指诗歌体制、是观作品整体，所以就有了格局、境界的意思。概括明代的格调论，“格”是诗歌体制、整体格局，是知觉层面的诗歌内容，指代作品的境界和思想价值：调则是听觉层面的音节声调，与视觉层面的诗体——四、五、七言、长短句等相应，关乎情绪和感觉，不一定涉及意义。二者的结舍，是形式美与或高远或深沉境界的一体，只是在具体．的诗文评论中可能偏于某一方面的意义。

    格调论除讨论诗歌的形式与境界外，还展开了两个具有一般性的文论问题，一是崇古还是创新；二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主情还是主理。

    值得重视的是，当格调论涉及古今之争、情理之争、内容与形式之争时，道德与审美、人格与文风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从孔子、刘勰到韩愈，都注重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要求文章传播正确思想，培育健全情志，同时也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提出了高要求。明清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将人格与文章、艺术风格统一起来。作为格调论的总结者的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六朝发挥了秦汉乐府的形式美、音乐美，至唐诗格律工整，兴寄和诗教则有所缺失。他要求不仅学习唐诗的声律美，更要追溯古诗的思想境界。

    现当代学者论及格调时，同样是将人格和文风统一起来。评说一个人、一部书，一件艺术作品及其他审美对象之格调有无、高低，可能是道德评判，也可能是审美评判，可能是就内在精神境界而言，也可能是就外在风范而言，当然更可能是兼而有之。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如是说。

    的确，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人类如果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知识，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思想。即如培根，他的代表性著作《新工具论》所给予我们的，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新方法，新工具；我们凭借这工具，可以更便捷地打开思想之门。其实，方法论本身又何尝不是思想！思想产生于知识是一个事实，可是，知识是决不可能囊括思想和代替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申论学者的无知。用赫尔岑的说法，那些不带思想的学者，其实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地位，他们咀嚼着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惟是爱好咀嚼而已。

    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而言，思想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无论面对社会权力还是知识权力，则都是独立的。可以肯定，思想与标本之类无缘，是对范式的超越。它处在现实的维度上，即使用古远的材料构成，仍然显示着当下的指向。但是，它又不为现实所羁，它将焚毁既定的因而是“合理”的桎梏；在它的光焰中，有着未来世界的生动影像。洞穴里的哲学家常常瞥见这种影像。在古希腊，哲学家被称作“爱智者”，其实，智慧仍然是不能混同于思想的。智慧是磷火，不是石火和薪火，无须摩擦，撞击，自然也无须点燃。形而上学家的智慧，大抵用于建造空中楼阁，而思想是大地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

    当我们把一些富于思想或同思想有关的文字，从报刊和书籍中采集起来，编成眼下这样一种名为《读书之旅》的东西，本意就不是为了知识的重现，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专一期待着读者，从阅读——一种热烈的接触——中间，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

    卡代尔神父在讲说颜色的光学时说：“绘画中的黑色往往是火所致，火总是在接受它强烈印象的物体中留下某种腐蚀性和发烫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老是在灰烬和烟雾中辨认火，把这些看作是火的本质部分。他们念念不忘火的毁灭性倾向，惟独忽略生机。有谁会从绿色想到火的呢？有谁会从健康的肌体想到火的呢？虽然关于刀耕火种的传说，以及以火治疗的故事尚未失传，但也算不得真确的知识；在乡居的日子里，我却是无数次亲见了烧荒的大火的。那是何等气派的火焰，美丽的火焰呵！由是我被告知，火是与小百姓的生存有关的，放火当然也就不是秦始皇、希特勒一类名人的专利——把火把举起来！

（选自林贤治《旷代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