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的人文情怀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他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突出的是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他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不怕得罪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

    对于学生运动，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抓捕学生名单，以致激怒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有时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在与众多朋友的关系上，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潘光旦的最爱是藏书。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

    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费孝通说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获“罪名”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鼓动土家族知识分子和群众找中央要求自治”。这实在是不白之冤、是笑话。他是社会学者，民族学家，他只不过是根据自己所作的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向上级作如实反映，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而已，岂有他哉？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

这期间潘光旦的家被抄、被封，他只能蜷曲在小披屋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还是费孝通把自家没被封存的被子送来御寒。6月10日病情恶化，老保姆找来费孝通。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怀中告别了人世。

    1999年末，中央民族大学为潘光旦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他的皇皇十四卷本《潘光旦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关于潘光旦的研究正在升温。

    口衔烟斗的潘光旦，一脸的微笑，拄着双拐，穿过雾霭，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摘自《人物》杂志，有删改）

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年（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教，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维基百科）

袁行霈先生的诗意人生

    今年4月，是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先生的80华诞。著名雕塑家吴为山满怀敬意，为先生塑了一尊青铜头像。头像传神至极，眉宇间透露出他的慈祥、睿智、儒雅与清逸，让人联想起先生“如山峦之有云烟”的诗意人生。

    先生治学的领域很广，据《袁行霈教授著述目录》所载，各类著作30余种，主要论文70余篇，涉及文学史、文明史、文言小说、诗学、目录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而成就最卓著的还是中国古典诗学特别是诗歌艺术的研究。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先生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该书最大的特点是用诗一般语言来阐述诗歌理论，分析诗歌意境，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诗意的美感。

    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先生几乎倾尽毕生精力的研究对象，一部《陶渊明集笺注》，一部《陶渊明研究》，耗费了先生二十多年的心血。因此，这两部著作是陶渊明研究的重大收获，被誉为“集大成之作”。

    这些年来，陶渊明成了先生“多年朝夕相处的朋友”，笺注陶集成了他“跟那位真率、朴实、潇洒、倔强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诗人对话的渠道”。

    先生曾提出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八字箴言：“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他写有一篇学术随笔《学问的气象》，认为作诗讲究气象，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这分明是对学问诗一般的礼赞！

    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50余年。如今，已是北大名师的葛晓音教授曾撰文，深情回忆当年听先生讲课的情景：“他的课着重在诗歌的意境和艺术表现，正是学生们最为渴求的内容。而他的讲课艺术也和他讲的内容一样，非常讲究。节奏的快慢疏密、声调的抑扬顿挫，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让学生跟着他清晰的讲解进入意境。”

    先生每次讲课教室里都挤得水泄不通，连走廊里、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有时实在挤不下了只得临时换大教室。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幸福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因为这些光束的撞击而产生的灵感纷至沓来，一向寡言的我，竞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连我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从学生的颔首微笑中，我听到他们心中的回响。这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在组织一片和谐的乐音……”

    先生的课堂不仅在燕园，也延伸到了国际上。特别是近年来，先生主持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更是培养了许多在国际上传播中华文化的高端人才。

    先生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常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先生曾编辑过自己的诗文短札《愈庐集》，诗、文各一卷。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评论此书：“冲淡平和，乐观谦逊，诗意很浓。”

    先生效法古人作《论诗绝句一百首》，自先秦至清代，涉及历代诗人（或诗集），每人一绝，并有自注，相互映发。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正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其含蓄蕴藉之妙，比兴寄托之深，措辞炼句之精，涵泳玩味之趣，又非长篇大论所可比拟。”充分体现了先生的诗心与诗趣。

    袁行霈先生说“寂寞有时也是很美的”。先生在散文《黄昏》中写道：“黄昏仿佛是专为供人沉思的。书上的字迹渐渐模糊了，抬头向窗外望去，落日的余晖散射在天幕上，宛如罩上了薄纱。开灯还嫌早，索性掩卷闭目，在沉思中打发这白昼和黑夜交界的时分。”

    寂寞的读书生活在先生看来，竞充满如此“很美的”诗情诗韵。

（选自《党建》有删改）

相关链接：袁行霈的父亲是清末举人，长于诗文书法，后因病不能执笔，遂由他代写信札诗文，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大学毕业，被林庚教授选中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

（百度百科）

路遥的“平凡世界”

厚夫

    1986年夏，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大体有眉目后，路遥决定去南方的广州逛几天。一来，自己这几年埋头创作，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很敏感，亲自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走走，现场感受那里的变化，寻求心灵体验，对接下来的创作有好处；二来，即将开工的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北方城乡底层人物的梦想与追求，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如何把握？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在广州的每一天，他都把自己的见闻与观感写到笔记本上。笔记本写满了，他对同行的王天乐说：回吧，犁地的绳子等着我哩……于是，他们又回到西安。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准备工作也告一段落了。路遥又决定去一趟长安县柳青墓，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柳青老人。从文学起步的那天起，路遥就受到柳青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精神姿态，包括创作风格。这次，在《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创作之时，路遥去柳青墓显然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平平常常的祭扫。

    很多年后王天乐这样回忆道：“回到西安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县的柳青墓。路遥好像对柳青墓地特别熟悉，哪里又多长了几根草都能说清楚。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路遥在柳青墓前为什么放声大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什么？这些已经永远是历史之谜了。不过，按照路遥的性格来推断，他一定向柳青老人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创作决心。路遥经常给朋友们说，作家要突破的永远是自己；作家在拳击台的对手就是自己，要不停地战胜自我。柳青生前也经常告诫作家：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是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在长篇小说创作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之时，路遥虽是位精神硬汉，但也更需要柳青赐予特定的精神力量!

    路遥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虚拟文学世界中，与小说中的人物倾心对话。第二部是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北方城乡人物的奋斗与悲欢离合，该出场的人物都已悉数出场了，他们在路遥精心搭建的文学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故事在路遥的笔下不断延伸，人物在路遥笔下不断丰满，他的第二部不断接近目标。

    在第二部初稿的最后创作过程中，路遥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体变化呈加速度状态——苍老许多不用说，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眼睛仍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感到这来自身体内部的变化正在让所谓的“青年时代”在瞬间就此永远结束。他还吟起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写到最后，路遥大声给三弟王天乐朗读起来。他的眼里闪着泪花，王天乐的眼里也闪着泪花。路遥笔下倾注了无限情感的中国农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路遥《路遥自传》）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百岁巴金的最近十年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的文章的稿费积攒起来，不时捐献给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他连1998年4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活动中荣获“杰出贡献奖”而得到的一笔巨款，也以“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参观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 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 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的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这些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棵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的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为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巴金险情过去重返正式病房后，才被准许前去看望巴金。

巴金见到济生，禁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但无法更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济生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的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巴金最重友情，他的朋友也最多，虽在重病中，巴金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虽柯灵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隔了两天，济生又去病房看巴金，恰好小林正守候在巴金病榻边。他想起了前些日子读到的张光年在《沪苏日记》一文中说的“回想四月初巴老心情不好，拒绝吃药……”，就忙问小林是怎么一回事。小林说：“爸爸在险境过去，病情稍趋稳定后，从昏睡中醒来，看到自己眼前的处境，觉得自己没用，一切全听别人摆布，有违自己心愿，确实曾感到十分烦躁不安……”他明白了，巴金似乎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自我挣扎，终于又恢复过来了。

    现在，巴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按时看电视节目了，但小林她们仍让他听录音，为他放音乐。小林还特地打电话给音乐知音、家中藏有大量录音带的作家赵丽宏，请他帮忙。小赵很快给巴老送去二十盘录音带，其中有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作品。

    巴金终于和千万读者一起迎来了21世纪。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而今，巴金百岁大寿来到了。老人百年耕耘，果树遍地，在我们享受他的丰盛收获而感到无限欢愉的时刻，我们自己该怎样挺起腰来奋发图强呢？

（选自徐开垒《巴金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