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记者：顾瑞珍 吴晶晶 胡浩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47年，庄逢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 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庄逢甘说，“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代他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8226；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节选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9年11月）

季羡林自传（节选）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

    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

    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中国核农学的开创者——陈子元

叶辉

    陈子元1924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跟随匈牙利籍植物生理学家蔡古从事无土栽培试验。然而，陈子元却未能沿着成为“中国无土栽培第一人”的路走下去，他走上的是一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学术之路。

    1956年，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陈子元和同事来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了“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讲习班分设10个专题组，陈子元被分在同位素农业应用组并任组长。两个月的培训结束，陈子元受命组建我国农业高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开始了我国核农学艰苦卓绝的先驱之旅。

    1959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虽然建成，但条件异常简陋，实验仪器短缺。实验室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边建设边工作，边开展科研边培养人才。同位素实验室建成后，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放射源。

    1959年10月，农学院谢学民等两位青年教师受命从北京将放射源取回。放射源被送到实验室后，陈子元亲自上阵操作。“你们还没 有结婚，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来吧。”他穿上防护服，取出放射源进行实验。中国核农学的探索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核农学刚刚蹒跚起步时，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回全部专家。核农学研究由热转冷，一些高校刚成立的农业物理系纷纷下马，教师也纷纷离岗。在一片寂寥中，陈子元顽强地坚持着。

    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此书向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发出了警报，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学者陈子元也开始关注卡森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着手研究应对办法——当卡森提出农药污染将对人类造成危害时，陈子元等已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开始对农药残留问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减轻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使粮食增产，但大量使用农药也导致农作物产品的污染，农药残留导致人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减少农药污染？使用农药必须要有安全标准。而要制订标准，就必须搞清楚农药在作物体及周边环境中的动态、数量、质量的变化，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要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就必须对农药从农作物生长、收获、储存到进入人体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而要跟踪全过程，就必须给农药做上标记，自此，陈子元开始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陈子元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农药公害问题越来越严重。农药残留是不当使用农药造成的，而原因是农民缺乏农药安全使用知识。可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农药安全使用的标准。因此，农业部决定，立即制订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73年初，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课题正式下达，这是一个需要全国农业及有关系统科研人员协作的大课题，农业部决定由陈子元总负责，统领全国有关科研机构协同作战。

    陈子元在研究中引入动力学过程的概念，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动力学结合的示踪动力学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农药安全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整整6年，陈子元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协调各方，戮力同心，课题组共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1979年，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草案编制完成。1984年，国家正式颁布，这部农药国标一直沿用至今。

（选自2014年03月28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材料链接：1985年陈子元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会聘为委员，他是该机构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核农学第一位院士。2004年，中科院前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在陈子元80华诞时发来贺信称：“您是我国著名的核农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五十多年中，您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兢兢业业、治学严谨，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您培养教育的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农学事业的骨干力量”。

史学大师许倬云

    许倬云1928年出生于无锡大族，出生时手脚弯曲，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长大后肌肉不发达，终生借助双拐行走。小时候，许倬云没法上学，只能在家自修。时任厦门海关监督的许风藻，人文学术素养很高，经常给儿子随机指点：给他讲数学、讲历史、讲语文，教他有关战争史、政治学与外交学等。许倬云起初爱看武侠小说，许风藻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于是许倬云从十来岁开始读《史记》《左传》，读了许多古书。

    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荆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因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见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只有七八岁的许倬云，因毋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一夜之间长大。当时许倬云父亲负责供应军粮民食，许家人也枕经常随着军队转移，或者随着难民逃难。很多时候，许倬云被摆在一个土墩、石磨、板凳上，作为一个旁观者。满目所见，尽是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生离死别，知道了什么叫饥俄，什么叫恐俱。也因此。许倬云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倬云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

    1949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台，考入台大外文系。因为中文和历史考得好．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当年的台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间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再加上当时上课常常是一个人一班，等于几个名师一起训练许倬云。这在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给他一些东西，他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受每位老师很大的影响。

1957年，时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负的许倬云，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在芝大的五年，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除了历史以外，他还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不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芝大这种学风颇有微词——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2010年“中研院”为许先生庆寿，院士杜正胜如是评价：“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在两岸三地，许伴云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山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四册等几十种，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根据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整理而成，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一—关注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收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

（摘编自云君《许倬云：旁观者的深思》、冯俊文《许倬云：一位历史学家的奥德赛》等）

十面埋伏显英雄

林道远

    很早就想写汪德龙，可越熟悉越难写。每当苦思何处落笔，不知咋的，总会想起两个场面。一个是首届“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书法大奖赛现代刻字组现场决赛。主持人公布“二月花”的题目后开始计时，汪德龙不慌不忙，率先完成设计，最终以遥遥领先的最高分夺得金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一脸茫然，僵在那里，半天才说出“感谢”之类的话来，主持人赶忙给他“台阶”：“看来他比较内向。”事后德龙告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汪德龙就是这样，人很憨厚、谦和，低调、寡言，但艺术上却充满灵气、锐气，集诸多艺术于一身……这使我想到他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题写的两个片名：《英雄》《十面埋伏》。汪德龙这位艺坛精英，打自“英雄”出名之后，人们误以为他只是一位书法家。殊不知，他在艺术上还有许多过人之处，因为憨厚、低调而鲜为人知，一旦显山露水，方知早已“十面埋伏”。

    汪德龙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潮州。他从小便喜欢画画，小巷里的墙角、台阶、路面成了他的画板。“文革”期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仍笔不离手，怀揣一个速写本。1976年到了部队如鱼得水，绘画才能刚一显露便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本职工作是跟剧组做舞台美术设计，根据剧情需要创作不同环境下的仿真世界，比如海底的珊瑚、漂移的海草、历史考证下的碑帖、巨大的石雕、古印等等，小到一枚树叶，大到一个世界，全是以假乱真。本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却常常爆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就。

    德龙出名，只因“英雄”二字。张艺谋导演电影《英雄》时，十几个人书写的片名都不合意，刚刚为中日韩合拍的电影《武士》题写片名的汪德龙经人推荐也送去作品。他特意把“英”字处理成梯形，给人一种仰望高楼的感觉，最后一捺采用了流动线条，像武术动作“扫单腿”，而“雄”字左边部首往上提，有点闪躲的意味，营造出影片的氛围与意境，张艺谋一眼看中。随着影片隆重上映，当“英雄”二字以磅礴雄浑之势在银幕推出时，汪德龙也出名了。接着，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都请汪德龙题写片名。他那古朴、奇峻、沉稳的书法艺术，从荧屏、银幕和各种展览大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英雄”成了他第一张“名片”。

    2011年，正当人们误认为德龙只是书法见长时，《书法名家报》隆重推出了《汪德龙刻文艺界名人百方印辑》，一时间好评如潮。行家评价“不俗！”多家报刊纷纷发表他的篆刻作品。他的印作很随意，很轻松，在痛快爽利中透着奇崛与灵动，在整体的观照中不难发现他在艺术的“通”上所作的努力。德龙治印，也有个“不俗”的故事：他在首届“杏花村杯”赛事和全国第四届刻字艺术展中双双获得金奖之后，成了后几届的评委，已经小有名气。不少人误以为刻字与篆刻是一回事儿，纷纷向他求印。此时，他的篆刻“还拿不出手”，但他答应了。他想，艺术是相通的，只要敢闯肯努力，定能“曲径通幽”。德龙艺术上敢闯，早有先例：二三十年前一度兴“烫画”，有朋友以为会画画的都会，也向德龙索画。德龙拿起烙铁往三合板上一烫，要花得花，要鱼得鱼，大喜，不久便有烫画作品送人，至今我的居室还挂着他烫的徐悲鸿的两匹奔马。如今，德龙的篆刻也出名了，“方寸”之间尽显才华。

    一番“十面出击”取得战果之后，汪德龙又“埋伏”起来了。汪德龙到底“埋伏”有多深？最知根知底自然是他的爱人袁东敏。小袁当面说道：“德龙生活上整个的弱智。”叫他买白醋，他买了瓶醋精回来；叫他买袋淀粉，他买回来“自发玉米面”；一次，小袁去香港，回来看厨房里米面什么都没动，“吃什么呢？”抬头看到挂在窗口的长条大南瓜不见了，一问，德龙每天割一段蒸着吃，没做饭……德龙一旁听着、傻笑着：“别把我说成陈景润。”小袁说：“差不多。”

    小袁继续数落着：他从潘家园（文物市场）回来，在屋里拿着石头看，能看半天，有时看到睡着了，石头“咣叽”掉地下；他一写字画画，电话都听不着，听着也不接；上班易受干扰，中午一吃过饭又溜回工作室，从不午休；练字练出名堂那阵子，他每天晚上练到一两点钟……

    小袁总结了一句话：“德龙就是一门心思用在他那些书画篆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