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融与文明对话中包容的智慧

    ①有人说，世界的动荡不安源于“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将越来越深刻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怎样通过对话消弭人类的隔阂？这时，一种浸透着宗教精神的东方价值观——包容进入了人们的视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②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重新走向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时，社会形态也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开放、开明。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开放应是中国文化必然呈现的一种状态。从唐僧西天取经到郑和下西洋，从接受佛教到接纳遣唐使，传统中国曾有着对外开放包容的恢弘气度，而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更显示了中国知识阶层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寻求真理与复兴的不懈努力，显示了中国学习世界，融合世界的强烈愿望。

    ③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⑤儒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他在整理《五经》时，并不因为《诗经》中的齐文化内容而删掉齐诗，这正是他胸怀宽广的体现。孔子被后世誉为“集大成者”，其主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⑥中国古代研究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仁出发，亦可肯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圆满和谐。“和而不同”的模式对各种不同文化有相当宽厚的容忍性。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也许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

    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开明的中国更加渴望与世界对话。中国在传统文化精粹中找到了包容的智慧，希望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希望在文明的对话中找到和谐，找到中国未来文明发展的坐标。世界应该感觉到了中国人对于文明对话的自信和迫切。

    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最终将使东西方文化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用平等铺路，无差别尊重。与人为善，尊重个性，交换立场，平等众生 ——那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那就是多赢共和的结局，也就是包容智慧的体现。

    我们读经典，要有人文情境参与其中。人文情境，是指阅读经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下面谈“学术情境”和“艺术情境”两点。

    学术情境就是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可从如下学术关系来考察。

    一是“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经•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无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可谓精益求精。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二是“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三谈“得与失”。学习经典，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他曾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林语堂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的“舍利取义”思想是默契的。

    用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这种互为，是艺术情境。有人借用古代的“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情境的进阶程序：《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写了一段情事，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北梦琐言》记载一名宫女题写在红叶上的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表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身自由的追求，而古人又将此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艺术情境与学术情境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为“象征”。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

（节选自许结《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①历史上，国人曾有谣谶之信。何谓谣谶？谣，是歌谣；谶，为预言。简单地说，谣谶就是以谣为谶，用歌谣的形式演绎对未来的预言。内容主要包括占验个人命运和历史事件两种。前者如以燕子为题，影射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人生经历。而历史事件最著者莫过于王朝更迭。这类谣谶有的是一语成谶式的简单判断，如“亡秦者，胡也”；也有的是对完整过程的叙述。一首普通的歌谣何以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答曰：信仰使然。

    ②古人认为，“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徒歌谓之谣”。也就是说，谣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歌唱形式。事实上，最有可能成为谶谣的不是成人谣而是童谣。古人认为：“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童谣能成为谶谣，除了“出自胸臆”的“天籁之音”外，还有信仰上的因素。古人认为五星中的荧惑星（火星）降临大地化为儿童，歌谣嬉戏，而其所歌即是吉凶的预兆。

    ③《国语·郑语》记有周宣王时的一首童谣：“恹弧箕服，实亡周国。”（那卖桑弓、箭袋的人，就是使周灭亡的人啊！）历史应验了童谣之语，卖桑弓、箭袋的夫妇收养的弃婴，正是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妃褒姒。《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成书年代，或云春秋末期，或云战国初期。以最晚而论，应该说在战国初期人们已经有了谣谶的信仰。

    ④既为信仰之物，谣之所以成谶，源于两种基本的思维。一是相信语言的神秘力量。如古时候“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的农事咒语。二是相信已知和未知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人们总是试图破译这种神秘联系，先民龟筮占卜就是这种文化尝试的结果。相信谣谶的预言和相信卜筮的占验应该说基于同样的思维，只不过是所凭借的手段不同罢了。

    ⑤上述信仰被战国邹衍和西汉董仲舒所利用，并进一步系统化。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根据西周以来解释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创立“阴阳消息”与“五德终始”学说，用天事解释人世治乱，以之恐吓当政者，使其不敢不注意人事。首将儒家与阴阳家两种学说融为一体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他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皇帝的作为可以与天感通，上天通过“祥瑞”与“灾异”表达对皇帝的嘉许与惩戒。邹衍、董仲舒的理论因此也成为了中国谶纬之学的渊薮。“纬”是指方士化的儒生编辑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⑥今人看来，谣谶乃诳人之举，其人为因素昭然若揭。或人为作谣，以图成谶。如秦末篝火狐鸣中“大楚兴，陈胜王”的起义谣谶，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造势谣谶等等，皆属“当世有心人”之作，其目的无非是借谣谶以实现其政治企图。或穿凿附会，事后释谶。秦末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谣谶，关于这首谣谶的理解分歧不一，分歧的关键点是对句中“三户”一词的理解上。历史最终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附会空间，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人，亡秦主力西楚霸王项羽是楚人，建立大汉王朝的刘邦也是楚人。

    ⑦时至今日，谣仍在，人们仍会“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谶已无，以谣为谶的行为已难觅踪影。但如果就此说，相信占验、相信预言的谣谶式思维已从现代人的大脑中剔除干净却显武断。有人在观看了好莱坞惊悚片《2012》后，就把现实中的诸多灾害与片中玛雅人的预言相互联系。我们不敢确定这种疑虑是人们真实意图的流露抑或是茶余饭后的戏言，但我们倒是更愿意相信它是后者。

（节选自刘汉杰《历史上的“谣谶”》）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在飘着檀香和乐声的茶馆里品茗闲谈，成为今年以来浙江杭州市受人关注的一道新风景。每当夜幕降临，西子湖畔，一盏盏的红灯笼点缀着夜色，这是杭州城茶馆的标志。他们给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一个放松、休闲的地方。

    过去，在以名茶驰誉中外的杭州，茶馆一般都很简陋，几个白瓷杯，不讲究的茶叶，茶客也多是在风景区走累了的旅游者和退休老人。

    最近几年在杭州兴起的茶馆，同过去的茶馆完全不同。它们临湖靠山，装饰讲究，茶具、茶点也十分精致。这里不仅有各种名茶供顾客选择，还可以欣赏到各种流派的茶道表演。茶馆的主人，大都懂茶爱茶，能亲手为顾客表演茶道，或是娓娓动听地讲有关茶的各种典故、故事。水云间茶缘阁的女老板说，经营茶馆，盈利不错，还能传播历史悠久的茶文化。

    一星期总要到茶馆去一两次的公司职员郑丹说：“茶馆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特别能让人静下心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这是个很好的休息和交友的场所，也可以将一些工作、生活中的事带到茶馆来处理。”据了解，有这种想法的人在茶馆中极为普遍，中国人的传统社交场合——酒宴饭桌在他们心中已慢慢遭到冷落。

    杭州这样的茶馆，茶价最低每人30元，最高120元。在西湖边滨湖路，短短的100多米内就有六七家茶馆，夜夜高朋满座，常至凌晨。

    一位社会学家说，从茶馆“红火”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讲究生活质量，越来越讲究生活方式的文化内涵。

数字经济的场景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征突出，数字经济做强做优需要产教深化融合。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产教融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提出“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深度融合，对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产教融合能够打破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藩篱，有效集聚各方创新要素，增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的匹配度。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强对数字化产业的支持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教融合的参与主体愈加多元化、复杂化，高校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形成开放的复杂生态系统。合作主体从松散的合作形式向开放合作发展，最终形成有机融合的共同体，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系统的协调性和有序度。而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互联互通，促使各主体之间协同发展，共赢共生，使得产教融合具有更加显著的连接性、系统性等。因此，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深度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既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又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厘清产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中的决策主体和实践主体，建立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第一，产教融合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可以采用总设计和总指挥两条指挥线的社会系统工程管理体系。首先要设立负责产教融合设计的实体机构，研究产教融合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实施总体方案的方案。总设计部由高校、企业、政府以及行业专家组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专家体系、产学研、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智能和智慧优势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当前，已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联合组建实体化机构，破解长期掣肘产教融合的关键问题，比如组建数字中心、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以及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次，确立产教融合实施的总指挥，负责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总指挥根据实体机构设计确定的总体方案组织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推进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由此形成产教融合系统中的两条线：一条是设计部负责的设计师指挥线，另一条是总指挥负责的总指挥指挥线。这两条线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产教融合。

第二，完善产教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激发产教融合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要将产教融合的总体方案和总体实施方案落实到各实践主体，需要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各实践主体的协调性。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支持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数字资源优势，搭建数字化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有效发挥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在产教融合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建立起系统和有效的产学互动。另一方面要整合产业中各层次的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等人才资源，多方共同参与数字课程的开发、教材的设计、实践基地的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加强教学资源数字化、课程及师责数字化、教学方式数字化以及教学管理数字化，联合培养真正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具备国际视野和新思维、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素养、较强的数据决策与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人才。

第三，将产教融合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构建课程思政、学术思政以及实践思政等多渠道融合的有人体系。以协同育人机制提升人才发展效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高素质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是促进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以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路径。要在课程与实践教学中挖掘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元素，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学生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积极开辟校企联合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以创新创业为先导，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奋斗精神，从而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数字化人才。

（摘编自刘洁、寇明婷《深化产教融合，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