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在四川

佚名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百岁开一话杨绛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对此自是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杨绛在被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

    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节）

刺猬型的狐狸

刘子凌

    李健吾，常被看作狐狸。他是著名的文坛多面手作者，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格。

    李健吾的文学生活是从戏剧开始的。他当时在北京寓居的解梁会馆，地近新开业的娱乐场所“新世界”。十余岁的少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的文明戏。由文明戏的“摆渡”，他又跨进话剧﹣﹣“一个真的，一个切近真实的人生”，又能满足他的“模仿本能”的“更好的东西”。父亲已经去世，没有人拿“封建帽子”限制他，他投入了爱美剧运动，成为北京舞台上的女角专家。李健吾多年以后慨叹：“它让我晓得人世有一种东西，可以叫一个小孩子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演而优则作。1922年底，他与北师大附中同学蹇先艾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曦社”。在“曦社”主办的期刊《爝火》上，李健吾发表了他最早的剧本《出门之前》和《私生子》。两个剧本，故事情节都不复杂，但李健吾一出手就显示了他善于展示人物微妙心理活动的文学才能。

    与剧本写作平行，李健吾也进行了小说写作的尝试。由于徐志摩和王统照等前贤的赏识，他的“小把戏”陆续不断地出现在《晨报副刊》和《文学旬刊》等刊物上，也在文坛激起了不错的反响：《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赢取了朱自清的赞叹，《终条山的传说》则得到了鲁迅热诚的品题。

    与鲁迅相比，朱自清由于师生之谊，似乎更了解这位高徒。表面上看，李健吾的小说取材很广，主人公既有抑郁伤感的青年学生，也不乏丧子少妇、亡命之徒、估衣摊主、丘八大爷……这样的底层人物。他熟悉青年学生的生活，这不令人意外。但他的才华更在于，无论是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形式，他总能将底层人物的声口和举止加以惟妙惟肖的描述。虽然也许若干隔膜难以逾越。

    李健吾写小说跟写剧本，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经典的现实主义戏剧中，作者不能进行过多的主观介入。相反，作者只有充分尊重角色的内面生活与主体性，把言行的权力充分下放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令人信服地活起来。若想进入角色内部，只能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这正是李健吾所说的“模仿”。

    这一点，提醒我们去仔细玩味他笔下的福楼拜：“在福氏的性格上，好些特别的地方，反而成为一种习而不觉的矛盾。在这赤子的热怀里，是全部情绪的汹涌，一下子奔流过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来，是整个生命的期许，全部灵魂的撼动。一切形成凿枘的参差。他赋有外形的美丽，同时具有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体，同时里面布满了柔脆的神经。他从来一心相与；唯其一心相与，他容易受伤，也容易兴奋。他可以因为一粒微屑，怨天谩地；或者一声呼喊，欢天喜地。他在爱憎上，分不清大小轻重，甚至于轻重倒置；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是即是，非即非，绝无所谓的唯唯诺诺。”这位神经质的法国文豪，难道没有那个歌哭无端的北京少年的影子吗？

    在李健吾的散文集《希伯先生》中遍布这样的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学同学牛小山，竟然做了抗日的英烈（《匹夫》）；父亲信赖的风趣的老好人希伯先生，一个儿子被日本兵打死，他“被迫做了几天维持会的新贵，设法逃到外县”（《希伯先生》）；父亲的另一位悲歌慷慨的小伙伴史某，却令人扼腕地死于仇人之手，壮志未酬（《史某》）……他的无常之叹也是从自己指向他人的：“我宝贝我过去的生命，希伯先生是它一个寂寞的角落。他属于我的生命，他的悲哀正是我的悲哀。有谁说我不就是希伯先生呢？有谁说不是呢？”

    李健吾，也常被看作刺猬。他说：“我挣扎于富有意义的人生的极境，我接受唯有艺术可以完成精神的胜利。我用艺术和人生的参差，苦自揉搓我渺微的心灵。作品应该建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

【相关链接】①希伯先生一方面，身上有着明显的儒学印记，所持的处世哲学就是最明白的注脚；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也表示不满，对人生也抱有希望，但他是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自己只不过是“发两句无谓的牢骚”而已。这恰恰反映出国民的劣根性。

（李健吾《希伯先生》）

②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论托尔斯泰时，借用古希腊诗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的说法，称“刺猬”型倾向于构建一个完备的体系，以其原理来诠释他的世界；“狐狸”型则往往追逐许多目标，捕捉各种不同的经验，而不是依靠原则来理解生活。

钱学森二三事

    “钱学森身上有着最光辉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说。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说，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说。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说，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老化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都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通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版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