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的父亲

韦　名

　　父亲烟瘾特大。母亲说，嫁给父亲一辈子，就没见父亲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一个晚上不起来抽三五支烟保准天不会亮，放在白天，常常是烟一根连一根，父亲管叫节约柴火。母亲去世后，父亲进城里来住，父亲的烟瘾还是很大，常常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夏天家里开空调，父亲只好自个儿每隔十几分钟就从舒舒服服的屋子溜出去，到阳台上去过瘾。对着炙人的太阳，叼着烟的父亲那陶醉的样子，真像是拾了金元宝。烟抽多了，痰自然多。父亲咳得相当厉害。可对着光彩照人的抛光砖铺就的地板，父亲不敢像在家里一样随地吐痰，父亲于是老跑卫生间。

因为父亲有这老改不掉的不良习惯，在城里，我一般不敢带父亲出门。父亲来住了三几个月，老嚷这边不舒服那里不痛快。

那天，刚好我有空，我想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医院离家较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小时。出门前，我又交代父亲不能在公共汽车上抽烟吐痰。父亲一听一个多小时要忍这么多事，便不想去看医生。

百般哄劝，父亲才同意出门。

上车时，人多。我和父亲都站着。

一路上，我一直担心父亲会随时忍不住抽烟吐痰。

几次，我见父亲清了清喉咙，我便赶紧拉了拉父亲的衣角。

父亲回头望望我，“嘿嘿”笑了一下，极不自然。

终于忍到车站，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便伸进口袋掏烟。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到了脸上。突然，父亲咳了一下，我意识到父亲的一口痰便要迫不及待地飞流直下。对着满街的人群，我窘了，赶紧从口袋里掏纸巾给父亲……

可是，父亲还没从我手中接过纸巾，一口浓痰已经吐出来了……那口浓痰却落进了父亲空了一半的烟盒子里。

我愣了一下，对父亲笑。

父亲望着整洁的街道，也“嘿嘿”地笑，“吐下去可惜了。”

父亲把沾满黄痰的半包烟扔进垃圾箱时，一脸却是讪讪的。

回来时，车站里很多人在挤一辆刚靠站的公共汽车。父亲忽然拉着我朝人堆里挤。

我最讨厌人家不排队没秩序乱哄哄地挤公共汽车，我冲父亲嚷：“挤啥挤!”

“不挤，位子光了。”父亲不满地对我说。

让年过花甲的父亲和我一道站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我突然生出一丝愧疚……

这时，父亲已和蜂拥着的人群一起挤上了公共汽车。上了车，父亲迅速在车厢里抢座位。父亲在一张双人凳子上坐下时，还不忘用右手放在另一个座位上，为我也霸一个座位。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的右手还没在座位上放稳，一个小伙子已一屁股坐到父亲的右手上，痛得父亲“哇”的一声叫唤。

车一站站停，人一茬茬上，车厢内人越来越多，我被挤到了车厢尾部。

站在车厢尾部，我担心坐着的父亲“条件”宽松了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来，一直张望着父亲，一颗心也一直悬着。

车摇摇晃晃又到一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艰难地挤进车厢。尽管老妇人友善地朝着她身边坐着的人笑，可就是没人站起来为她让座。

这时，我见父亲倏地站了起来，粗着嗓门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喊老妇人：“这便(边)坐!”

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父亲。父亲那头几乎和老妇人一样花白的头发在车厢里异常耀眼。

父亲和我站着到了家门口。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又伸进口袋掏烟。一包新买的红双喜在医院已被父亲抽了大半。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回脸上。还没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我已把纸巾递到父亲手中……

“爸，你这么大年纪让座，想博人家喝彩”我调侃父亲。

“你没见那老女人站都站不稳。我可比她硬朗多了。”

“那你既然要让座，上车时何苦要抢座位”

“……”父亲沉默了一阵，“嘿嘿”笑，“让别人悠着坐着，还不如自己坐着。这不，我博人喝彩了!”

父亲一脸的得意。

父亲住了不到半年就回乡下了。

父亲走时怕我误会，悄悄说：“都好，就是这憋气。”

父亲指了指口袋里的烟。

我一脸苦笑。

(选自《羊城晚报》，有删节)

社会学及人类学大师﹣﹣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林镇。由于受到曾留学日本的父亲和喜欢新思想的母亲的深刻影响，费孝通在蒙童时代就开始接受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

    1928年，带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医学，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光靠医学是不能解决的，而是要首先解决人的问题。于是在1930年，在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的影响下，他注册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

    1935年夏，在老师吴文藻的推荐下，费孝通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开始了广西特种民族考察。考察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身受重伤，在养伤期间就开始进行了对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带着他养伤期间的调查结果远赴英伦深造。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和鼓励下，根据出国前的社会调查成果，完成了他的成名大作﹣﹣《江村经济》．在书中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中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江村经济》于

    1939年在伦敦出版后，被欧洲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奉为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

    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1957年费孝通因创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成了在《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文革”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一切学术研究活动都被迫停止，直到1979年复出。当事后有人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出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时，他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搞调查，他边行走，边调查，边思考，他多次提出改变穷困地区的重要建议，把他的智慧全部献给了祖国。正如他晚年所写的《江村偶读》一诗：“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用生命、劳动和乡土完美结合的爱国情怀是最不怕岁月冲刷的。

（摘自《大师中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王超华《一代宗师费孝通》）

②他一生的志愿就是如何使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并为此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访英伦》等。

（蒋晔、武京予《费孝通》）

代写冯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東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润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代写冯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曰，“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得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都有刷成黄色和绿色的走廊，墙上也都有老式弯形挂衣钩；就连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的《美秋亚》和九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须挂尼采像的明文规定。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秋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间；恺撤、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已经学习哲学了。还有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画。《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已经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学校摆设。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想北平（节选）

老舍

    虽说巴黎的布置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可是比起北平来还差点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连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许多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呢！

    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但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北平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省钱省事而且会招来翩翩的蝴蝶。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一般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从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许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一点清福吧。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五月的北平（节选）

    张恨水

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荫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当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是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什刹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对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粮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荫来，这绿荫在人家不是幽丽，乃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暇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哀亦无益何!

    好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个儿在战栗！好一座千年文化的结晶呀，他不断的在枯萎！呼吁于上天，上天无言，呼吁于人类，人类摇头。其奈之何！

盛开的盐花

张风奇

“好漂亮啊！”我第一次看见玉雕般晶莹剔透的盐花，是在青藏铁路的格尔木工务段察尔汗线路车间。一排再普通不过的平房里，形态各异的盐花，如雪莲，如牡丹，如珊瑚，如蘑菇……成了独特的盆景。天然的艺术造型，惟妙惟肖，可谓鬼斧神工，令人赞叹。

这些神奇的盐花生长于察尔汗盐湖，是盐在结晶后凝成的美丽形态。我信步湖上，见脚下就盛开着大片的盐花。这些固化的雪浪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幻化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呈现出霓虹般的绚丽色彩。我环顾四周，举目遥望，只见湖天一色，不禁惊叹于这面“天空之镜”上倒映着如此浩瀚的美景。车间马主任告诉我，这里以“万丈盐桥”之名著称。盐湖上厚十五至十八米的盐盖构成了天然盐桥，全长超过三十公里。而这段青藏铁路，就铺设在盐湖之上。那一刻，我受到了强烈震撼。我不曾想到，在列车飞奔的滚滚车轮之下，是不惧艰难的建设者深入盐湖，奋力打下五万七千根支撑的挤密沙桩……

察尔汗线路车间有九十一名职工，管辖着青藏铁路一百一十八公里线路。“万丈盐桥”就包括在其中，由车间下属的达布逊线路工区负责日常检修养护。工区在十三公里外，那里处于察尔汗盐湖腹地，是自然环境更严酷的地段。乘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工区，放眼皆是空旷，白茫茫的盐湖上不生长任何植物。这里被称作“生命禁区”。当年铁道兵留下的家当有三排平房、一个菜窖和一个水窖，工友们重新整修一番继续使用。地下都是盐卤水，不能做日常用水。粮、菜、水等生活必需品，都要由格尔木运送过来。一周送一次，蔬菜码放在菜窖里，淡水储存在水窖中。在这里能吃上新鲜菜，洗上个热水澡，就像是过年。

工区任工长说，生活上的艰苦都不算艰苦，工作的艰难才是艰难。达布逊线路工区守护的这段铁路，冬天是冻土地带，夏天会翻浆冒泥，春秋有沙尘暴。而最不好对付的，还是盐湖。“万丈盐桥”上有二十公里铁路，路基上大大小小的溶洞不计其数。盐碱凌厉的侵蚀无孔不入，不时改变着线路及设备的几何尺寸。工人们说最怕下暴雨，肆虐的雨水容易形成大的溶洞，会使盐桥融化塌陷，严重威胁铁路运行安全。

在盐湖上检修维护铁路，都是些硬碰硬、实打实的活儿。比如养护铁路抡大镐捣固，一个枕木头上要砸十八下镐，接头处砸二十二下镐，男女职工每天分别要完成一百一十个和八十个枕木的工作量，干起来繁重而枯燥，手掌上先起血泡后生茧。暴雨过后盐湖湖水泛滥，平时坚硬的盐壳子就像沼泽一样，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膝盖。这个时候，要抢修铁路，把十六组道岔挪个位置再架好，谈何容易。那既是粗活儿也是细活儿，既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儿。要跳进盐湖里测量、定位、定桩，必须穿越三股道；还要打围堰，抽盐卤水，需用大量的片石填垫地基；要一鼓作气，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争取抢修时间；要等太阳照射三天，把盐湖水晒硬了，硬成了盐壳子，再铺上鹅卵石、沙子、黏土碾压加固，然后平铺上水泥、道砟……反复多层工序之后，再铺设钢轨。这样一通干下来，一周的时间，一人能穿坏三双胶靴，手上全是血口子……但这些大伙儿都习以为常。他们说最爱听的歌就是《天路》，每当歌声与这壮美的青藏铁路联系在一起，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苦呀累呀都不在话下。

我想，这青藏铁路一路延伸出的是伴随海拔不断升高的精神高地啊。在海拔两千六百七十米的察尔汗盐湖，就有这样一段不同凡响的铁路，有这样一群平凡而高尚的人。他们就像赴汤蹈火的勇士，奋不顾身，敢于担当，令人敬佩。他们置身于盐湖上，不觉苦涩，任劳任怨，乐观向上，令人感慨。他们还喜欢读书看报、钻研业务，爱好书法、绘画、音乐、刺绣、篮球……工作生活充实。大家欣喜地对我说，随着铁路建设快速发展，现在技术更新，设备也更新，工作效率提高了，劳动强度降低了，企业文化丰富了，生活条件也好多了。譬如新线路升级，以桥代路，不用担心风沙掩路要去清沙了。譬如有了捣固机，不用抡大镐了。譬如工区盖了三层小楼，虽然受客观环境所限，没有下水道，怕冲出溶洞引起塌陷，但居住条件毕竟是改善了。这些年，他们的团队还增添了新活力，陆续招来了大学毕业生。他们还从格尔木运来了土，建起了蔬菜大棚，吃上了自己种的新鲜菜，还饲养了鸡、鹅等家禽……他们以路为家，坚守在这个鸟儿都无枝可栖的地方，安居乐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又到隆冬时节，察尔汗盐湖上一片银白。穷极视野，除了盐碱还是盐碱。人的嗅觉器官是咸涩的，腾起的雾是咸涩的，连过路的风都是咸涩的。年复一年，飘雪凝霜，养护铁路的工人，眉毛、胡须上都挂着盐粒的微雕，如果放大若干倍，就是肉眼可见的盐花。察尔汗盐湖上盛开的盐花，仿佛也是拟人化的，犹如这铁路人绽放的青春，纯洁美丽，永不枯萎……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