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的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导致了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造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个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遍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却又面对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非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社会上尽管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礼仪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礼仪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代表着社会的价值观念。从基本框架看，礼仪文化蕴含着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观念。第一，追求善良的价值观念。从个人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向善”的价值追求。孟子认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它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皆为“善端”，由此形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礼仪表现出善良的人性，雍容大度的仪态，彬彬有礼的行为，庄重诚敬的仪式，表明与人为善的态度，善良宽容的心灵。第二，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念。从社会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为和”的价值追求。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礼仪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标的行为规范，礼让包含对自我的克制，对他人的理解，体现以礼待人的尊重，乐群贵和的美德。第三，追求秩序的价值观念。从国家的视角看，礼仪是一种“有序”的价值追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国无礼则不宁”。孔子以礼为基础，提出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进而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礼仪是经世治国的道德秩序，人们遵循礼仪规范，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国家就会秩序井然。

    中国礼仪文化根植于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思想的印迹。然而，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提炼一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将礼仪文化中蕴含的向善、为和、有序的价值观念，放进现代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科学的阐释，就可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与友善、和谐、文明、法制等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礼仪文化有着深刻的价值观内涵，传统礼仪文化教育也有着其独特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礼仪文化教育的优势，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礼仪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礼仪文化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落实。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现代礼仪文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价值观内涵，对善良、和谐、秩序的价值追求进行提炼，与友善、和谐、文明、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联系起来进行科学阐释，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使核心价值观落小为礼仪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

    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使礼仪文化变成礼仪行为和礼仪习惯。中国礼仪文化强调自律，西方礼仪文化强调他律。我们应该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保障各种礼仪规范和公约守则为人们自觉地遵守，或者从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同时，通过一些仪式和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使礼仪文化成为每个人的礼仪行为，变成全社会的礼仪习惯，在传播核心价值观中发挥重要作用。

    张岱年先生主编了《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而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是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这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在讨论老子时就阐释了“道为万物之索”“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物，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老子的有些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透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这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这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他在书中还提出任何文化形式都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着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关增建

①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          。

②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下面是《晋书·天文志》的有关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① ， 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② ， 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③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④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

③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④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有力挑战。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⑤这场争论涉及与有关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说所作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⑥但是浑天说也着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

⑦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这场论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这场论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⑧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这场论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这场论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场论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有删改）

（注）①槃同“盘”，木盘，古代盛水器皿。②隤，下降。③丽，依附。④重差：汉代测望太阳高、远的方法。

材料一：

完整准确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包含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拒绝空谈和教条，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真正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理论必然反映实际，切中实际的需要；反之亦然。理论的力量终究是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不能够直接“改变世界”。另一方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内在包含“实际要联系理论”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找出规律性的特点，使之上升为理论，为进一步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实际联系理论”与“理论联系实际”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是“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这一要求的两个方面。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违反“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些不正确倾向和思潮有所抬头，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实际要联系理论”这一重要视角。

一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轻视、鄙薄理论的作用。一些同志认为，具体落实工作，只要有实际经验就行了。“讲理论是耍嘴皮子，做好工作还得靠实干”，在决策上吃老本，按照老经验、老办法决策行事，不结合时代的变迁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我们重视经验，但绝不局限于经验，更不迷信和受制于经验。经验主义所崇奉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往往导致片面化。经验主义信奉“土教条”，因而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经验若不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经验。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既反教条主义又反经验主义、既反“洋教条”又反“土教条”的原因所在。要防止将本地区本部门一时的、局部的、片面的经验夸大为普适性的“规律”，照抄照搬。

二是事务主义。事务主义表现为长年累月从事具体事务、重复单一工作，有时甚至沦为缺乏创造性的执行工具，荒于学习，懒于思考，疏于总结。邓小平指出：“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事务主义容易导致庸俗化，往往与不良作风、文风、会风紧密关联。工作上的事务主义反映的是学习上的实用主义。学习上的实用主义表现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对自己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断章取义，为我所需。

三是去主观主义。去主观主义指否定主观能动的反作用，不能理解社会过程中主体因素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理论虚无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随遇而安，以一种被动的精神状态对待生活，以一种随波逐流的职业心境从事工作。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必须强调主观条件对客观前提具有能动作用。人们必须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客观规律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行为和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就要把握好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必须既强调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又重视发挥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和去主观主义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表现为忽视、轻视甚至敌视理论，没有做到实际联系理论。在理论阐释层面，这三种倾向多用“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认识”来兜售其轻视理论的理论虚无主义主张。只有既坚持在理论指导下实践，又坚持用理论总结实践，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

（摘编自王巍《完整准确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有删改）

材料二：

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