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学习时报》）

艺术与中国社会

宗白华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1)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 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 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本文有删改）

【注】①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陈仕彬《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①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是汉民族中的一个地缘性群体。而客家文化是这个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旦这种文化产生，它就成了该群体的识别标志及维系该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没有客家群体，就不会有客家文化；但如果没有客家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客家群体也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经过数百上千年之久。

    ②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到岭南地区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或为军队戍边，或为躲避战乱。初以平民为主，后有文人贵族。而历史上的客家人因各种原因，又从岭南地区继续外迁。当今客家民系分布很广，其中粤闽赣边三角地区是其主要聚居地，在国外以东南亚为主。所以，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多方面中，都突出体现了客家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其精神的核心又在于团结和奋进。

    ③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江西赣南，广东梅州地区的多层梅州围龙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

    ④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内，有石柱雕联、石鼓承柱、雕梁画栋；有天井、花园、假山、盆景、鱼池，美不胜收。甚至还有土楼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振纲立纪，成德达才”，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

    ⑤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的口号，表现出客家人希望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

    ⑥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连刘邦、项羽这对冤家也可合祀一龛接受人们的膜拜。妈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客家人也把她请到山乡，作为山乡的保护神。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摘自罗勇《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有删改）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①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②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③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⑤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⑥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2019年汕头市学年质量监测高二语文试题第2页（共10页）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⑦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⑧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⑨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