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

                                                                                 “彩虹鱼”：中国深潜新利器

       国际上对海洋的深度区间是这样划分的：3500米至6500米为深海，6500米之11000米为深渊。要使中国在深潜方面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须尽快研制出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蛟龙”号研制的基础上，“彩虹鱼”号向11000米深渊极限发起了挑战。

       根据“彩虹鱼”项目总体设计，探秘深渊将是协同作业：以“彩虹鱼”号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为核心，配备1台无人潜水器，3台着陆器和1艘4800吨级的科考母船“张骞”号。这些科学设备共同构成全国海深的“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凭借这一世界领先的实验室，科学家可以对全球26条6500米以下的深渊海沟开展系统的科学普查，获取珍贵的深渊资源样本，建立深海生物DNA数据库，从而带动深渊生命科学、深渊地址与资源科学研究的开展。

       然而，探索万米以下的海底世界绝非易事。试想一下，下潜深度达到11000米是一种什么体验？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放在沟底，峰顶都不会露出水面。那里的海水寒冷刺骨，黑暗无边无际，还要承受约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足以摧毁大客部分科考设备。因此，“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需要克服压力巨大、深海低温和深海供氧等难题。

       正在研制的“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有望成为国际上首个作业型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与7000米级的“蛟龙”号相比，万米级“彩虹鱼”号再外形设计、 制造材料、 设备抗压能力、 电力系统等方面均需升级换代，提升各项性能，根据设计方案，与胖鲨鱼外形的“蛟龙”号在海里垂直下潜不同，“彩虹鱼”号呈瘦长的鱼雷状外形，在海里将采取45度倾斜下潜的方式。由于抗压能力要求高，“彩虹鱼”号载人舱的制造材料也与“蛟龙”号不同，需要使用优于目前常用的高强度钛合金的新型材料——马氏体镍钢。在稳定翼、舾装系统、声学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等方面，“彩虹鱼”号均需提升相应的耐压性能。在电力系统方面，“彩虹鱼”号正在研制寿命更长、 动力更大的锂电子电池。

       2015年9月，“彩虹鱼”号万米级五仁潜水器和着陆器在南海海域完成海试，最大潜深为4328米，标志着我国探秘“万米深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按照设想，2016年，无人潜水器和着陆器将利用新的科考母船去冲击马里亚纳海沟；2018年，完成载人潜水器的研制；2019年，力争让中国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研究。

       万米级深渊科技流动实验室建成后，将具备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所没有的万米深渊作业功能，能够填补我国在深渊科技这一前沿科技领域的空白，提升我国开展大洋深海交叉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占领世界深渊科技研发的制高点。

                                                                                                                                                                          （取材于张欣、张建松等的相关文章）

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有人据此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有删改）

    分享经济，又名共享经济，指的是通过人人参与，借助互联网平台，把各类过剩的消费资源、尤其是数据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倡导人人分享，实现体验式消费，进而促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创造新的生产红利和消费红利。

    美国著名的Zipcar租车公司，就是把各种闲置车辆及其信息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Zipcar的会员用车时通过网站或电话搜寻，即可发现距离会员最近的车辆情况和使用价格，然后会员可自主选择并预约用车，用完之后在约定时间内将车开回原处。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淘宝网，其实也是成千上万大中小企业、成千上万用户借助互联网平台，让成千上万的产品和商品价格、产品数量、广告、厂商、消费者甚至信用等各类信息透明化，通过人人参与，平台分享，公平竞争，大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也扩大消费需求。

    分享经济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应，原因就在于分享经济强调分享式消费和消费式分享，即消费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为他人消费提供供给和创造创新的过程；同时，分享经济的背后也提出了一个今天我们如何更好解决过剩的问题。当今时代，高速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生产高速增长，实际上带来了“全球性过剩”，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大量的资源、产品和服务处在闲置和过剩状态，因此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把大量的“闲置”重新配置，加以利用。这显然顺应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分享经济也意味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工业化甚至更早时代，经济增长更加强调生产、强调效率、强调产出率，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办法就是实现分工，通过分工产生效率，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达到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和市场分工，在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剩；强调分工促进增长的同时，也由于生产环节细化、甚至全球化分工，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反而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为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数据等，能借助分享平台整合价值链、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解决过剩经济时代的供求失衡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参与的大数据分享正在带领人类从分工型经济走向分享型经济。

    当然，要让分享经济真正有效地满足人人参与、人人分享，需要每个参与者、分享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其背后也是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诚信体系的考量。在此情况下，政府通过依法干预和合理监管，确保分享经济建立在诚信有效的基础上，也是分享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权衡《分享经济：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商业模式》）

材料一：

    从1956年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和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选自人民网）

材料二：

    6月7日，由科大讯飞牵头的863国家高考答题机器人项目内的AI-MATHS高考机器人在成都参加了2017年高考数学的测试，在掐断题库、断网、无人干涉的情况下通过综合逻辑推理平台来进行解题。分别用时22分钟和10分钟答完2份高考数学试卷，分别获得了105分和100分的成绩（满分150分）。考试结果显示：机器人在不依赖大数据的前提下，逻辑分析能力远超人类，但在文意理解、多样性思维上要比人类逊色得多。

    近年来，国际科技巨头纷纷“发力”人工智能领域，国外以微软、谷歌等为首的巨头们已经抢先一步，国内科大讯飞、百度、阿里、腾讯等公司也紧跟步伐。

    “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在全球的话语权。”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人工智能改变世界》，选自《安徽日报》）

材料三：

材料四：

    日本人工智能学会在2014年成立了“伦理委员会”，探讨人工智能与社会伦理观的联系。委员会认为，如果人工智能朝着与人类能力互补的目标发展，就不用担心人工智能变成“人造烦恼”，“我们不应该致力于发明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这样就能绕过人工智能“是机器还是人”这样的伦理难题。

    汉斯·乌斯克莱特对本报记者强调说，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与人类互补，增强人类的能力。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创造力和目标，而机器只关注如何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要让人工智能避免犯下道德层面的错误，关键在于人类自己。

（《用好人工智能，关键还在人类自身》，选自《人民日报》）

①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论语·学而》)

②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

③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论语·公冶长》）

④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论语·卫灵公》)
从这几则论语来看，孔子在教育中关注哪些方面？选择其中一个方面，谈谈你的认识或看法。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

从理论逻辑角度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是将国家作为一种兼具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存在来认知，前者将“国家”视为一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以追求秩序为第一要义的实体，后者则将“国家”看作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问题的“透镜”。

从实践逻辑视角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就是要面向实践解决国家的均衡建构问题，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其基本的方向是导向复杂现代性的国家治理，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以系统性地回应因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治理变量重大调整的治理生态在权力运行、议题遴选、机制创设、资源整合乃至绩效评价等方面的深刻嬗变。

具体而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呈现为四大层面：一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逻辑。现代化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党、政、企、社、民、媒等都需要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但同时，各个主体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现实区别的，不同的主体在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就我国治理体系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代表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领导职责，这种领导职责来源于公众，并始终受到公众的监督。

二是作为治理对象的国家逻辑。治理体系的覆盖范围并非单一或片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都要且必须纳入其中，亦即国家的一切公共领域、公共活动、公共事务都是治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治理”就是“治理国家”。

三是作为治理运行机制的国家逻辑。合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治理体系的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是作为治理结构的国家逻辑。治理主体、对象及其依托的制度基础不是相互分裂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能仅单个地域局部地把握治理体系，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看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治理体系既包括国家治理的各类构成要素，更指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选自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