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

    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

    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强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早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再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路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勾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郎平传》等）

【相关链接】排球协会一个电传一个电传的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

    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

冯其庸先生：荷蕖发幽香 昭然历劫新

黄殿琴  孙维媛

    很难用“某某家”来确切框定冯老的身份。如果说他是一个画家，那他的书法作品严谨而潇洒豪放，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和书卷气；如果说是书画不分家，那他在诗词上也颇有建树；如果说诗书画本是一体，那他同时还是优秀的摄影家、戏曲评论家，甚至是一位探险家。他属于这些集合的交集，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他却拜托媒体不要再用这样的称呼，并幽默地说，要是“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自己倒很符合。

    而作为红学家的冯其庸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等专著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近30年来，中国红学界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都有他的功劳，比如说中国红学会的创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创立，《红楼梦学刊》的创立。就学术研究本身，冯其庸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事、祖籍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究，也卓有成就。

    冯老回忆说：“中学有一位范先生叫我读《红楼梦》，我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觉得婆婆妈妈。我喜欢《三国演义》、《水浒》，看这个觉得没劲。”那时候冯其庸19岁，年少的他热爱读书，却和《红楼梦》擦肩而过，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与红楼再续前缘。1954年，冯其庸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正好赶上批判新红学派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冯其庸不得不重新读起《红楼梦》。这一看，就再没放下。一本书如同一个人，认识与熟悉以至于了解一个人都不难，而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却是不易之事，但如果你和他有着相似的经历，彼此之间心灵就有了契口。

    真正让冯其庸与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产生共鸣的，是在抄写《红楼梦》以后。“文革”一开始，冯其庸被打倒。他怕红卫兵抄家把书抄走，就偷偷抄了一本《红楼梦》保留下来。这项抄书工程是秘密进行的，每天夜静人深后，冯先生就挑灯夜战，每次抄几个小时，抄不动了就睡觉，第二天再去挨批。整整一年，冯其庸按照《红楼梦》的原行原页，用朱墨两色抄成，一共16本，终于在1970年下放前抄完了。在那个雨夜，冯其庸在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又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些经历也让冯其庸先生对曾经觉得没劲的《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生的遭遇啊，你了解曹雪芹一家的遭遇就知道了，《红楼梦》实在是辛酸得很。等到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以后再看《红楼梦》，觉得《红楼梦》写了多少他个人的辛酸，尤其他隐蔽写的，当初看不出来，后来慢慢看史料以后慢慢地懂了。”

    冯其庸先生研究《红楼梦》从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基本方法是用古文献结合地面调查、地下发掘。他对《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从而对曹雪芹的祖籍也得出了确凿无疑的以信史和实物为根据的新的结论，这就是辽宁的辽阳。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是另一个重点，他深入研究，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由于怡亲王府抄本由曹雪芹原稿直接抄录，己卯本等于是保存了《石头记》原貌。而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揭示。由此冯其庸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

    冯其庸，涉足领域之广、造诣之深，后学难望其项背。没有肝胆人生，哪有血泪文章？只有把今天铸成青铜才无愧那一沓厚厚的历史，冯老就是这样做的。

相关链接：①其庸192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困家庭，少时因家贫多次失学，但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后来由中学教师奉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这也得益于他喜欢读书的习惯。（摘自《百度百科》）冯其庸在一篇评析曹雪芹生平的文章中说：“在我看来，曹家的飞黄腾达，宾客盈门，固然是对曹雪芹的培养，而曹家的衰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培养’。”同理，冯其庸遭受的苦难，何尝不是造物主按照特定的意志在对他精雕细镂？（摘自卞毓方《京东瓜饭楼》）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傅抱石

叶兆言

    我不懂画，谈画家只是把画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欣赏。傅抱石是首任江苏国画院的院长，在南京待了许多年。傅抱石的故事中，屡屡要被南京老一辈文化人提起的，就是他爱喝酒。他有一方印章上写着“往往醉后”，这真是非常有趣的酒徒表白。

    我不知道傅抱石最后是不是死在酒上，我只知道他死于脑溢血，自然是十分意外的，在同一个月里，他还去了上海，拟为新的国际机场作画，可是在月底，便死于南京寓中，终年只有61岁。

    傅抱石是苦孩子出身，他的父亲流落南昌以修伞为业。他读小学的时候，发现同学们的书包里都带着一本小康熙字典，羡慕得眼睛发亮。后来傅抱石生了一场不小的病，在病中最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这本小字典。一本小小的字典成了傅抱石童年的全部理想和寄托。他的父母不忍心，咬牙买来了小字典，有了小字典，傅抱石的病也好了。

    用天才来形容大艺术家，是一个最俗气最没见识的着眼点。一个人所以成了应该成的样子，首先是因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行家来说，傅抱石被人津津称道的，是那种破笔尽情挥扫涂抹的“抱石皴”。这是傅抱石能成为一代宗师最独到的地方。傅抱石早年迷恋石涛，曾编过《苦瓜和尚年表》，以后又完成《石涛上人年谱》。然而他仅仅“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很难说他的画哪一笔是石涛的。没有自己的东西，永远成不了大画家。傅抱石17岁时自号抱石斋主人，从此“抱石”逐渐掩盖了他自己的本名。他去日本留过学，学成归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以后名气越来越大，酒也越喝越多。傅抱石的画现在已成收藏的大热门，往通俗里说，他的画如今很值钱。1984年，他的《唐人诗意》以港币160万元卖出，到了1989年，《九张机图》又以310万元港币成交，这些数据都是包装傅抱石画的最好材料。

    关于傅抱石，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他的画外功夫。他除了把主要精力用在绘画上，竟然写了近二百万字的文章。傅抱石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应景之作，很多文章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像《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和《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一些即使丝毫不会绘画的人，凭这样的论文，也足以去混一个大教授的头衔。

    1933年，年轻的傅抱石还在日本留学，日本的一位美术史专家伊势一郎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画史，这篇文章引起轰动，被誉为划时代的著作。傅抱石细读了这篇文章，发现许多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当即写了批判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面。到了抗战期间，傅抱石又在那篇批判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上。文章发表后，对当时的抗日宣传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被称为“在学术上也战胜敌国的重要发现”。

    “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画家的名气，都是因为他们曾在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作画，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留下自己的一幅画。我最早知道傅抱石，就是通过他和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代表作，事实上，这幅将近五十平方米的巨画，只是傅抱石完成的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有趣的是，这幅画的整个创作过程，对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都是新尝试，因为新，所以趣味盎然，笔有一米多长，像一把大扫帚，调色用大号的搪瓷脸盆。

    傅抱石的幸运是他躲过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前，他已经离开人世。对1949年以后出现的新中国，他始终充满激情，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情况的发展和自己预料的完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然而，即使他已经死了，也逃脱不了他画过许多黑画的罪名。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第一师范期间傅抱石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瞎尊者传》中的“我用我法”时，傅抱石茅塞顿开，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欣赏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傅抱石先生与他的国画》）②近来，我常常喜欢把别人唾骂的“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

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

    2000年3月4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已与癌症搏斗了30多年的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女士与世长辞了。同五年前逝去的丈夫——著名生物学家曹天钦一样，她遗嘱中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是中国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谢曹两家是世交，谢希德与曹天钦青梅竹马，抗战爆发前，谢家从燕京迁往福建，两人鱼雁传书，联系不断。

    谢希德从小体弱多病。1938年，17岁的谢希德患了股关节结核，她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四年，每天都坚持学英文、读书。病愈后，谢希德落下了终身残疾——她右侧的股关节已损坏，右腿从此不能弯曲。

    不久，这个纤弱的、行走艰难的东方女子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扎实的英语基础，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

    1946年春，曹天钦赴英深造。走之前，他前往福建看望恋人，并正式向谢希德求婚。尽管她因病留下了残疾，可在曹天钦的眼里依然美丽如初。1951年，这对有情人双双学有所成：谢希德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曹天钦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

    当时，美国已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1951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宣布：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准许返回新中国！曹天钦和谢希德认为，学成归国，报效中华，是义不容辞的使命。谢希德以结婚为由，从美国去英国，并在英国举行婚礼。

    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决定返回祖国。当时已在南洋的谢父极力反对他们回国，希望女儿女婿留在国外从事科研。一边是谢父的反对，另一边是祖国的召唤，面对两难抉择，曹天钦和谢希德最终选择了祖国。1952年秋天，他们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没料到，此次与老父亲一别，要再相见已绵绵无期。几十年后，她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此生最大的憾事，就是父亲一直不满意我的婚姻。但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是拥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美满温馨的家庭。”

    谢希德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复旦校园里度过的。1966年，她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当时“文革”已经开始，手术后不到一个月，“造反派”就强令她出院，回学校接受批斗。“造反派”给她规定了每天到校的时间。一天，在拥挤中上汽车时，她伤口破裂，疼得她大汗淋漓。为了准时到校，谢希德不再乘车了，每天拖着残腿步行到校。

    即使如此，她依然牵挂着科研，也就是在那时，她的科研方向开始由“固体物理”转向了“表面物理”。

    1977年8月，谢希德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随后又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尽管她身居高位，但在复旦人的心目中，她依然是一位平等待人的良师益友，是可敬可爱的老太太。她不厌其烦地为许多学生和同事纠正论文及信件中的英语拼写错误；她每次去北京开会，总要给爱集邮的同事寄首日封；她喜欢看足球，世界杯赛刚开始转播，她就把儿子班上的球迷请到家里来看电视……

    如今，谢先生走了，她用她的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熟悉她的人，她是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

（选自张联《新浪博客》2013年3月4日）

相关链接：①复旦大学80年代初出国的学者，大部分是由谢希德送出去的。那时“文革”刚结束，当许多人还对“外国”两个字避之惟恐不及时，谢希德却毫不犹豫与国外积极联系，把复旦师生送到国外去深造。后来据海外许多学者反映，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才突然接触到许多复旦学者，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复旦因此在国际上声名鹊起。“送师生出去，让知识回来”，谢希德送出去的师生几乎在留学期满后都回到祖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国家的栋梁。

（选自《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②1999年，谢希德应邀担任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委，并修改书中的两篇科学小品。她深知即便是科普文章也不能不讲准确性。谢希德修改文章也像做科学实验一样，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如某作者混淆了“硅片”和“芯片”这两个概念。芯片是硅片经过多道程序加工而成的，她特地画了一个简明易懂的示意图供作者参考。另一个地方，作者为求形象生动，用“指甲大小”来描述一个面积概念。不同人的手指甲可能差别很大，即便是同一个人，大拇指和小拇指的指甲大小也并不相同。谢希德根据实际情况把它改成“一厘米见方”这样较为准确的写法。求真的科学态度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谢希德对此更为看重。

（摘编自王增藩《谢希德传》）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2年，黄大年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

    在海漂的18年里，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4月，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并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啊，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那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一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黄大年常说的话。他在回国后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摘编自《吉林日报》2017年3月1日《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6月底，黄大年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孟海鹰《黄大年：放弃国外豪车豪宅回国任教，填补诸多空白》）②“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