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塔元培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

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选自2015年7月6日《人民日报》）

    近来，《无问西东》等影视作品相继登上热播榜首。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生动传奇，叙事布局环环相扣，人物形象立体饱满。然而它们最引人注意的闪光点却不是这些，而是结尾时主人公之间关于信仰、生命和爱的对白。其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标志着中国当代战争文艺作品的表达力和反思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战争文艺作品的自信力开始变得真正强大，因为只有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自信力，才会产生相应程度的表达力和反思力。

    就战争题材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对战争进行了回望性的思考，但在创作主旨、审美理念和写作手法等方面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八十年代之后，战争文艺创作开始摆脱单一性态势，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和国家民族形象意识较强的重构型作品，如《红河谷》等作品。新世纪以来至今，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哲理反思型的战争文艺创作逐步成熟，如《集结号》等。这类作品对生命个体的战争体验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追问，对宏大战争历史进行了本质性的探索，具有浓郁的生命哲学思考和理性精神叩问的色彩，达到了中国战争题材文艺创作的新高度。《无问西东》等作品能做到在叙述历史、表现战争的同时，既真切再现了战争年代的惨烈风云，又在再现时拥有着足够的自信，对战争双方的个体都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达到了从容自信、包容悲悯的哲思之境。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既在经济层面上走向了繁荣与富足，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出底气十足的大国自信，更在文化领域建构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新体系。这一体系接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在开放化、多元化的语境中确认了前行的思想资源。这一种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思想， 使得文艺作品具备了超越性的自我生长力，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哲理反思品质奠定了思想资源。

    战争文艺应当表现战斗者的牺牲精神和英雄壮举，也应当探索战争的历史意义，但却不应热衷于简单地表现胜利方的欢欣之情。战争文艺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战争如何影响了人，影响了人的身体、生活、命运、灵魂，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质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故事。中国文艺虽然不能回避诸多不足，甚至也有过大量“抗战神剧”一哄而上的情况，但我们相信，有了立足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底气和全球化的视网，有了来源于强大自信的深刻反思力，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有着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

（摘编自赵启鹏《战争文艺的新时代品质》）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让历史文化滋养当下

    今年元旦，一部系统展现中国文物体系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开播，牵引观众目光跨越华夏大地八千年历史；正月初一，一部演绎中国历史传统诗词的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火爆荧屏，以富有创意的形式带领观众传唱中国的历史精神。这些与历史有关的文艺创作，都遵循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发掘了真实的文化精神，用影视作品对过往优秀事物进行了梳理与传扬，以此激起了人们对待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进一步增进了人们面向未来的共识与期待，作品本身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人类历史的每个发展时代，都必然自过往的岁月行进而来。先人的创造与发明，前人的经历与精神，会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当下的选择。在历史给予的力量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在与历史的对望中看清来路、认清自己，在对历史的推动中完善进步、创造未来，是历史的意义，也是当下的担当。对历史怀有同情和理解，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与浸润，更是艺术之花得以绽放的重要通途。遵循真实的历史框架，为创作获得丰富的素材空间与扎实的受众认同，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选择历史题材时首要看重的原则。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彩色电视开创与发展时期令无数观众津津乐道的《唐明皇》《雍正王朝》等，到二十世纪以来在新旧媒介竞争异常激烈环境下依然脱颖而出的《孔子》等，真实的历史框架总是能给艺术带来丰厚的创作土壤，为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与认真思考，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产生掷地有声的心灵回应。

    发掘真实的历史精神，寻求宝贵的历史价值，为艺术审美带来丰富的精神感触，为社会发展带来崇高的文化气质，这是第二重值得历史题材创作者积极探索的话题。古代历史题材中那些或风骨高洁，或胸怀天下，或壮志凌云，或故土情深的人物形象，近现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舍生取义、一心为公、为国牺牲、为民捐躯的英雄精神，当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视野开阔、自信开放、不断创新、追求理想的时代场景，在《闯关东》《十月围城》《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影视剧里，在《金山》《千年菩提路》《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纪录片里，在《朗读者》《信·中国》《经典咏流传》这样的综艺节目中，实现了对当下的有效融入，完成了与当下的有效对话，让今人的精神受益于历史文化的滋养，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中国。

    了解真实的历史源流，不忘真实的历史伤痛，反思真实的历史问题，展现真实的历史华章，传承并弘扬优秀的文化脉络，为中华民族带来身份认同的增强，为中国民众带来凝聚力的提升，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涉及历史题材创作时的重要共识。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反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基础性论证。

    《周易》“革卦”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原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海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历史进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设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作文与运思

朱光潜

①作文章通常也叫做“写”文章，在西文中作家一向称“写家”，作品叫做“写品”。写须用手，故会在中文里有“眼高手低”之说。这种语文的习惯颇值得想一想。到底文章是“作”的还是“写”的呢？创造文学的动作是“用心”还是“用手”呢？

②一般人作文往往不先将全部想好，拈一张稿纸，提笔就写，一直写将下去。他们在写一句之前，自然也得想一番，只是想一句写一句，想一段，写一段；上句未写成时，不知下句是什么，上段未写成时，不知下段是什么；到写得无可再写时，就自然终止。这种习惯养成时，“不假思索”而任笔写下去，写得不知所云，也是难免的事。文章“不通”大半是这样来的。

③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里想好，写只是记录，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主张的。苏东坡记文与可画竹，说他先有“成竹在胸”，然后铺纸濡毫，一挥而就。“成竹在胸”于是成为“腹稿”的佳话。这种办法似乎是理想的，实际上很不易做到。第一，我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所能及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度，把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文章都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同时注意到每字每句每段的线索关联，并且还要一直向前思索，纵假定是可能，这种繁重的工作对于心力也未免是一种不必要的损耗。其次，想到一点意思，就必须把它写下来，否则那意思在心里只是游离不定。好比打仗，想出一个意思是夺取一块土地，把它写下来就像筑一座堡垒，可以把它守住，并且可以作进一步袭击的基础。第三，写自身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助力，既在写，心思就不易旁迁他涉。

④我个人所采用的是一种折中办法。在定了题目之后，我取一张纸条摆在面前，抱着那题目四方八面地想。想时全凭心理学家所谓“自由联想，不拘大小，不问次序，想得一点意思，就用三五个字的小标题写在纸条上，如此一直想下去，一直记下去，到当时所能想到的意思都记下来了为止。这种寻思的工作做完了，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标题看一眼，仔细加一番衡量，把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开，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再在其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另取一张纸条，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写成一个纲要。这纲要写好了，文章的轮廓已具。每小标题成为一段的总纲。于是我依次第逐段写下去。写一段之先，把那一段的话大致想好，写一句之先，也把那一句的话大致想好。这样写下去时，像上面所说的，有时有新意思涌现，我马上就修改。一段还没有写妥时，我决不把它暂时摆下，继续写下去。

⑤寻思是作文的第一步重要工作，思有思路，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在蔽塞时，我们是否就应放下呢？

⑥福楼拜有一封信札，写他著书的艰难说：“我今天弄得头昏脑晕，灰心丧气。我做了四个钟头，没有做出一句来。今天整天没有写成一行，虽然涂去了一百行。这工作真难！艺术啊，你是什么恶魔？为什么要这样咀嚼我们的心血？”但是大凡优秀的作品未始不从这种艰苦奋斗得来。元遗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作家看重“苦心”，于此可见。就我个人所能看得到的来说，苦心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拨茧抽丝，鞭辟入里 ， 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此其一。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是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豁然贯通”，普通所谓“灵感”大半都先经苦思的准备 ， 到了适当时机便突然涌现，此其二。难关可以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此其三。

⑦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浮浅，由困难中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