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中华的先民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这反映出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非凡事迹的文学表达。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古代神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如嫘祖发明蚕桑，仓颉发明文字，伶伦制定乐律等）．中国的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分明是一位人间领袖的英雄事迹，哪里有丝毫的神话色彩？

    既然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伦的幸福、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源于人的内心，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尚书》说：“惟人，万物之灵。”《礼记》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些论断颇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人在宇宙间地位的确定。．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主要对象。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他们的关怀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生。

    所以，中华的先民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认为解决人间的实际问题才是思想家的当务之急。一句话，中华先民的理想国就在人间。一个鲜明的例证是，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与人间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至于河姆渡、大汶口文化中都有发现的陶鬶 ，呈猪形，呈狗形，更是先民畜牧生产的直接表现。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例如记载在甲骨上的一段上古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它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雨水的期待，倾注着以农为本的古代先民的喜怒哀乐。虽然在中华文明史初期产生的艺术品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是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汉代的墓葬壁画中常见伏羲女娲之类的神话题材，而唐代的同类壁画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至于在思想界，则从孔子开始就确立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孔子教导弟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于鬼神及彼岸世界等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命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既是机敏睿智，更是实事求是，因为先民们思考的对象就是人间，就是现世，以人为本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莫砺锋《诗意人生》，有删节）

人物品评在我国发轫甚早。《尚书》中“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把人分为正直、过于刚强和过于柔弱三类。《诗经》有对“君子”品德之良善、神态之庄重、胸怀之宽广、威仪之显赫的赞叹。春秋时叔孙豹提出著名的“三立”说，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既为士人提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也隐含着对不同人物的品评。

    先秦诸子从各自学说出发，对人物个性修养或境界进行品评。孔子重视“知人”，根据德行修养将人物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等，强调“听其言观其行”。孟子提出通过眼神观察人品邪正的品鉴方法，主张了解人物所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

    先秦时代还诞生了与人物品评密切相关的谥法和相人术。谥法是指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评价褒贬、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谥法产生于西周初年，废止于秦，复行于汉，历代沿用，直到清帝逊位才废除。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贵族、大臣死后定谥，一般先由亲友向朝廷呈“行状”，提请求，然后由礼官依死者生平功过，按谥法议谥，最后呈报皇帝定夺，下诏赐谥。士大夫死后由亲族、门生、故吏自行命谥，称私谥。谥法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化、特殊场合使用的盖棺论定式人物品评，是我国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区别尊卑、惩恶扬善，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相人术是通过探察人物骨骼形态、音声大小、毛发颜色以及某些特定部位凹凸等体貌特征，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贵贱贫富寿夭等的一种方术。相人术虽长期处于民间地位，受到质疑批判不少，但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就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而言，相人术与人物品评都是从人物仪容、举止等外在表征出发，探究人物内在品质或未来命运。而相人术是预知人物的富贵寿夭，人物品评是体察人物的德性才能。汉魏人物品评的兴盛，与当时流行的相人术不无关系。

    汉代以来，官方主要以“察举”“征辟”方式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这就使人物品评与厚风俗及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汉代不少歌谣谚语涉及人物品评，足见风气之盛。曹魏政权继承曹操以才用人思想，制定“九品中正制”，在各州或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品评人才。这样，如何分析考察人物的才能并划分等级、予以任用就成为现实政治问题。随着门阀士族势力扩张，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形式，人物品评的政治意味慢慢淡化，而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发展起来了。《世说新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审美性人物品评的状况，堪称审美性人物品评的渊薮；审美性人物品评大体包括“才情、思理、放达、容貌”四个方面。魏晋人的审美品评与原先政治性的品评相比，不是诉之理智分析，而是诉之直观、想象和情感体验的。这种转变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诗品》《画品》《书品》《棋品》《曲品》等一系列著作。

（摘编自陈斐《人物品评》）

    近年来，每逢春节便刷爆社交网络的返乡日记，道出的不仅仅是凋零的劳动力、解体的乡规民约、高昂的娶亲负担这些表面现象，浓郁的乡愁背后，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人集体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一篇又一篇的返乡日记，记述的是残留的小农经济形态解体过程中的乡村巨变和个人蜕变。而这些看似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背后却有文化的深层推力。文化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性格特征、处事风格，而这些都可以在历史回溯中窥探其奥秘。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大地饱经沧桑战火，但没有像其他任何一个古文明发源地那样分崩离析。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寻常百姓家，得到代际传承。中华文明能够躲过岁月的刀斧、能够抗击少数民族的金戈铁马，其答案就在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经济形态，农耕文明早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人们逐水而居，春播秋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从肥沃的土地中收获上天的馈赠，过着与游牧民族饥饱不定、奔走疲惫的迁徙生涯截然不同的富足生活。当农耕经济逐渐推广到整个中原大地，儒家文化也日渐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扩充，并由上至下推行，深深渗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外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从而演绎出数千年来稳健发展的人情百态。

    所以说，天人合一，尊老敬上、友善勤劳、守旧谨慎、善恶报应、祖宗家法这些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观念，是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根本上都是由农耕经济形态决定的。农耕经济形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样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也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

    然而，社会意识观念必须适应社会存在，否则就会制约社会的经济发展。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农耕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已经席卷着我们进入现代化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适宜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中华文明已无法完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文化的滞后性必然导致这样的情形出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遭受从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样态中撕离出去的苦痛，在旧观念与新常态格格不入、新观念尚未形成确立之际，难免陷入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两难境地。

    因此，如何审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锋，不仅关系个人的安身立命，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如果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的“遗老”不仅难以在现代工商业活动中收获事业成功，也难以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现实冲突中求得心灵安宁。如果全盘抛弃传统文明，生搬硬套西方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明基础上生发演绎的现代文明，那不啻于邯郸学步，会使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我们成为无根浮萍，随波逐流，沦为附庸。

    所以，理性清晰地思考传统文化，慎思明辨地融入现代发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而成的圈牢。

（摘编自2016年2月24日光明网《光明时评》）

透视“李约瑟难题”：呼唤创新文化

    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曾经有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确实，元明以前，华夏大地在科技和经济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科技的突破和工业的崛起，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却纷纷落伍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比较近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中心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由弱向强的转移，是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17，18世纪，那里有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为牛顿等科学家提出超前的、有创见的理论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其先进的市场意识、商贸手段也为蒸汽机等技术发明和产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是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和产业中心。

    我们再看看德国在近代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德国的迅速崛起，要归功于德国哲学思想的活跃以及宗教改革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政策措施的实施；归功于学校教育方面的创新，归功于将大学专业教学与专业研究结合起来，促使大批的青年人才直接参与科学前沿的探索活动，促成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因素的长期积累。这种新型模式催生了现代大学研究开发机构，为科研和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开辟了培养创新人才的先河。

    现在世界科技和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也是通过文化创新而后来居上的。美国为什么能够成功？最大的因素，是有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

    古今中外的例子充分证明：一流的成果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的环境。不论是技术创新、科学创新、体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都是一种求异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其最大特点是探索，是敢想敢试敢闯，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而且失败的可能性甚至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需要重大的人文创新来导引，需要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技术的突破、体制的改革，最后都归结到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因时代、政治、身份及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文学“自娱”有不同的理解。原本“自娱”之文，接受者却能看出善和知识，将其视为严肃的作品。自娱的曲子词也能从中发现微言大义，“自娱”的戏曲、小说也可经典化、雅化。原生态的“自娱”之文衍生出其他功能。

    原非“自娱”之文，接受者又从中发现娱乐成分，将经、史、子及正统古文“小品”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以游戏轻佻态度对待庄严典重的经典之作。如晚明陆云龙辑《公穀提奇》，以“奇快可喜”为标准看待和选辑儒学经典，原本用以修身养性、经世致用的高文大典也为我所需，自娱自乐。这是“娱”的“泛化”。

    原本有“自娱”成分的作品，后人见仁见智，有的只重自娱。从接受心理上看，普通读者偏嗜接受“自娱”之文。

    对同一作者的作品，读者也是各取所需。如明末张大复兼擅古文和小品，但世人多欣赏其自娱的小品，只求捧腹解颐，而不喜严肃正经的古文。不同文体对“自娱”有不同的要求。按传统、正统观念，文载道，诗言志。正宗的古文是廊庙文学、载道文学、事功文学，不是用以自娱的。诗言志抒情，可兴、观、群、怨，净化心灵，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也不是单纯的自娱。词、曲小说则以自娱为主。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云：“词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功名，次复不能图显利，拾文人唾弃之余，供间谑浪之具，不过无聊之计，假此以磨岁耳，何关世事。”又说词曲作者是“正业之外，游戏为此”。认为词曲是超功利的纯然消遣自娱的文体。弁山樵子《红楼梦发微》也说：“夫小说，一茶余酒后之消闲品耳。”创作小说是消遣自娱，阅读小说也是消遣自娱。

    不同文体对“自娱”的不同要求也是相对的。写古文同样可以“自娱”，如韩愈写《毛颖传》《送穷文》即是自娱。晚明兴盛的小品实是古文的休闲化。汤显祖《答张梦泽》中将用以“自嬉”的“小文”与“长行文字”“馆阁大记”对举，“小文”只是自娱而已。历代宫体诗、香艳诗、闲适诗也多是自娱。不少小说、戏曲娱乐与教化功能兼而有之，是“寓教于乐”，有些小说、戏曲政治色彩浓厚，则完全脱离了自娱功能。

    正统观念中，某些文体如诗、文、赋地位越高，则越轻视其“自娱”功能；相反，某些文体如戏曲、小说地位越低，则越重视其“自娱”功能。

    任何一种文体于民间初兴时，皆是自娱娱人，文人人偶尔染指，也多是自娱，后来便逐渐被统治者利用，政治化、功利化，原来的自娱功能反遭贬低排斥。但“自娱”功能是一脉不断的。这是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文学现象。

（摘编自欧明俊《古代文论中的“自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