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耶伦：百年美联储首位女掌门

周有恒

    耶伦于1946年8月13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大家庭。尽管她家居住的山脊大街位于一个工人阶级聚居的小区，但其家庭经济状况却高于普通蓝领——她的父亲是一名家庭医生．母亲曾是教师，后来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孩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耶伦拥有了接受良好教育、进入上层社会的条件。

    由于耶伦的父母重视孩子的学业，加上刻苦努力，耶伦自幼成绩优异。在位于布鲁克林贝伊里奇的汉密尔顿堡公立高中就读期间，这个长着一张可爱小圆脸的女生几乎样样在全年级拔尖，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在毕业典礼上，耶伦被推荐为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代表。

    或许是受精于管理家庭财务的母亲的熏陶，耶伦中学阶段就开始对股票、投赍等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上大学时她选择了经济专业。在听过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演说后，耶伦被其学术成就和公众服务精神所折服，决定在经济学领域开创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在走学期间便渴望有朝一日能到美联储工作。

    1967年，耶伦以优等生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赴耶鲁托学，师从托宾，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后，媒体在报道其求学经历时讲述了一个细节：耶伦当年对托宾非常崇敬，听课时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句话。她在上托宾的课时记的笔记非常详尽，被一起学习的同学奉为圭桌而传阅。这种认真仔细的作风被耶伦带入日后的从业经历——每次美联储会议，她总是带着细心推敲过的书面评论，小心翼翼地用 略带鼻音的布鲁克林口音宣读这些意见。

    耶倍于1971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在此期间，她 发表了 涉及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位思想敏锐、备受尊重的学者。在哈斯商学院任教时，耶伦因教学认真、治学严谨，两次荣获该学院的“杰出教学奖”。

    身为经济学家及经济学教授，邢伦在学术传承上继承了托宾的衣钵。像她的恩师一样，耶伦的学术研究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侧重于失业问题的起固和成本。她也十分认同托宾关于政府．尤其是央行可以帮助缓解失业的观点，一贯主张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应对高失业和低增长问题。

    2001年，他的丈夫阿克洛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写道，他和妻子不只是性格方面相辅相成，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看法也总是非常一致，唯一的分歧在于，耶伦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比自己更高一点。

    尽管学术成果丰硕，职位不断升迁，耶伦却并未丢弃自己的女人本色，她非常善于保持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虽然工作繁忙，但耶伦仍然坚持自己照顾儿子。她性格温柔，热爱生活，喜爱美食，厨艺也不错，与丈夫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朋友们认为，“她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而且她在生活上很幸福”。

    耶伦在美联储内“冒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时任美联储主席史伦·格林斯潘声望和权势如日中天时期，但“小字辈”的耶伦竟然敢于多次与格林斯潘公开争辩，要求设定美联储容忍的通胀上限，认为偏低的通胀目标总好过对通胀的零容忍。这种勇气和见识令格氏对其刮目相看。

    在随后的日子里，耶伦又几次在关键时期显示出她的远见卓识。2004年和2005年间，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明确表达了对住房市场的担忧，但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蒙都不认同她对形势的判断。耶伦属于最早发现美国楼市泡沫问题的美联储官员。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耶伦也是对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看得 最清楚的人士之一。当时的许多美联储官员觉得，次级抵押贷款只占垒部抵押贷款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不足以造成重大的经济破坏。但是耶伦指出，金融市场中与次贷相关的衍生品工具的复杂体系，可能导致银行对某些借款人的脆弱性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大举撤回信贷，酿成一场大破坏。

    为了帮助耶伦扫清通往美联储主席宝座道路上的障碍，参议院的一些民主党议员随后还向奥巴马施加了更大压力——他们扬言，如果总统执意提名萨默斯，自己将投 反对票。群雄逐鹿的最终结局初现端倪——为免于党内出现重大分歧，令奥巴马总统陷入难堪境地，萨默斯于2013年9月15日宣布退出角连。于是，耶伦便成 为公认的领跑者。

    2014年1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奥巴马总统对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她于2014阜2月1日正式接替本·伯南克，成为美联储一百年历史上首位女掌门人。（《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

李满星

    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日本威胁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适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适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收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并未得到当时热血的留学生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胡适悲愤不已。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

    1937年盛夏，庐山显得比入年更加热闹。胡适胸佩“五老峰”徽章，心事重重地从北京辗转来到庐山，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

    早在1928年4月7日北伐全面胜利、南北一统之际，胡适就曾到过庐山浏览。那次，胡适心情愉悦，访古探幽，兴味盎然。游览陶渊明故里的陶公祠后，胡适还戏作《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次，是胡适二上庐山。他既没有第一次上庐山时的闲适，也无重游名胜访古探幽的雅兴，而是心事重重。

    7月14日，蒋介石请胡适喝茶一叙。胡适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蒋介石为之动容。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民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以及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的决定。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就在这一天，胡适忍辱避战的是彻底动摇了。

    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事爆发。至9月初，上海战事持续一个月，胡适看到军民抗日士气之高涨，思想开始发生很大转变，认为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从此，胡适抛弃了避战求和的梦想，认为“和比战难百倍”，思想开始走向苦撑待变。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日本一战到底，并决定委派胡适出使美国，争取援助。

    1937年9月26日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一下飞机，胡适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午餐后，他立即到大中华戏院发表《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侨胞。30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在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能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去拜访罗斯福总统。胡适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和罗斯福是同学，加上当时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视其为上宾，关切地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到1937年11月底，胡适创下五十一天行程一万零六百英里，演讲五十六场的纪录，累得四十六岁的胡适在当年年底就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至第二年7年，他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驻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观。

    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一任驻美大使。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开始进攻广州、武汉。胡适可谓率命于危难之间。1938年10月5日，胡适第六次到美国，但这次身份变了，他这次代表的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自此，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的抗战外交开始了。10月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他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罗斯福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

（节选自《胡适：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有删改）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的写，而是一辑一辑的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今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当代李清照”一一沈祖棻

    一提到沈祖棻（fēn），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要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吴宓曾盛赞沈祖棻：“棻词殊佳，宓所识女中第一。”

    沈祖棻1909年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1932年，这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愤然执笔，以一阕《浣溪沙》，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那是南京被日机疯狂轰炸后他们的匆忙避难之地。抗战期间，他俩辗转在成都、乐山等地的几所大学任教。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祖棻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备受干扰：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 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在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她那首读来辛酸的七律，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祖棻却于1977年不幸死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

    沈祖菜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沈祖棻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外孙女）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不要忘了，那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能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假如李清照、沈祖棻们有幸一直安享太平安闲岁月，比如，早上慵懒醒来，闲看帘外绿肥红瘦；或行舟至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那么，诗词写得清浅、纤柔些又何妨呢？所谓的诗家之幸，不要也罢。

相关链接：①沈祖棻，字子苾，笔名绛燕、苏珂。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词人、诗人、文学家，文论家，著名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有“当代李清照”美誉，与丈夫——著名文学教授程千帆合称“程沈”，曾被师友赞为“昔时赵李今程沈”。②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