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是新媒体中的新媒体，它的横空出世，迅速改写了中国人的传媒心态。在微博空间里新出现了一种微小说。它不是微型小说的瘦身版，而是一种新型的小说生产与传播方式。微博不仅改写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改变了文学批评表达与传播方式。

    伴随着文学的衰微，文学批评更趋边缘化了。每年的文学圈似乎都有“收成”，也常见镁光灯前的短暂热闹。但这短暂的热闹和轻量级的“收成”，显然与眼下大时代不相匹配。文学批评不仅是艺术批评，也是社会批评。只有掘进时代的地心，接近岩浆奔涌的时代地心，深刻感受其深度与温度，把时代深处的爱恨表达出来的文学批评才会有力量。表面上我们的文学批评越来越专业化，文学批评者操弄着带有专业色彩的批评话语，编织只有在专业圈子内流通的话语云锦。文学批评毕竟是关于文学的批评，文学是“1”，其他是“0”。换言之，文学批评的附加值是建立在对文学的精准把握基础上的。但当下很多文学批评是难以得到文学创造者们的认同的。

    微博打破了文学批评的专业壁垒，让批评为普通大众敞开大门，启动了文学批评的大众化时代。微博突破了文学批评自闭的大门，使得文学批评社会化、媒介化了。微博大大降低了文学批评的专业门槛，使得普罗大众可以对文学评头论足。

    在微博世界里，专业话语不再是文学批评的交流语言，也不再是精英圈子研习文学的身份符号，而是被另外一套新话语体系置换了。专业文学批评的载体通常是专业性刊物，微博文学批评的载体则是微博。微博这一新兴载体在技术上不允许长篇大论，在微博里交流，你不能阳春白雪故作高深。一个人的言论要想获得围观，必须看他的言论够不够新锐、震撼，能三言两语搔到公众的痒处，吸引多数人的眼球。

    微博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或文学现象，但评论的语言是一种大众语言。评论者也不局限于专业文学批评者，可以是普通的文学批评者。著名演员姚晨，一不小心成了微博明星。在她的微博上，她甚至开始评论诗歌。文学在微博上变成了一个话题。评论者参与评论并不一定要求真懂文学，可以无知无畏的表达。当然微博上也藏龙卧虎，经常会有高人显山露水，引领批评的方向。

    微博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它搅动了满池春水，打破了专业精英的文学壁垒。虽说微博文学批评的繁荣，拓展了文学的基本面，使得普罗大众都可对文学进行批评。但微博文学批评的过度喧嚣，也会对专业文学批评构成负面影响。在微博空间中，微博毕竟多是零星、碎片化、浅表性的思想与感兴，批评的纯度被稀释了，厚度被摊薄了，高度被削平了。如果一个时代只有普通民众的话语繁荣，而没有专业精英的有力表达，那么宽广的民众声音可能会行之不远。

（选自2011年第6期《决策探索》，有删改）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消极惰性倾向有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重提“中和美学”，是因为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美好天性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以“中和美学”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美美与共

费孝通

    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

    我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要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日本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①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②与西方古希腊文明起源相比，东方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5000多年前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权利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西周时期的敬天、孝祖、保民这些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石，也是探索中国儒学来源的重要方面。古人称此为“天人之际”，即把握天道与人道这个主题，强调二者的协调和谐，突出“人”的地位、责任与社会化的特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等问题。儒学最早提出君子“人格”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以及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疾等美德，这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认为，对儒学的研究，可称之为“人学”。我个人也持此观点。

    ③就儒学来说，孔子首先强调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称之为“道”。“道”的价值超过人的生命。当“道”与个人生命相冲突，君子应牺牲个人，以维护“道”之尊严，这就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因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动物。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八个字加以理论概括。这就是孔子的“人学”思想，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理想，进而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④这种使命感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被称为“正气”“操守”。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君子要有“浩然之气”，这是集合了正义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它的推动下，君子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战国末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称此为“德操”，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总之，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准就在于有没有德操：道德是第一位的。

    ⑤在孔子看来，人对理想的追求，人的道德情操是要靠后天学习，并加以培养。所以他特别关心教育。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是“教育”一词的创造者，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曾尝试整合地域文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书同文”，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得以实现。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执政时期，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国家的统一称为重要的问题。统一要有理论支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其中“大一统”思想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开始确立儒学在诸子学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当中国历史到东汉元帝时，即公元100年左右，儒学以“三纲五常”为主线，展示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个时期的儒学已不完全同于春秋末期孔子关于儒学的论述。

（选自张岂之《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