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标

    技术楼建成，要进行室内装修，按照工程管理规定，得招标。三百万左右的标的，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了。这一块正好归布小朋管，他坚持严格招标，不看关系。师党委会上，他说：“我来得罪人，你们不用怕，都推我身上。”

    前来投标的公司共有十六家，布小朋把标书拿来看，一家名叫文新经贸装饰有限公司的标书吸引了他——吸引他目光的，是其法人代表的名字——康文定。

    布小朋脑袋嗡地响了一下，他揉揉眼睛，确认没有看错。会不会是重名？这世上叫康文定的，不止他一个。但是直觉告诉他，不会是别人，就是这个康文定，这个与他的命运，与姐姐布花一家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

    现在基地能想起康文定这个名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偶尔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有的说他发了大财，有的说他负债累累，家庭婚姻生活似乎更是一团槽。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康司令的这个儿子是好人，就是管不住自己，他这辈子，坏就坏在这上头了。”

    布小朋目光抚摸着标书上康文定的名字，居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真希望他打个电话过来。没有康文定，自己不可能入伍，也不可能现在还能留在军队中。如果康文定提出来，照顾一下他的公司，布小朋也许会的，哪怕自己打自己嘴巴，违犯一次规定，他也能豁出去。

    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桌上电话响了。布小朋拿起电话，是个十分陌生的声音，对方问：“您是布师长吗？”

    布小朋说：“我是副师长布小朋。”

    时方说：“布师长，您有个老朋友，晚上想请您坐坐，他在布谷鸟酒家等您，从你们师部大院北门往西走，过一个路口就是。”

    对方不等他回答，就把电话放了。

    布小朋一下子猜到，这个所谓的老朋友，就是康文定。看来他真打自己的主意了。他没有犹豫，下了班，换上便装，径直走了过去。刚才打电话的是康文定司机小辉，此刻小辉就坐在酒店门口的一辆奔驰车里，多年前他在康司令家见过布小朋一次。见布小朋过来，小辉从车里出来，打个招呼，就在前面带路。布小朋一把拉住他，说：“我自己进去。”

    到了三号包间门口，布小朋停顿一下，平静一下内心，缓缓推开门。沙发上，一个中年男人蜷缩着，似乎睡着了。此刻，布小朋眼里的康文定，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皱纹深刻，看上去感觉背也有些驼了，留在他印象中的那个身形挺拔、相貌英俊的小伙子，成了眼下这个几乎完全认不出来的老男人，岁月给出的答案就是这样残酷。

    康文定突然醒了，猛地一下站起来，然后又愣在那里。二人都愣着，不知第一句话该说什么。还是布小朋打破沉默，他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到一起。

    布小明说：“康参谋，你还好吧？”

    “还好。小朋，你都当副师长了……我早想到会有这一天，祝贺你……”

    “谢谢。”

    二人落了座。服务员端上来四个菜，启开一瓶红酒，过来倒酒。康文定抓过酒瓶，给自己倒上，说：“我知道你不喝酒，你就以茶代酒吧。”其实如果康文定给他倒一杯，他是不会拒绝的，不知为什么，今晚他特别想喝一点，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欲望。喝了两杯酒，康文定放开了一些，忽然问了一句：“你姐……她还好吗？”

    布小朋心中一阵剧痛，愣了好久才说：“……她去世了……都六年多了。”

    咣的一声，康文定手中的杯子倒了，酒洒了出来，他慌忙地扶起杯子。他喘着粗气，抬拳捶了下脑袋，摇头不语，许久才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你姐她是个好人……”

    布小朋此刻心中充满了愤怒，他攥紧了拳头，真想一拳把对面的人打倒在地。但是他不能打，他打不出去，他把拳头张开，又是许久才说：“……我姐说，你也是个好人……”

    康文定冷笑了一声，似乎不同意这个说法，伸手拿起酒瓶，倒满一杯，端起，咕咚一声全灌了下去。

    布小朋耐心等待康文定说出参与投标之事，如果他张嘴求情，他一定满足他。康文定快要喝醉时，终于扯到这上头，他舌头打着弯说：“小朋，今天来找你，一是我特别、特别、特别想见你，二是我想告诉你，我参与你们技术楼的投标了。”

“我知道。”

    “以前我不知道你管这事。我来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我想——撤标。”

    “……为什么？”

    “你和我爸是一样的人，办事认真，我掺和进来，会让你为难。”

    这话让布小朋一热。愣一下，他说：“我不怕为难。”

    “谢谢。但我还是决定撤。”

    康文定把一瓶酒喝下去，人就醉了。布小朋叫来小辉，两人把康文定抬上车。布小朋望着奔驰车在黑夜里往前驶去，两个尾灯一闪一闪，渐渐不见了，被黑暗吞没。

（选自陶纯《一座营盘》，有删改）

将军泪

张爱国

    草原骑兵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又一次突袭边疆。军情飞报到京城，皇上不再是往常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会心一笑，继而拍案而起，命令飞虎军迎战。

    草原骑兵长驱直入。近百年来，每当他们遭遇饥荒，不，每当他们抢来的物资所剩无几时，他们的铁蹄就踏将过来。最初，他们还会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后来，他们懒得找理由，想来就来，想去就去，而不论怎样，每次不仅能掳去大批人、畜、物，还能收到中原王朝可观的“息战金”。

    可是这一次，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将终结在这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飞虎军手里。交战伊始，他们满以为对手会像以前那样不堪一击，因此游戏一般，嬉笑着，冲杀着，抢夺着。等他们发现了异常，迟了——飞虎军以迅雷之势歼灭了入侵之敌，取得了近百年来中原王朝对草原劲敌的第一次胜利。

    飞虎军大帐里，探马来报，敌军主帅恩鲁受伤，正带着残存的数百人马在几十里外休整，战斗力丧失殆尽。将士们一听，纷纷请大将军下令，乘胜追击。大将军不说话。他在想数年前组建飞虎军的情景：那时候，这群人大多还是孩子，但凡是被选中的就立即无条件地被带进冰天雪地里，进行残酷的训练。别说战死的，单是训练中累死、病死、冻死的，就不计其数。大将军曾暗暗发誓，班师回朝后一定让每个人都封官进爵。

    “大将军，乘胜追杀恩鲁，彻底歼敌，如此，他们至少三十年不敢南顾！”副将道。大将军还是不说话。他又在想他自己：出身贫苦，父亲早亡。寡母带着他受尽了人间屈辱。参军以来，经历了多少次残酷的战斗，多少次死里逃生，身上多少处伤口愈了又伤伤了又愈。作为军人，杀敌报国是梦想，出将入相不也是梦想？

    “大将军，恩鲁不灭，不久又会集结人马南侵。恩鲁一死，敌国定然瓦解，我边疆从此就高枕无忧啊！”大将军依然沉默。他在想：现在，仅凭这一仗、这一功，全军上下，将士们达不到封官进爵的条件，自己也没有出将入相的资格。一旦杀了恩鲁，敌国瓦解，则从此再也无仗可打，无功可立，飞虎军也没了存在的必要，所有的梦想更没了实现的可能。

    “大将军，机不可失啊……”众将士齐声道。“恩鲁狡诈，不可轻敌，不可盲目追击。”大将军一咬牙，命令道，“飞虎军全线后撤五十里！快马报告皇上，说敌军又集结数万人马，准备与我军决战！”

    不久，朝廷从全国各地紧急征集的新兵、筹措的粮草、打造的军械，千里驰援到飞虎军。于是，飞虎军的捷报开始频频传到朝廷：飞虎军又打了胜仗，杀敌多少人，但恩鲁仍然在逃，仍然在纠集人马，伺机再战。皇上又喜又忧，一面一次次嘉奖飞虎军，一面一次次将兵员、粮草、军械送往飞虎军。

    三年后，大将军见一切都已成熟，一举全歼敌军，杀死恩鲁，继而敌国土崩瓦解。大将军奉旨率领飞虎军，班师回朝。

    京郊，蓝天白云，春风徐徐，空气中花草的气息沁人心脾。大将军端坐马上，身后是威武浩荡的大军。前方，皇上率领满朝文武欢迎大军凯旋的锣鼓声已隐约可闻。路边，野地里，一位老妇人，白发凌乱，衣衫褴褛，骑坐在田埂上，艰难地挖着野菜。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裹着拖地的破旧大棉袄，呆立在老妇人身旁，有气无力地问：“奶奶，我爹什么时候回来？仗什么时候打完？”

    “快了，快了……”老妇人气喘吁吁。

    “你骗人，你老说快了快了，可……”小男孩呜呜地哭起来。

    大将军下马，上前，拉过小男孩：“娃儿，想爹了？你爹在哪儿打仗?”

    “飞虎军。”老妇人看看大将军和他的队伍，轻叹一声，“三年前，老大老二被飞虎军征去，一个死于训练，一个死于战斗。去年，老三又被征了，老三媳妇就疯了。老头子上个月给飞虎军送粮，累死在路上。现在，这一家就我和孙子，还有他的疯娘。”

    看着祖孙俩已显浮肿的脸，大将军强忍泪水：“老姐姐，仗打完了，你儿子就要回来了。”

    “谁说得准啊！三年前就说打完了，飞虎军要解散了，可是……”老妇人摇摇头，“唉！我老了，今儿明儿就死了也不足惜，可怜我这孙子……”

    大将军忽然热泪纵横。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

耍猴世家秘诀

尹全生

    初中还没毕业，我的同桌葫芦就被他爹逼着退学，继承祖业学耍猴去了。耍猴的第一道“工序”是驯猴。他家驯猴有术，祖上秘传，驯出的猴子鬼精，会骑山羊会写字，还会给人剃头呢！

    我大学毕业从事物种研究后，总想找机会了解葫芦家驯猴术的玄机。

    一次借出差的机会我回到了故乡。见到阔别的葫芦后，我就问起他家的驯猴术。也许是因为我们儿时关系极铁，也许他断定我不会与他争市场，没给我吃闭门羹，说：“驯猴子并不很难，诀窍在如何选猴。”

    他说他将要成立一支新的耍猴队，要从经过初步驯化的猴子中优选，并让我亲眼看看。

    选猴地点在他家围着高墙的后院里，接受优选的猴子有十几只。葫芦说这些猴子是从几百只猴子中初选出来的。初选时，在南瓜上掏个小洞，当着猴子的面塞进好吃的，猴子便会伸爪子进去掏。笨猴子抓一大把，紧攥着不放，爪子就扫不出来，急得吱吱叫；而这十几只猴子则知道松开爪子，一点一点朝外扒食物。

    我眼见的优选，是让猴子们顶砖块。葫芦挥鞭一甩，猴子们就个个头顶砖块飞跑。等到猴子们发喘时，葫芦拉我进屋里，隔着窗帘缝向外窥视。

    有只斜眼猴子见葫芦离去，随即丢了砖块捉虱子。葫芦看了一阵去推窗。听到窗响，那只斜眼猴子忽地爬起来，顶着砖块就疯跑，而且装出气喘吁吁的样子。

    葫芦对我说：“这就是我选出来的猴子。”

    “你选这只斜眼猴？”

    “对！耍猴耍猴，要靠猴子挣钱。只有聪明伶俐的猴子才能学成高明招数，也才能帮主人挣到钱。”

    我说：“可这畜生太奸猾了！”

    “奸猾倒不怕。有绳子拴着、吃食引着、鞭子管着哩！”

    葫芦靠耍猴起家，成了方圆百里的首富。他早已不再亲自耍猴了，只管驯驯猴子，大多时间是想怎么逍遥就怎么逍遥。他雇了不少人，组成十几支耍猴队到外地挣钱，北到哈尔滨南到三亚都有他的耍猴队，每年向葫芦交款。我问款怎么个交法，葫芦说一年交一次，按实际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交纳。“你没有跟着，怎么知道每个耍猴队实际收入是多少？”

    “这不用担心，他们都会如数交来。”

    我摇头表示怀疑。

    葫芦坦然一笑道：“这里面有个选人问题，必须选出精英人来。精英人比精英猴更重要。”

    我问如何选人，他说还是让我亲眼看看。

    选人的地点仍在他家后院里选猴的地方。接受选择的是十几个外乡打工的小伙子。葫芦端来十几碗绿豆，一人面前的水泥地上撒一碗，之后让他们各捡各自面前的，一颗不能少，看谁捡得快。

    喊一声“开始”后，葫芦便带我进屋里，还是隔着窗帘缝向外窥视。

    那些小伙子见我们离去，大都伸出双手，急匆匆把绿豆拢作一堆，用手捧进碗里，转眼就完事了。只有一个歪嘴小伙子，不急不躁，一颗一颗地捡，而且还在皱眉数数，一五一十，极其认真。

    葫芦看了一阵带我走出去，对那帮小伙子说：“不论捡完的没捡完的，都停下来。你们到外耍猴，一个月想得多少钱哪？”

    众人七嘴八舌地喊，有的说两千，有的喊一万，而那歪嘴小伙子却一言不发，只是缩头缩脑地站着，夹尾巴狗似的。

    葫芦问他：“你想要多少？”

    歪嘴小伙子又抓脑袋又抓屁股，抓出了一脸苦兮兮的笑，吭吭哧哧道：“你说给多少，俺就要多少。”

    葫芦把歪嘴小伙子留下了，说这就是难得的耍猴人选。

    我说：“为什么要选这个笨的家伙？”

    “笨倒不怕。再笨的人，有绳子有吃食有鞭子，还能管不住猴子？”

    晚上葫芦请我喝酒。我称赞葫芦的选猴选人之道，他则说惭愧，说小时候的理想也是上大学、搞物种研究，如今却沦落到下九流田地。

    我说：“假设你同我一样搞物种研究，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自然条件具备，那十几只猴子哪个先进化为人？”

    “当然是斜眼猴。”

    “还有——如果自然条件具备，那十几个小伙子谁先退化为猴子？”

    葫芦说当然是歪嘴。他想了好久又笑着补充说：“我在前，歪嘴在后。”

老羊倌的年

朱华胜

    太阳挂在山梁，洒下金色的光芒，有的泛绿。老羊倌像往常一样，大年三十这一天，早就把羊赶到山上，让羊吃个饱。他养着两只羊，一条大黑狗。他说，养多了我管不过来，养两只羊、一条狗作伴，我都七十三岁了。

    他看着这对奔跑的羊和身边吐着舌头的大黑狗，心里乐开了花。自从儿子走了以后，每年过年乡政府都会给他送来过年的大米、肉、油，还有一个红包。特别是在城里工作的那个小石头，每年春节这个小子都要回来过年，给他带两条烟。这不，昨晚又给他送了两条红烟来。想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凑近鼻孔，使劲闻了闻，好香。现在不能抽，回家再抽。自己是看山人，更要防火。虽然村里几年前就不要他看山了，说年纪大了。但他跑得动，坐不住。还是像往常一样，太阳出来他上山，太阳西落他下山，日日坚持巡山。

    有人说，老羊倌憨得很，自己守了一辈子的山，还把儿子也培养成一个守山人。谁都知道，守山人很穷，成天在山林里走着，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山林又不是他一家的，也不能给他家带来富裕，他这是何苦呢？像他这样一家人都守山的并不多见。

    乌蒙山，山连山。几年前，大小山谷里私挖乱采严重，不像现在管得严。有几个外地人来山上偷砍树木，要卖到矿井里做厢木。老羊倌的儿子发觉了，在纠缠中，儿子不慎滚落石沟里，抢救无效死亡。儿子死后的第七天，老羊倌赶着羊，背上斧头，向山里走去。这一走，就走到现在，就是十五个春秋。儿媳在儿子离去的第三个年头，在他的催促下，改嫁到邻村，逢年过节，都要领着孙女来看他。

    知足吧，老羊倌自言自语，我活一天，就要巡山一天。他走到山顶，眼神里亮了起来。山那边还是山，山山相连，这是人赖以生存的山。山脚是溪水，水连着水，这都是咱们祖祖辈辈的命根子啊。山上生长着很多树和花，他闭上眼睛就能数出它们的名：青松、罗汉松、壳松、青梨、刺叶梨、杜鹃、毛栗子等等。

    有村民说，老羊倌爱山林，那儿有他儿子的味道。儿子已经化成一棵树，一年四季，与他相伴。

    夕阳向晚，村子里传来零星炮竹声。今天是大年三十，他决定早些下山。

    春节的山村，喜气洋洋，村娃一群群，嬉闹追打。红灯笼、红年画，红对联。家家飘出肉香味，伴随袅袅炊烟，在村子上空弥漫，久久不散。

    “爹！”“爷爷！”老羊倌定睛一看，那不是儿媳吗？那不是长高了出落得水灵灵的孙女吗？她们怎么来了？

    “爷爷，你看，妈妈今天一大早就油炸了很多酥肉、豆腐圆子、荞丝洋芋片，还蒸了一碗八宝饭，给爷爷送来了！”孙女的眼睛亮闪闪的，笑眯眯说着，揭开手里的提篮，香气扑鼻。

    “哇，好香！”老羊倌笑了，咂了咂嘴，花白胡子在跳舞。

    “大爹，你再不下山我都要来喊你了。今晚跟我去过。”柱子人未到，声音先跑了进来。

    “不啦，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你看我儿媳，送来这么多好吃的，再加上你们的，政府给的，够吃到正月底了。”老羊倌笑容溢满皱纹间。

    突然，大黑狗跑了出去，跟在一个人身后亲热跳着。

    “爷爷，”隔壁胖丫双手抬着一个大碗，碗里冒着热气，“爷爷，我妈做的牛肉炖山药排骨汤。”

    随着胖丫说话的声音，村里噼噼啪啪的炮竹声响了起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老羊倌泪眼朦胧，望向墙上挂着的儿子的照片。儿子望着他，也在笑。

    过年啰。

叶落桃园

刘庆邦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

    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

    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遭：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她的大儿子回来，跟她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有删改）

邻居们

老舍

    明先生对不识字的太太放纵儿女，和邻居吵闹，辞退仆人这些事，给她一些自由，以为是为明家露脸。明先生的头抬得很高。他有在洋人那里赚钱的职业，他求不着别人，所以用不着客气。他永远不看书，因为书籍不能供给他什么。可是，他究竟还有点不满意。他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身里有个黑点，象水晶里包着的一个小物件。可是他没法去掉它，它长在他的心里。

    邻居是对儿姓杨的小夫妇，明先生看不起他们，总以为教书的人是穷酸，没出息的。尤其叫他恨恶杨先生的是杨太太很好看。他看不起教书的，可是女教书的--设若长得够样儿--多少得另眼看待一点。杨穷酸居然有这够样的太太，比起他自己的要好上十几倍，他不能不恨。

    明先生的小孩偷了杨家的葡萄。界墙很矮，孩子们不断的过去偷花草。对此，杨先生始终不愿说什么，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妇要是受过教育，自然会自动过来道歉，可明家始终没来。杨太太决定找明太太去。

    杨太太很客气：“明太太吧？我姓杨。”

    明太太准知道杨太太是干什么来的，而且从心里头厌恶她：“啊，我早知道。”

    杨太太所受的教育使她红了脸，而想不出再说什么。可是她必须说点什么。“没什么，小孩们，没多大关系，拿了点葡萄。”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们的葡萄，”杨太太的脸渐渐白起来，“不容易，三年才结果！”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小孩呀，”杨太太想起教育的理论，“都淘气。不过，杨先生和我都爱花草。”

    “明先生和我也爱花草。”

    “假如你们的花草被别人家的孩子偷去呢？”

    “谁敢呢？”

    “你们的孩子偷了别人家的呢？”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杨太太没法再说什么了，嘴唇哆嗦着回了家。作为最新式中国人的杨先生不便于当面交涉，客客气气的写封信吧，只求明先生嘱咐孩子们不要再来糟蹋花草。

    信是杨家仆人送过去的，被明太太窝回去了。

    下午，老妈子拿进一封信来。杨先生接过一看，门牌写对了，可是给明先生的。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告诉老妈子把信送到邻家去。

    “拿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

    “给明先生的！”老妈子说。

    “是呀，我们先生没那么大工夫看你们的信！”

    “是送错了的，不是我们的！”

    “送错了的？”明太太翻了翻眼，马上有了主意：“叫你们先生给收着吧。当是我看不出来呢，不用打算诈我！”拍的一声，门关上了。

    怎么处置这封信呢？私藏别人的信件？拆开看看？是不光明的。想来想去，杨先生决定给外加一个信封，改上门牌号数，扔在邮筒里。第二天早晨，夫妇忙着去上学，忘了那封信。

    下学回来，刚要吃饭，听见明家闹起来了。饭后，杨家的老妈子知道了消息：明先生打太太是为一封信，要紧的信。杨先生想必定就是他所存着的那封信了。既是要紧的信，为什么不挂号，而且马马虎虎写错了门牌呢？混蛋应受惩罚。他想起那些葡萄来……第二天早晨把那封送错的信和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一齐发了，他不希望明先生悔过，只教明混蛋看看读书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蔼，是君子就够了。

    明先生见着了写信的人，知道了信的内容：他和一个朋友借着外国人的光儿私运了一些货物，被那个洋人晓得了。所以他担心，命令太太去索要那封信。明太太宁肯挨打也不肯去，这太难堪了，就诬说杨家不给。明先生的气不打一处来，就凭个穷酸教书的敢跟我斗气。哼！他向孩子们发了命令。

    邮差下午四点多送来了信。明先生看完，心中说不出是难受还是痛快。痛快的是，他看明白了那封写错了门牌的信，杨先生没有拆开；难过的是另一封，使他更讨厌那个穷酸，他觉得只有穷酸才能那样客气，客气得讨厌。

    路上，杨先生满心痛快：既然把那封信送回了原主，而且客气的劝告了邻居，这必能感动了明先生。

    一进家门，他楞了，院中的花草好似垃圾箱忽然疯了，一院子满是破烂儿。他知道这是谁作的。怎么办呢？他想要冷静的找主意，可冷静不了，他的那点野蛮的血沸腾起来。扯下衣服，捡起两三块半大的砖头，隔着墙向明家的窗子扔了去。听着玻璃的碎裂，他心里痛快。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象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等着明先生来找他打架。

    明先生不想过来，因为他觉得杨先生不那么讨厌了。看着破碎玻璃，虽不高兴，可也不十分不舒服。他开始想到嘱告孩子们不要再去偷花。可一想起杨太太，又不能不恨杨先生；可是恨与讨厌，他现在觉出来，是不十分相同的。“恨”有那么一点佩服的气味在里头。

    第二天是星期日，杨先生在院中收拾花草，明先生在屋里修补窗户。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