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菌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在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路遥传》问世，揭秘路遥“不平凡的世界”

    《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姗姗来迟，省作协副主席厚夫说他用了近十年时间来准备和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完成《路遥传》是厚夫的使命。上延川中学时厚夫就听着老师们说“我们路遥”的故事成长。厚夫曾请路遥到学校做讲座，路遥也曾写信推荐他进延大任教。厚夫参与筹建了路遥文学馆，如今他又一次与路遥产生交集，写出这本志在“信史”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

    年轻时仰望路遥，但写传记时要理性

    谈到为路遥立传，厚夫说路遥是他的文学偶像，“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我们少年梦的形成，人生的展开，均与路遥、曹谷溪、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引导分不开。路遥是我们延川县中学的校友，他的人生经验与文学影响着我和我的同学们。我外公是路遥的‘忘年交’，因此他与我这位文学青年的交往是不设防的。他真心实意地帮助我，甚至专门写信推荐我。”延大是路遥的母校，这使得厚夫研究他的文学创作有诸多便利条件。

    为何为路遥立传用时多年？厚夫说自己年轻时更多是仰望路遥。“但是，撰写他的传记却不同，情感上要理性，材料上要准确，不能有一丝含糊。作为传记，它有信史的价值，作为文学，它有艺术的功能。这样，我首先要写成一部有学术价值、能够靠得住的‘信史’。要写出一本‘信史’，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路遥病逝后，社会上出现大量回忆文章，这虽有助于传记资料的收集，但是，许多撰写者按照自身的立场叙述事件，既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亡者讳’的情况，也存在着记忆不准与夸大事实等情况。这就要对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盲目引用。为了弄清楚某些小问题，我多次查阅各种资料、多次走访回忆者了解情况。”

    路遥人生路上，有五个关键性节点

    在厚夫看来，路遥的人生道路上，有这样五个关键性节点。

    一是1957年秋被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为子。幼年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是在延川接受完整的小学到初中的教育，对于培养路遥的人生志向提供了重要条件。少年时代的路遥不仅衣服破烂，而且还经常吃不饱，经常饿得发晕。但是，他却在去县城的文化馆与书店阅读中不断丰富自己。

    三是路遥在历经一次极速的“青春过山车”后，开始用文学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1966年夏，路遥在初中升中专考试中，考取了当时的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农家子弟要是考到中专学校去，就意味着鲤鱼跃龙门。然而“文革”爆发了，一心想要跳出“农门”的他，又一次以“返乡知识青年”的身份背着铺盖回到农村。

    四是路遥在1973年被推荐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继而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当编辑，使他有了文学远征的条件。

    五是在新时期，“农裔城籍”的路遥找寻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区位。

    路遥身在“城籍”，却是“农裔”，他的根尚在陕北农村。他在“城乡交叉地带”思考当代青年的命运，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其中篇小说《人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走的是这条路子。厚夫说他正是通过这些节点，书写路遥的人生状态。

    尊重读者的作者，读者才会尊重他

    应该如何评价路遥在当下的价值？厚夫认为一方面，路遥作品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尊重读者的作者，读者才会尊重他。读者让‘路遥热’一热再热。另一方面，路遥长期主动沉潜到生活中书写人民大众情感的担当精神，也正是当下的作家们应该学习的。”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才、胆、力、识”分不开。厚夫说如果没有路遥当年决绝般的坚持，《平凡的世界》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不会面世。“路遥是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六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既能忍受创作过程中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与寂寞，也敢于迎风而立、挑战‘唯洋是举’的文坛风气。”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摘自《路遥自传》）②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即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摘自百度百科）

童年经验赢得世界共鸣

李峥嵘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在宣读获奖结果后，如此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他的作品也非常美丽，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儿童读者的广泛喜爱”，“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

    曹文轩能获奖，是因为他笔下人物的童年生活具有浓郁的中国味道，又从这种独特的经验中提取世界性的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情怀。

    曹文轩是一个自觉使用童年经验的作家，曾在最广为流传的小说《草房子》里写道：“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曹文轩的家乡苏北，以穷而出名。贫穷的记忆极深刻。他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整天喝稀粥，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所谓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但，家人在困难中的坚韧和无尽的爱又给了他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他的老祖母是一个聋子，日夜思念上大学的曹文轩。她守在大路口，等待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慈爱的老祖母可以说是曹文轩作品中慈爱的祖辈的灵感源泉。形神憔悴的父亲忧心忡忡地背着病入膏肓的他行走在城市与乡村，则写进了《草房子》。他所有作品中最沉重的

    《青铜葵花》，更多地封存了与妹妹的童年生活。曹文轩作品写的是中国故事，故事背后却是人类主题。“比如，描写的父爱，任何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但是那样一个关于父爱的故事却只能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之下。我们必须将笔触探到人性底部，那里有共通的人性，有人类共同的喜怒哀乐、共同的向往和情怀以及共同面临的苦难。”

    上一任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玛丽亚·耶稣·基尔曾评价曹文轩作品深刻地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并且能以充沛的情感打动孩子，帮助孩子永远满怀希望地直面生活。曹文轩的合作者、德国著名插画家索尼娅·达诺夫斯基谈到她为曹文轩的《草房子》创作插画时的感受说，她不止一次地为《草房子》中的人物和情节所感动，甚至产生了想为《草房子》的每一页内容创作插画的冲动。

    曹文轩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例如他的作品有“水”的意象，他生长在江南水乡，傍水而立。“水，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他也乐意用水来比喻自己的个性，有弹性，遇圆则圆，遇方则方。但是作品却坚持“洁癖”。他不会像有些成人文学采取自然主义的写法，“我写不了苍蝇，写不了鼻涕，写不了粪便，写不了腐烂的老鼠。”不搞语言实验，不会写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肥大的笑容”这样一个句子。更不会搞意识流、时空倒错、人称的随意转换等现代派手法的。“我成不了现代主义者，更成不了后现代主义者，我永远只能是个古典主义者。”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说，当前儿童文学十分繁荣，题材种类丰富多彩，但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坚持写实风格的作家中，曹文轩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不仅打动了无数中国小读者，而且感染了国外读者，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节选自《曹文轩为什么能成为安徒生奖中国“第一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曹文轩的作品往往有一种“悲伤”的色彩。有孩子问：“曹老师，您的作品为什么总是悲伤的？您为什么不为我们写一部快乐的作品？”曹文轩说，生活中除了快乐，还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也是需要接触和了解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公认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恰恰是悲伤的，而不是快乐的。“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描写苦难，穷困的生活、经历磨难的人们、物质匮乏的乡村……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过各种厄运的民族，但很多年后再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人们在磨难的同时，也收获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从苦难中升华出的真善美的人性——曹文轩称其为“悲悯精神”。（摘自《曹文轩为什么能成为安徒生奖中国“第一人”》）②“五七干校”时期的江南水乡农村，城市女孩葵花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来到了乡村男孩青铜的家，成了他的妹妹。聪明而心地善良的哑巴青铜，因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妹意识到自己作为小男子汉的责任：家里只能供一个人上学，他把机会让给了葵花；为了让葵花能照相，他冒风雪站街头卖芦花鞋，而懂事的葵花不照相，省下钱来买纸笔教青铜识字。灾年没有吃的，他想办法挖芦根、抓野鸭给葵花解馋……在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岁月里，一家人互相扶助，从容地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们乐观地生活着，而在女孩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她召回到她的城市。从此，这两兄妹天各一方。（摘自《青铜葵花》内容简介）③“自然主义”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它反映的是随便观察到的庸俗的自然。（摘自百度百科“自然主义”释义）

倔强诗人牛汉

    牛汉，一个粗犷野性倔强的名字，我没想到他的外表也是粗犷的，身材高大得像个体力劳动者。83岁了，有些驼背，就像牛弓起背一样。脸黑黑的，轮廓分明，苦难的岁月在上面留下深深的痕迹。如果他走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人们会认为是个乡夫野老，绝对不会想到是个大诗人。

    他的话从不带拐弯，是直着从肚子里出来的，思想和情绪都那么外露。

    交谈中老人多次提到冯雪峰，我问：“您和冯雪峰私交很深吧？”我约略知道牛汉与冯雪峰原是同事，并为冯写过诗，而且写的这首《半棵树》编入新近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我说：“说一说怎么写《半棵树》的吧。”

    “那是1972年，在湖北咸宁，我们在一个连劳动，但不在一个排，经常见面。他干活不偷懒，还光脚下地呢。有一天，记得是夏天，他穿了件单薄衣裳，袖管裤管挽起来，露出细细的胳膊和腿脚，瘦骨嶙峋，站在水边，我联想到山坡上一棵树──是半棵树，被雷劈了一半，就写了这首诗。可惜他没熬到‘文革’结束。”

    我想，牛汉不也曾经是暴露在荒原之上雷电之下的那伤残的半棵树吗？

    老人回忆“文革”，又引出了初中新教材课文《华南虎》的写作话题。“那是1973年6月，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麦收后休息几天，我跟另外两个人以去韶山革命圣地参观为借口，坐火车去了桂林。到动物园，看到一只大老虎，我震动了。”他至今还记得老虎的样子：背对着观看的人们，不愿意理睬，“那趾爪破了，流着血，流着血啊，墙上也留下血印。”一时间，牛汉仿佛看不见周围的人群，听不见人们的声音，心里只是震动着、摇曳着，感应着老虎的内心痛苦。“我看着老虎，就想到我自己，我就是那只老虎啊。”他当时萌发了写这只老虎的冲动，回到咸宁便落笔成诗。

    《华南虎》讲述着笼中老虎的痛苦和绝望，最后写了幻觉：“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这里既是幻想又是事实，事实就是当时他听驯养员说老虎不叫则已，一叫声音大得很，好可怕；幻想就是最后的描写由静到动、由悲哀到振奋，展示出气冲霄汉的气概。他写这首诗，是用语言文字和行动来证明自己精神意志的不可摧毁。

    《我的第一本书》是又一篇初中新教材中的课文，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感应到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梦幻。”说是没有幽默，可是文中处处显出幽默，记得选编教材讨论课文时，这篇待选课文中的幽默情景让所有在座的人都乐了。

    牛汉十五岁参加革命，背井离乡，一去不复返。他小时候的“幽默”故事刚一开始便告结束，“荒寒的”景象紧随了他的一生。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悲观过，我一直乐观，我相信自己没错。”“我写了一辈子诗。我的诗与我的生命不可分离，诗不是我的第二生命，而是第一生命。”这是牛汉在会上吐露的真言。

    他还讲到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过时诗人的言语交锋。对方说：“牛汉，你一惯写的是小我。”牛汉反问：“你写的是什么？”“我写的是大我。”牛汉怒气冲天：“我的小我是有理想有志气、有血有肉的人！你的大我是无血无肉空空的什么都不是的人！”又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汉从北京城东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赶到会场，迟到了。此人又莫名其妙地批评道：“牛汉，这么多人等你，你总是自高自大。”牛汉本来已经坐下，马上站起来说：“我长得高大，就是自高自大。”我想，这恐怕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且是两种思想之争，两种人格之争。

    牛汉真的从来就没有“悲观过”吗？在这次诗歌研讨会上，老人回忆往事时情难自已，对着众人痛苦地说：“我一生的教训太多了，太多了，唉……”声音沉下去，脸也低下去，几乎要落泪了。

    首都师大吴思敬教授说：“牛汉先生有骨气，敢说真话，没有奴颜媚骨，这是当代中国文人最缺少的品格！”

阎肃：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棵“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

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