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让世界无奈于我

沈青黎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而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的姿态自居，对自己的身份若即若离。而究其原因，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像许多同行那样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始终怀有“出离心”，懂得用内省的方式看自己。

    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却经常以戏子自居，他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号。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了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价钱他也不演，但一旦接下一部，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于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于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应该有自己的神韵，必须要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楚汉传奇》拍了六个月，陈道明就把里面的几套戏服穿了六个月，拍完戏回家，他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期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他自己。

    圈内的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钱，那其他演员会请些什么人？这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那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个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的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比如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天冷里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选自《读者》，有删改）

我与老舍与酒

台静农

    报纸上登载，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二十年纪念，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因为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一个人能不断的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我同他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刚在《宇宙风》上登完。他说，“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笑着，“嘻嘻”的─—他老是这样神气的。

    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的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那时他专门在从事写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太太温柔的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的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市，拐一弯，再走三四分钟路，就是他住家邻近的马路，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我认识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

    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以后回到故乡，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我第二年秋入川，寄居白沙，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但不久接他来信，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市酒家喝了。几天后，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席上有何容兄，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可是不让他再喝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没有去，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①，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三十年春天，我同建功兄去重庆，出他意料之外，他高兴得“破产请客”。虽然他更显得老相，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还患着贫血症，有位医生义务的在给他打针药。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单看他送我的小字条，就知道了，抄在后面罢：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以后，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这三年的期间，活下去大不容易，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罢，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应该有些慰安了，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战争以来，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至于穷喝不起，那又当别论。话又说回来了，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我竟说了一通酒话，颇像有意剔出人家的毛病来，不关祝贺，情类告密，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写作者，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现在发下宏愿要是不迟的话，还是学写作罢，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

    三十三年②，四月，于白沙白苍山庄

（注：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②本文写于1944年）

张岱年：士林楷模

    ①在《张岱年自传》前，他亲笔题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心有恒。”这完全可以作为张岱年一生的写照了。以下一些小事可以使我们对张岱年有更深刻的了解。

    ②1982年，张岱年与他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刘鄂培教授有过一次谈心。刘教授回顾往事时，说到自己在前半生的历次运动和改造中饱受磨锉，如今已经像河床中的鹅卵石一样，没有了棱角。而且还感叹道，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很难的。为了能够不随波逐流又不丧失良心，刘教授说希望自己今后能够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张岱年听了这番话，沉默良久，提起笔来写下了“直道而行”四个字。刘鄂培教授看过这四个字，深感惭愧，他说：“岱年师与我有相同的坎坷遭遇，他的胸襟如此广阔，精神境界如此高尚。这四个字体现出他的刚正性格，亦即岱年师人格魅力之所在。”

    ③张岱年为人谦虚谨慎。即使是对于《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得到学界公认的名著，他也总是会自觉地指出其中的不足，几次修订，每次书写序言，都会明确地指出书中的缺陷。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谦虚决不是刻意的造作，而是完全发自其内心的。

    ④张岱年生活非常简朴，在衣食住行上从不讲究。他几次迁居，住房都很狭窄，而且房中几乎都堆满了书籍。每次有客人去拜访，走进他的书斋，几乎找不到地方可以坐下。以至于大陆以外的学者像台湾的陈鼓应等拜访张岱年时，对如此大师竟居于这样的陋室，深为惊讶，后来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要求为张岱年解决住房问题。可据说张岱年对此从不抱怨，好像挺满足，也很习惯的样子。

    ⑤张岱年的穿着也是极为朴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好像只是一位平凡的老者，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曾忆道：“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看望他，在路上碰到了张先生，张先生正好从小商店里买好了馒头之类的食品拎在手里走回家，张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使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一位誉满海内外的大学者做着普通老百姓最平凡的事情，我想张先生这样恐怕在国内外学术界是少见的。”

    ⑥张岱年对于中国哲学史料的熟悉，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赞不绝口。他的一个弟子曾回忆：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十分熟谙，每提及历史上一个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材料，都能够做到背诵，从先秦到近代，先生如数家珍，使听课者感到先生对祖国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充满了感情！每当张先生开始背诵时，教室里便鸦雀无声；背诵完毕，教室里便发出一片轻轻的唏嘘声”。

    ⑦张岱年为人诚恳，对后学的培养和鼓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张岱年作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向他求教、请他审阅文章或者求他为自己的著作作序的人不计其数。他对此从不会拒绝，对于求教的稿子总是会认真修改，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影响了正常工作，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可见对于后学一片爱护、提携之心。张岱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学者和学生来听课。中国人民大学有位教师叫姜法曾，很认真地听张岱年的课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后来姜法曾把听课笔记做了细致的整理，张岱年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便是以这个笔记为基础完成的。不幸的是，这位姜老师因为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后来张岱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稿酬送给了姜老师的遗属，其余部分则购书送给每一个听这门课的学生，他自己则分文不取。

    ⑧季羡林与张岱年在清华时是校友，工作后又在北大是同事。两人友谊深厚，相互了解也深。季羡林曾在为刘鄂培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作的“序”中说，自己“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并称赞张岱年“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为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相关链接】①张岱年，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理论家。为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哲学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国学网）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选自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灵性鬼才黄永玉

    美丽的凤凰古城除了作家沈从文，还出了另一位奇人，就是画家黄永玉。他少年自学版画、雕塑、绘画、文学，皆造诣高深。他博学多识，才情非凡。历经世事风雨，却依然不改天真、顽皮、倔强、幽默的天性，被称为一代“鬼才”。

    少年辍学的黄永玉到过广州、上海、台湾、香港，干过苦力，搞过舞美，做过编剧，历尽了沧桑。在严酷的时代里，漂泊让黄永玉把世界看了个透，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对人生善恶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一样，黄永玉的画也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画纯水墨，淋漓尽致，不染丝毫丹青；需要用色彩了，又大红大绿大紫等“俗”色一股脑上来。国画讲求飞白，此中最显功力，黄永玉却丝毫不理会这些规则：“我的画没空飞白，要飞去自个脑子里飞去！”但他的另一类写意画，却异常地空，偌大的画面上只有一个极小然而特征极明显的人或物。兴致来了，皮纸、高丽纸，水粉、丙烯、国画色无所不用。反面泼墨，正面点染；巧拙互补，工写结合，一切出于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

    黄永玉刻版画出身，很早就被誉为“中国版画界三神童”之一。1956年，他在木刻艺术最炉火纯青的阶段，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这幅版画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传统木刻画崇尚黑白两色不同，他的版画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才32岁。

    受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新风格，而两次“丰盛”的欧洲之行也令其得益不少。从塞纳河到佛罗伦萨，黄永玉大量写生观摩，归来后又在万荷塘边苦练近万张白描荷花。借助西方绘画的冷暖色对比，黄永玉终于在造型、色彩与风韵上打通了中西方的经脉。他画的荷花就有着别样的美感：浑然红黄蓝绿，挥洒浓淡枯焦，最终呈现出的不再是寻常荷花高标独立的清雅之美，而是浓墨重彩的绚丽与灿烂。

    除了美的事物之外，黄永玉也和他所钦佩的大师林风眠一样，从不忌讳任何“丑”的事物。有一年，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到重庆旅行写生，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回到北京后，黄永玉好奇地跑去看展览，一看才知道，他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是被批得最严重的一个。“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猫头鹰事件被打成“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屋子，屋子光线很差，体弱多病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多方求治不见好转。黄永玉心急如焚，忽然灵机一动，在内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花草绚丽，艳阳高照，顿使满屋生辉。经常看着这幅画，妻子的病居然慢慢好了。

    有人问黄永玉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眯缝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腾地坐起来，把烟斗重重一磕，不耐烦地说：“过日子就是平平常常，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没意思。不要成天到晚地找意义。”

（摘编自《鬼才：黄永玉的旷达人生》）

【相关链接】①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而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摘编自百度《黄永玉简介》）②黄永玉在写作之余也常常读书，他认为读书对人生有着重要意义。在《书的回忆》这篇文章中黄永玉有这样的总结：“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就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耄耋之年的黄永玉》）

    我于1986年考入军艺文学系，比莫言低一届，他是师兄。当时，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莫言已成为很多文学青年的偶像。记得1986年我从广州军区去军艺参加考试时，在食堂门口遇见本军区的作家雷铎，他介绍旁边一个胖胖的人说：“他就是莫言。”接着我们蹲在草坪旁吃饭，因为当时文学圈流行一种“凭感觉写小说”的说法，而莫言的作品正成为这种说法的例证。我就问：“什么是感觉？”他狡黠一笑，回答：“都是瞎扯的。”实际上，他对家乡高密生活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对莫言最熟悉的，是他的军艺同班同学，后成为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朱向前。昨晚，我和朱向前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你知道莫言的笔名怎么来的吗？”“当时文学爱好者很多，但不少人是把文学当作名利的敲门砖，不去刻苦写作，而是到处清谈吹嘘。莫言虽然当时没有名气，但很看不惯这种风气，认为作家还是要靠作品吃饭，莫要靠嘴巴发声音。于是给自己起了这个笔名，正好也与真名管谟业音相仿。他的性格也是如此，平时很少说话。”

    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由著名作家、后任总政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将军领衔，创建了文学系。莫言当时是总参下面一个学校的副连级教员。他报名参加了几轮考试，也获得了通过。但不知何故，他却没在规定的时间来军艺报到。按规定，他就不能录取了。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样子，系主任徐怀中把他叫去，问他写过什么东西？莫言忐忑地从包里摸出1982年发表在《莲池》上的小说《民间音乐》递过去。徐怀中看完，用异样的神情望着面前的年轻军官，说很好呀，报到吧！就这样，莫言这匹“千里马”，让“伯乐”徐怀中一眼相中，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昨晚，我联系徐怀中，他正在广西休养，老部长对弟子的获奖表示祝贺，随后又淡然一笑说，我就不评了，现在应该让广大读者评说了。

    朱向前说，开学时，全班先自我介绍。他们看到许多当时军队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作家坐在面前，有李存葆、钱钢、李荃等等。数来数去，就他们俩是无名小卒。去饭堂的路上，他俩自然靠拢。朱问：“你写过什么？”“嘿，不值一提，我就是来瞎混的。你呢？”“我从福州军区来的，写过点小玩意。”

    军艺的学员宿舍是四个人一间，在这种环境下，莫言无法安静地写作，于是就在文学系的梯形教室里写。每天晚上，同学们有的外出访亲探友，有的喝酒侃大山，有的看书，只有莫言，躲在教室里一写就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不排除有人背后讥讽：这能成吗？但莫言很快就开始爆发了。从1985年开始，他陆续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枯河》《红高粱》等。国内文学界到处在打听：谁是莫言？他是干什么的？当知道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的学生时，许多杂志的编辑以及文学爱好者，都跑来狭窄的宿舍，找他约稿，探讨文学。他只得躲起来。1986年，著名作家张洁应邀来军艺上课，她说她刚从法国回来，外国的作家问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她说：出现了莫言。

    而朱向前则凭借同窗好友的关系，成为最早评论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他从1986年开始评莫言，《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评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堤岸之间》成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人民日报》在1986年12月首次评价莫言也是朱向前的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而最早预言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是朱向前，他在1990年任军艺文学系教授时，就在课堂上说，莫言的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农村，但深刻的人性刻画，生动的语言描绘，已超越国界。他将成为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如此大胆的预言，使他受到很多质疑。但近来，朱向前接到无数电话祝贺：“你的预言应验啦！”

（摘编自《中国日报》，作者张晓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