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童蒙教育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童蒙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生。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编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

    毋庸讳言，互联网已经成为舆情的最大集散地。而互联网公共生活这个子集，也正以加速度不断接近全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集。

    多年前，我们在思考：“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时至今日，我们不仅早就驶入“高速路”，更在加速前行。网络高速路上，能否清晰分配“路权”“责任”，能否树立更显眼的指示牌和界碑，决定着公共生活的秩序和品格。

    如果说河流奔腾靠地势高低落差是规律，那么以河岸约束控制流速就是规则。对于网络“新集体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规律无可抗拒，规则也不可或缺。的确，小如微信群，一旦乘以8亿多用户，即便是“封闭式”的朋友圈，也有海量受众。这就决定了公众与监管者都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

    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网络时代非同一般，社会面貌会变得年轻；而理解了网络与现实社会并无二致，时代思维会变得成熟。一年来，现实中的法律规则正用比以往更短的时间向新领域漫溯，公共生活的“经纬线”不断确立，界定着这个时代的公序良俗。

    公共舆论的判断力不能被新产品、新平台牵着鼻子走，而公共治理的方向则应该尊重民意。魏则西事件催生了“魏则西条款”，我们见证了国家工商总局第一次将“付费搜索广告”定义为互联网广告；快播案网络直播破除了“技术无罪”的迷思，“守护技术创新初心”的社会意识在深化；几起侮辱英雄名誉案中，法庭一锤定音，英雄名誉权背后的言论是有边界的；网上订餐平台黑作坊入驻被接连曝光后，各方都在推动订餐平台的职责从资质等形式审查向经营情况的实质审查过渡；面对公众对电商删除差评、泄露隐私的集体吐槽，电子商务法草案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意与法律的交响，构成了互联网公共生活的法治底色。

    不难发现，各大互联网平台承载舆情喜怒哀乐，也难免偶有失控、稍显混乱。个人固然不能免责，但平台也无法靠怪罪公众无“方向感”而脱责。仅从支付宝“圈子”上线引发的争议看，经过20多年锻炼的中国网民，虽或多或少还在抱怨互联网规矩束身，但正是他们，不自觉地熟练掌握规则的逻辑，呼唤规则的治理，叩问技术的伦理，对照法律看问题，面向监管找答案，让行为越界的互联网巨头屡陷“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各大平台与其说是在应对监管者，不如说是在应对它们的“上帝”，是在回应时代的新要求。

    舆情背后是“事情”，舆情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必然会从互联网平台延伸到现实平台。无论关注魏则西，还是医患关系，又或者是个人信息泄露，公众的问题是技术之外的生命权、安全权、隐私权，是现实生活场景中的普遍正义，这就需要治理的逻辑向生活更广阔的腹地延伸。

    同样是关注热点，这几年来的一个变化是：公共事件日益变成法治事件，舆情对热点问题的关注中，情绪的表达、信息的搜集之外，法治的思考、制度的诉求有了更重的分量。这样的趋势，体现在对毒跑道事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出现在对山东疫苗案的拷问中，也彰显在对电信诈骗案法治出路的求索中。那些不断深入的观点、表达，聚焦成有建设性的“光束”，对接着公共治理最前沿的议程，倒逼出更深领域的法治进程，照亮了公共生活的更多角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①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

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传入我国后亦常被冠以“侠”的称号——《三个火枪手》变成《侠隐记》，《巴黎圣母院》变成《钟楼驼侠》，《彼得·潘》变成《小飞侠》，……

②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③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是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这种 “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④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⑤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⑥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⑦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文艺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火热的社会实践，来自伟大的人民群众，来自深厚的文化情怀。

    作品是作家立身之本，实践是作品的立足之基。古今中外的名篇经典无一不是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时势变局的写照。人类的发展史、民族的苦难史、国家的奋斗史、社会的兴衰史、政党的成长史，都是伟大作品的原材料。没有饥寒交迫，就不会有《国际歌》的深沉、有力。没有山河破碎，就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激越。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今天，文艺当立足于大时代、大视野、大情怀，气势磅礴地呈现中华儿女正在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中国梦”。

    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书写历史的主人、贯穿时代的主线、推动进步的主力，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文艺的繁荣源自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艺的立足点，也是生长点；评判文艺的标准由人民掌握，检验文艺的成果由人民说了算，人民的满意度是文艺的着眼点，也是着力点。关注人民、体恤苍生，是文艺的本分。能不能闻见人民的气息，能不能感到人民的脉动，决定着文艺是不是有生命力。文艺的创造力表现在对人民心灵的深层观照、思想的高度映照、精神的真实写照。人民滋养文艺，文艺反哺人民。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权益，文艺义不容辞。

    价值观是文艺的生命。“文载道，诗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思想的峰峦。文艺的审美观，以道德观为轴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凝成中华道德文化的遗传基因。孝老爱亲、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等汇成中华民族的浩荡古风。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栉风沐雨地反复锻打一个“德”字，高尚的道德观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炽热滚烫的血脉里，也奔涌在绵延不绝的文脉中。

    文艺要有批评。文艺有两个功能不能放弃，一个是赞美，做满腔热忱的讴歌者，一个是批评，做训练有素的质疑者。不会赞美就没有温度，不敢批评就没有力度。“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是神圣的使命；批评的文艺与文艺的批评，是前行的双桨。文艺要做批评人性缺陷，抨击社会阴暗、针砭世相时弊的“啄木鸟”，也要做歌颂光明、赞美高尚、褒扬美好的“百灵鸟”。要提高人生境界、提升社会温度、增强生活信心、帮助群众进步，给人以希望。要赞美平凡中的伟大、平实中的崇高、平和中的智慧，对人民要关爱，怜惜、心疼，而不是淡化、矮化、丑化，甚至是谩骂、讥讽、羞辱。

    文艺要自重。要以思想的力量、道德的底蕴、智慧的光芒衡量作品的价值，而不是依靠虚情假意、矫情做作、滥情失范来迎合人性的弱点。文艺是市场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要做大文艺市场，而不能大搞市场文艺。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高考在更公平的基础上重新起航

（高 路）

    公平对中国而言的重要性，看看高考改革就知道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关于高考改革的几项措施个个都很有分量，但个个都跟公平相关。明年将有25个省份在高考中使用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制作的试卷，这是为了公平；今年将取消全部鼓励性加分项目，只保留扶持性的加分项目，这同样是为了公平；至于取消自主招生方面的推荐学校限制等，这更是为了公平。

    如何才能更公平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人人都希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行各业对专业素养的要求不同、侧重点不同，当然不能要求经历的考试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加分政策还是各省独自命题，或者是高校的自主招生都有其存在价值。这些政策推行之初也绝对不是拍着脑门决定的草率之举，也都是在一轮轮的质疑声中一步步推进的。这些政策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功绩，可无一例外的都遭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现实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都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公平的问题，让权力和金钱钻了空子。

    高考在人生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大过人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就是一场灾难了。改革向现实妥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理想，一轮深层次的改革可能仅仅只是开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而是一次在更公平基础上的重新起航。一个方面是社会对公平的呼声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更从容地应对效率的问题了。以前说一考定终身，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大为减少，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让个人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确实没有必要把棋子都押在进名校进热门专业上。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读普通高校也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从人生的选择看，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固然让人羡慕，但换个角度，其实读高职、走匠工的道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得成为科学家医生老师的，社会有足够多的职业能容纳下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人生梦想的人。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就现阶段而言，公平可能会牺牲掉一部分效率，但公平本身难道不是一种效率？没有公平，高考的存在基础都出了问题，又如何能解决效率的问题。没有公平，社会上充满对高考招生的质疑，损害的是整个国家的机体功能。高考的改革只能跟随社会改革同步进行，不能指望它超越社会独立于时代。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